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美好家园读者俱乐部
2018年11月25日,上海番禺路324号。天色一点点变暗,半露天的咖啡区,几台大的取暖器燃起明亮的火焰。在老洋房邻近草坪的客厅,离宴会开始的时间越来越近。
最早到的是美食图书馆联合创始人陈绵泰,他带了一瓶酒和自己做的甜品,作为拜会礼品。作家马家辉也走了进来,他前一天专程从香港赶来;紧接着到的是主持人曹可凡和作家金宇澄。轻装打扮的一条创始人徐沪生差不多同时骑着单车赶来;美食作家庄祖宜也一身风尘仆仆走进房间,因为成都机场的大雾,她差点儿错过这次宴会。
众人言笑晏晏时,一辆商务车驶入大门,套着黑牛角大衣的男子下了车,匆匆向房子走去,是詹先生的老朋友蔡康永。蔡康永到后不久,坐高铁从北京赶回来的作家毛尖也赶到了。
宴会开始。
这是王宣一的先生詹宏志在上海复刻的“宣一宴”,是一场没有宣一的“宣一宴”。
王宣一和詹宏志同为台湾作家。宣一在世时,每年会举办100多场家宴。宴会之时,正逢妻子的书《国宴与家宴》简体版面世。他们决定以一场特别的活动来代替新书发布会,于是有了这次上海的宴请。
王宣一《国宴与家宴》
宣一宴曾是台湾文化界的一道风景。在宴会里,有杨德昌、侯孝贤,也有罗大佑、李宗盛。宣一通过宴请,给朋友们创造出无数美好的记忆。
詹宏志监制过《悲情城市》、《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他回忆,“90年代初,杨德昌在拍《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时,常常收工后跑来找我,心情好就来说他的发现与体悟,心情不好就来跟我骂甲批乙,但大多是半夜时光。我打着哈欠爬起来开门,宣一也跟着起来问杨德昌和同来的人吃饭没有,杨德昌永远露出无辜的眼神说还没,宣一就留下我们,去厨房张罗,总能有一碗香喷喷的汤面加上几个小菜,或者煮一锅稀饭配上一桌子菜来。即使不是吃饭时间,她也会端出各式各样的水果或零食、点心来,不会让我们有没事做的时候。”
2015年,那个通过宴会留下无数美好时光的女主人猝然离世。来不及好好告别,人生的宴会随着纸灰烛泪早早散场。
王宣一
詹宏志曾有“社交恐惧症”,依赖于宣一,以一种温柔的姿态,帮他打破和外界的壁垒,鼓励他交友。他陷入悲伤,“失去她,我和世界仿佛失去了联系。”
后来詹宏志自己说服自己,“纪念她的方法,应该是把生活过得像我们在一起时那样……很自然,又很完整。”
詹宏志想替宣一完成她生前没有请完的客,做她继续想做的菜。这个30岁前还不会烧开水的男人,在不惑之年,重新走进厨房,学做妻子的家常菜,一道接着一道。在他看来,这或许也是留住她的一种方式。
团聚
异地办宴,不太容易。
每个市场都是第一次去,每一个摊商都是第一次打交道。对于詹宏志来说,到处都是陌生的。
在台湾,王宣一在家请客时,要跑好多菜市场,汲取各个市场之长。宣一也曾把自己主要买菜的商贩,请到家里吃饭,让对方看到他们怎么用食材。“商贩就有感触了,觉得你这么认真对待我的食材。下回再去菜场,我说你可不可以给我这个东西,他说你别拿这个,我底下还有。他明白你的用心,也就知道怎么挑最好的东西回馈给你。”
渐渐地,宣一和商贩会形成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说买金枪鱼,金枪鱼是很大的鱼,肉是很大块的,他就会把外面的切掉,把里面这块切给我。”
从上海江扬路到南京西路,深秋的阳光穿过车窗,詹宏志和朋友买完最后一道食材,已是下午2点。每道菜肴都尽心尽力,是宴客者的美意。詹宏志信奉宴客并不依赖高贵的食材,而依靠主人奔走之热忱,去投掷心力。
食材准备
这注定是一个复杂的工程。25斤荷兰豆,是一点一点从细嫩的豆荚里剥出来的。菜单是由《文汇报》编辑、沪上陆公子陆灏小楷一字一字手写的。
宴客日前三天,詹宏志就开始做牛肉。早在8月中旬,就开始探勘合适的宴客场所。为了找到更好的牛肉,大家定下一个采买方案:先去了解市场情况,再集中查看五六家牛肉店,上海的朋友拍照给詹宏志做选择,如果不行,再委托美食家沈宏非帮找牛肉。
然后是食材的处理。在台北,詹宏志经常买的牛肉大多是600天,但这次买的牛肉,只到300天左右,纤维较细,不耐熬煮,如果按正常烧法烧4天,牛肉会发柴,但时间不够,又很难入味……
宣一牛肉料理
这都是詹宏志要努力适应并且要想办法克服的。上海食材特性不同于台湾,牛肉炖软的速度是台湾牛肉的三倍快,葱的葱白部分极少,水质也不同。
在做青豆鱼圆时,詹宏志有点后悔用了水龙头里的水。上海的水不同于台湾,在他看来,这是另一种“水土不服”。不同地方,水里成分和细节不同。上海的水,氯的味道重,他加了一点白酒去拯救,勉强掩盖。第二场宴会时,詹宏志吸取教训,变得更小心,完全用纯净水。
詹宏志和妻子王宣一注重宴会背后的心意。“宴客不是说我把大家喂饱,或者我做出多么奢华的菜,而是心意,是我的所能与所有,我最好的东西就是这些,我最能够做的是这样,我把这个心意拿出来。”
每一次宴客都要全力以赴,这是宣一教给他的。
在詹宏志印象里,“宣一常常是那位要张罗众人吃食的女主人。不管朋友出现的时间多么地不合宜,她在冰箱翻一翻,总能看似不费力地端出让大家满意的正餐、点心或宵夜。”
在宴客上,王宣一师承自母亲。2003年,在台湾《中国时报》上,王宣一发表了追忆已故母亲许闻龢的散文:《国宴与家宴》。
宴客被宣一分成两种:“一种是宴客方式比较正式,气氛也较严肃,以父亲往来的朋友为主,称为国宴,另一种是亲朋好友年节生日聚会等等,称为家宴。”
中国是注重礼仪的国度。“ 文明礼仪”体现在饮食上, 繁衍出诸多宴席礼节。这也是中国传统“ 所得重分配” 的社群精神在“ 宴客” 上的体现。在礼尚往来的互动中,联络成一个可以在危难时刻相互帮助和接济的社会安全体系。
母亲许闻龢身自世家。吃得海派源于世家传统。记录家里宴客点滴后,王宣一也开始自省。她想重新追求母亲宴客时的认真和优雅;另一方面,她也再思索怎样给宴客注入一些富有时代气息的新元素。
比如应该如何加入世界性主题或创造出混搭乐趣?王宣一曾仔细琢磨过这个问题。宴会不只是做菜,也要考虑表现细节。比如来客是谁,他们兴趣、经验如何。不同国度的人,会给出什么样不同的理解?以及如何呼应他们的饮食习惯来决定上菜顺序?
