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21世纪经济报道 杜弘禹

环境管理不能简单沿用传统模式，任务简单层层下达、分拆，满足于完成任务，应从污染控制转向环境质量控制，对各类环境容量科学判定，然后结合各地区、各行业甚至各企业科学分解，由此形成更现实更高效的污染防治模式。

今年两会的“环保”话题热度不减。

政府工作报告强调，持续推进污染防治，并重点要求巩固扩大蓝天保卫战成果、加快治理黑臭水体、加强固体废弃物和城市垃圾分类处置。值得注意的是，还专门提及“改革创新环境治理方式”，包括强调对需要达标整改的企业给予合理过渡期，避免处置措施简单粗暴、一关了之。

如何看待今年污染防治方面的重点部署？水、气和固废等领域当前突出问题及下一步污染防治重点是什么？环境治理方式应该如何改革创新？粤港澳大湾区环境协同管理应该如何探索？

3月11日，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了全国人大代表、广州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副院长王筱红，她长期从事环保领域科研工作，并对污染防治一线有深入调研。

“还旧账”与“不欠新账”

《21世纪》：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重点提及巩固扩大蓝天保卫战成果、加快治理黑臭水体以及加强固体废弃物和城市垃圾分类处置，如何理解这一部署？

王筱红：这三方面是污染防治攻坚战重要内容，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有提及，并且过去一年作为环保领域的重中之重也获得大力推进。从今年的信号来看，力度进一步强化是必然趋势。

三者现阶段所处的推进状态和突出问题各不一样。蓝天保卫战起步较早，从2013年就出台“大气十条”，并于2018年升级。经多年努力，目前许多地区的蓝天保卫战成果开始显现。但大气污染防治的特性是，一旦松懈下来，蓝天可能就没了，所以必须维持并争取更大成果。民众对此感受真切，一看就知道。

黑臭水体的概念则大概是2016年正式提出，随后治理力度明显加大。这轮治理，突出几个方面，一是形成更大治理合力，改变过去主要依靠环保部门的状态，纳入住建、水利等；二是补短板，重点是污水处理站、管网等基础设施，也因此才强调要形成合力；三是河长制全国推开。这些未来都将继续推进，一是仍有不少黑臭水体未消除；二是消除黑臭还不够，未来还要实现Ⅴ类水、Ⅲ类水等目标。

固体废弃物和城市垃圾方面，过去长期重视不够，因此近年在环保强化中暴露诸多问题，包括执法过程中存在漏洞、企业意识不强和处理能力不匹配等，政府和企业都感到不小的压力。下一步，还需针对暴露出来的问题，进一步梳理并探索出更有效的治理路径，包括市场化模式等。

《21世纪》：换句话说，这三方面污染防治都将继续经历一个较长过程？

王筱红：环保工作的成效需要时间积累，绝不是立竿见影。对上述三方面污染防治重点领域来说，目前都仍需在前期探索的基础上，加大力度、针对性地解决一些关键问题。

其实，我们现在是在“还旧账”，过去发展过程中，我们取得很大成就，但是也忽视了许多东西。同时，当前不仅要“还旧账”，也要避免形成新问题、新污染，确实是艰难的。

不过，当前也有时机和条件上的客观优势，比如我们的经济实力上来了，能够支撑大的污染防治经费投入，同时各项技术也飞速发展，更有能力解决一些难题。

综合来看，当下及未来应同时突出“治防结合”。这其中，气和水经过多年推进，目前应当是较为明显的“治防结合”状态。但是，对固废来说，还处于更早阶段，受到行动晚、问题更具根源性和技术难度高等因素影响，当前还需先解决“治得了、堵得住”的问题，并进一步探索综合方案。

《21世纪》：以大气为例，2017年珠三角PM2.5已在全国率先达标，接下来如何巩固？

王筱红：既然珠三角能率先达标，证明它在过去采取的一些理念和手段有效，那么当前和未来就需要总结和提升，包括一些短板也要对应补齐，再优化。

比如，近年珠三角城市在完善公共交通及推广运用新能源车辆上做得不错，这能有效减少尾气排放问题，不单是PM2.5，臭氧等排放也减少了。此外，近年珠三角城市在推动工业企业开展技术改造、淘汰散乱污企业能等方面也有诸多探索，这对整体环保改善和生态提升都有直接、长远和根本的效果。

