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刘贵祥3月12日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强制执行法》已经被列入立法计划，最高法院正在按照人大常委会的要求，紧锣密鼓地起草《强制执行法》，争取在今年年底向全国人大提交。

3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提到，“人民法院执行工作与党中央提出的切实解决执行难目标和人民群众期待相比还有差距”。刘贵祥坦言，在有些地区、有些方面执行难依然存在，甚至还比较突出。

谈到解决执行难对存在的问题和短板，刘贵祥指出，从信息化建设上来说，实践中存在着“鱼不在水里”，即隐匿财产、转移财产，有的人根本不进行财产信息登记，或者用别人的名字登记，“虽有网，但捞不着鱼”。另外，查控系统在攻坚战的时候，发生堵塞、运行不畅、信息部分不准确的现象是必须克服的。

在解决执行难问题上，联合信用惩戒被认为是有效手段之一。2019年1月22日，在世界执行大会上，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孟祥介绍了联合信用惩戒情况，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全国法院累计限制乘坐飞机1746万人次，限制乘坐火车547万人次，限制担任企业法定代表人及高管29万人次。有351万失信被执行人慑于信用惩戒，主动履行义务。

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刘贵祥指出，联合信用惩戒也存在短板。其他限制措施目前没有全部都做到像限制坐飞机、坐高铁一样，实现自动识别、自动拦截、自动惩戒。也就是还有很多联合信用惩戒部门没有进行网络化对接，以至于实施效果不是都很理想。

另外，执行人员、法院内部依然在有些地方还存在选择性执行、消极执行、乱执行的现象，还存在作风不正甚至违法违纪的现象，严重影响司法公信力，影响人民群众对司法的信任和信心，许多历史性的案件也没有彻底消化干净。

谈到下一步的部署，刘贵祥表示，最高法已经制定了下一步推进解决执行难的五年工作纲要，从执行体制改革、执行模式改革到整个信息化升级换代等等方面做了全面部署。有关方面正在着手制定从源头治理执行难的一些方案和意见。人民法院将采取措施，进一步提高执行队伍的综合素养，改变目前执行队伍的综合素养不能完全适应执行需要的情况。此外，推进完善强制执行的立法体系。

刘贵祥透露，《强制执行法》已经被列入立法计划，最高法院正在按照人大常委会的要求，紧锣密鼓地起草《强制执行法》，争取在今年年底向全国人大提交。还有和强制执行密切相关的企业破产制度的完善，探索制定个人破产制度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