我国自古便有在清明节种树的传统，书中有言：“万物生长此时，皆清洁而明净。”古人在清明节植树，不仅因为此时春回大地、万物复苏，树的成活率更高，也是以种树的形式追思故人，抚慰人们心中对逝者的悲痛之情。正如归有光所言：“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
除了寄予思念之情和保护环境，树同时也极具生命之美。在摄影师的镜头下，自然生长的树充满秩序和形式美，树木繁茂的枝条在画面中伸展开来，在逆光和夸张的构图中也可以成为摄影中绝对的主角，既可写实，又可写意。
迈克尔·肯纳的极简之树
2002年的冬天，在北海道屈斜路湖边，迈克尔·肯纳遇见了此生最难忘的一棵树。据迈克尔·肯纳回忆，那个早晨异常寒冷，大片的雪花在风中乱舞，湖面完全变成了白色，只有偶尔出现的天鹅的刺耳叫声才能打破这天地之间的冷寂。湖边一棵随风而倾的树，像一株特大号的盆栽，优雅又充满形式感。眼前的这一切像是一幅日式风格的版画。自那以后，迈克尔·肯纳每年都会去拍摄这棵树，直到2010年这棵树因安全问题被砍掉。
迈克尔·肯纳早期拍摄了大量工业城市题材的作品，2000年开始拍摄亚洲的自然景观，并慢慢转向极简主义风格。迈克尔·肯纳镜头下的树并非气势磅礴、稀奇古怪的树，而是生活中常见的、普通的树。他将这种“普通”提炼、抽取，然后概括出其中共性的，或是最有象征意味的东西加以表现，客观存在于自然中的树犹如一幅水墨画般。迈克尔·肯纳将树置于照片中间雨雾缭绕的地方，让树步入神奇、诡异、梦幻般的境界中，赋予树一种神秘、空灵之感。在构图上用东方美学的方式，让照片具有一种静谧而悠长的气氛。正如批评家马克·约翰斯通所形容的“带有不详之音的宁静的视野。”
在一次采访中，迈克尔·肯纳说道：“我试图在作品中呈现一个宁静而孤独的绿洲，希望看到最终成片的观众能够通过观看进入我所塑造的绿洲。这个快节奏的多彩世界，满是诱惑，无比喧闹。我希望从混乱中创造秩序，从世界庞杂的背景音中寻找安静。在我的作品中，情感上的暗示比一笔一画的准确描写更重要。”
曾忆城的水墨之树
与迈克尔·肯纳的黑白极简主义不同，曾忆城的作品更具水墨意趣和古典意象，在舶来的影像文化中融入本土、传统的方法。曾忆城摒弃了丰富的色彩，几乎仅采用黑白灰三色，消解了浓烈色彩可能带来的刺激和干扰。各种各样的枝干遒劲地凸显出来，极度清晰的结构让枝干变得抽象，熟悉的树变得陌生。曾忆城用平面化视角将景物置于全景式的、二维的留白里，甚至将观者的注意力吸引到这些留白上，它不再是一种缺位，而是一种存在，与其衬托物一样躲不过被欣赏的可能。
曾忆城不断回忆黄山影像的拍摄过程，快门所及并非在实景记录，而是某种隔世相逢的默契：梅清、石涛、八大、戴本孝......通过镜头与十七世纪的艺术大师们进行了一场黑与白的“交流”。
傅拥军的西湖之树
2009年，傅拥军凭作品《西湖边的一棵树》获得第52届荷赛自然类组照二等奖。《西湖边的一棵树》被称为荷赛中的“中国文人照”，让一棵树充满了人性的意味。
在《一席》中，傅拥军讲述了《西湖边的一棵树》的由来。因为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一位外国摄影师曾在1978年的时候拍过西湖边的一棵树。出于好奇，傅拥军来到西湖边进行调查，希望找到摄影师拍到的那棵树，遗憾的是他失败了。但是傅拥军也因此产生了一个念头：我平常也在西湖边拍过很多树，要是以后也有人来找我拍的那棵树，我觉得会蛮有意思的。于是西湖断桥下去第十棵桃树成为傅拥军镜头中的树。
这棵无名的、普通的桃树便成了主角。桃树两侧是公园里常见的长椅，前面是西湖。傅拥军在固定的位置拍摄了上千张照片，一年四季，桃树、长椅、西湖都不曾改变，来来往往的行人却讲述着各自的人生。其实傅拥军所拍的树平淡无奇，既没有诗情画意也没有巍峨壮观，他只是用默默地记录着这棵生活中再平凡不过的一棵树，但是人们可以在他的照片中看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当照片积累到一定数量时就有了说不完的故事，也在不经意中道出了宇宙万物的成长和衰落。
杰里·尤斯曼的超现实之树
杰里·尤斯曼堪称暗房特技大师。在他的照片中，常常出现树木、森林等元素，通过多架放大机将不同底片上的影像叠合在一幅画面上，从而产生象征、变形、夸张、抽象的荒诞效果，杰里·尤斯曼凭借精湛的技术将这些日常元素重新解构，营造出梦一样的超现实画面，以此来折射现代生活内在的本质。
杂乱的树枝，干枯的古树，凋落的树叶......这一切日常中的树木都在杰里·尤斯曼的暗房中再次焕发出生命的光彩。这些看似荒诞的超现实景观来自杰里·尤斯曼多年的生活感受，是他的想象与梦境。
尽管数码摄影已经成熟，但是杰里·尤斯曼依旧沉迷于传统暗房。他曾说：“尽管暗房可以切断我和外面世界的联系，但是我在暗房中的活动，又和外面的宇宙万物有着千丝万缕的牵连。在暗房里，我可以静下心来，进行内心的对话，把我在外面拍到的影像和我内心的思绪结合起来。”正是杰里·尤斯曼的执着，才使得这些树有了涅槃般的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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