换言之，不管是气、水还是固废，更需要的是“标本兼治”，根本是要从社会治理和产业发展层面就统筹推进，一些举措未必立竿见影，但必须坚持。从《政府工作报告》来看，污染防治的目的也是要实现绿色发展，并强调这是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必然要求，是解决污染问题的根本之策。

环保可针对行业“分类管理”

《21世纪》：今年《政府工作报告》还专门强调要改革创新环境治理方式，包括对需要达标整改的企业给予合理过渡期，避免处置措施简单粗暴、一关了之，如何准确理解这一内容？

王筱红：这一表述前面还强调“企业作为污染防治主体，必须依法履行环保责任”。也就是说，企业首先要切实担负起主体责任，而政府基于此去依法依规监管、重视合理诉求、加强帮扶指导等等，从而实现政府工作报告所说的“企业有内在动力和外部压力，污染防治一定能取得更大成效”。

从政府角度，这一过程除要注重强化服务能力外，我建议还要实施更精细化管理，也就是在环保监督与总量控制上，针对不同行业发展情况和技术水平进行分类管理，由此使污染物的“总量控制”效果能更有侧重和针对性，通过环境管理模式转换，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稳定增长共存。

《21世纪》：精细化分类管理的现实意义和作用在哪里？

王筱红：一方面，这有利于让企业更主动承担污染防治的主体责任；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政府环境治理举措的有效推进、目标的实现以及推动污染防治与经济发展相协调发展。

我在调研中发现，一些行业或企业受技术制约，减排能力已到阶段性“天花板”，面对更进一步的要求，它要么停产要么偷排，总之都是抵触，根本无从谈起主体责任。与此同时，有些企业或行业则还有更进一步的减排空间和能力，但仅仅只是完成指标，潜力欠挖掘。

这意味着，环境管理不能简单沿用传统模式，任务简单层层下达、分拆，满足于完成任务，应从污染控制转向环境质量控制，对各类环境容量科学判定，然后结合各地区、各行业甚至各企业科学分解，由此形成更现实更高效的污染防治模式，包括能随着技术进步及时找准最具提升空间的领域。

另外，精细化分类管理有助于解决部分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的环保提升问题，由于不具有大企业的人力物力和技术能力，中小微企业的环保提升问题一直难解，从政府管理角度，要么从总量上为其污染物排放兜底，这显然不合理，要么就为其提供转型升级资源支撑，包括技术和服务等。

其实，近年此类探索已不少，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推动企业进园区，分门别类，统一解决排放问题，很多园区取得不错成效，未来应进一步完善和推进，它也能解决基层环保监管能力不足问题。

总的来说，我们需要通过加快环境治理方式改革创新，逐步探索形成一个切实有效，并且能与时俱进的现代化环境治理体系。这需要时间，包括需要在观念上首先改变，形成共识。

《21世纪》：地方实践方面，比如在粤港澳大湾区，覆盖11个城市，格局较为复杂，未来在环境治理管理上是否需要更多探索突破？你有什么建议？

王筱红：粤港澳大湾区要建成世界级城市群，协同发展是关键，这就需要逐步打破行政壁垒。对于生态环境而言，边界概念就更模糊了，因为环境要素是流动的，协同治理将更为突出。进一步来看，这就带来控制目标的不同、管理理念和模式的变化等等，都需要大湾区进行有关探索。

如何协同？我认为有两个方面应是重点。一是标准对接，一些环境质量标准，内地和香港、澳门各有标准，甚至互有高地，如何将其有效衔接起来，将是未来统一环境治理行动的前提，这也是重要的规则对接内容之一，解决大家坐下来能谈到一块去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和前提。

二是加强互动配合，正是因为环境要素的流动性，环境治理往往需要跨行政区、跨部门协作，需要在重视程度、时间安排、经费投入等方面有效解决过去不对等、不同步的问题。这就回到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的完善机制体制问题，并且基于一些环境问题的紧迫性，这个协同机制一定要非常高效。我建议，粤港澳大湾区应进一步完善顶层设计，将更全面环境要素纳入长远发展考虑，并尽快搭建“协作平台”，探索完善环境协同治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