姐姐王定一这样回忆王宣一,她对菜肴选取以及上菜顺序,有自己的执着,“她会将整桌菜单列出,从酒品到主菜:海鲜、飞禽、走兽、素食的选择,浓味的主菜后必辅以清淡的小菜或清汤,让口舌稍息,品一口淡酒,再上下一道大菜。即使水果甜品,都精心地安排、仔细地推敲,务必使会餐口甘舌美、宾主尽欢。”
王宣一曾四处收集餐具,特别是大餐盘,思考配套的酒款该如何搭配,为此她也收集了各种酒,做各种搭配的实验。
做菜时,王宣一有时会对姐姐说:“如果妈知道我把菜烧成这样,她一定会骂人的,可是我觉得我做得比较好。”
姐姐说:“我保证她不会骂你了。”语气怆然。
母亲已离世多年。姐妹俩在厨房尝试着重现,也努力着创新。
母亲下葬那天,兄妹六人烧了一桌子的菜,希望她能在天上看见。跨越时空的藩篱,她们实现了另一种意义上的团聚。
传承
晒衣架下,整齐地站着一排野猫,它们仰着头,看着上面。晒衣架上,吊着一排火腿、香肠和腊肉,野猫垂涎它们,馋得一动也不动。那些放了跨年的肉,在暖和的阳光烘烤下,冒出亮闪闪的油光,升腾起柔软香咸的味道。
在那么一个暖阳初露的午后,屋子里静悄悄的,安静地几乎可以听到花开的声音。熏肉的香气盖过了花香味,吸引了附近的小猫,运气好时,它们可以舔到阳光炙烤下,熏肉滴下来的油脂。
这一幕伴随着王宣一的成长。在物资匮乏的五六十年代,母亲尽自己之力,提供给他们丰盈的餐食和精神。即使有段时期,母亲从菜场头欠钱欠到菜场尾,餐桌上“也从没有见过穷酸相”。
母亲出生于杭州许家,是浙江海宁的世家,和金庸的查家以及徐志摩的徐家都有世交或姻亲,宣一外公许友皋是前清科举拔贡,舅父许伯遒被称为“笛王”,和梅兰芳、程砚秋均有合作;姨母许闻佩是是台湾昆曲界重要的传承人物,学者王国维,也和许家有姻亲关系。
母亲的前半生过得颠簸动荡。出生在钱塘江的出海口,后来又辗转来到上海、杭州和台北,经历过十里洋场最风华的年代;抗战时,在密集的空袭下幸免,后只身沿着长江,千里寻夫;抗争胜利后,又独自带着家人,渡海来台。
1949年,在那个特殊的年份,无数漂泊去台湾的人,都想在那个小岛上,通过味蕾,安抚自己的乡愁。江浙人想要在那里遇见江浙的味道,四川人想重新做出豆瓣酱,山东人想在那里找到可以替代大葱的东西,百万人都在经历他们的“文明再造”。
在那一年,许闻龢把上海人的宴客方法,千里迢迢带到台湾,在陌生的土地和生活的废墟之上,重新建立一个旧式大家庭的生活秩序。
刚到台湾时,住的是日式房子,在大院子里,找了汽油桶,充当炉子,架几口大炉,就开始在院子里烧菜,这是不同于上海的宴客方法,是当时粗劣环境下的迁就。
含蓄、节制、优雅,这是母亲的做菜之道,亦是为人之道。把贵重昂贵的材料藏起来,把焦虑的情绪藏起来,“不能露出来,露出来不好看的,暴发户才这么做”。用到干贝都得放到底下,火腿也不要露出来,在外面看就是青菜,豆皮,“这是很含蓄的。滋味都在里头,但不要显露出来。” 詹宏志说。
“我不知道当年她在台北建立起自己的家庭时,有多少惶恐和焦虑,但是亲友们看到的永远是她光鲜亮丽的一面。”王宣一曾这样回忆母亲,“她一生宴客无数,不论大吃小吃,母亲总有本事前一分钟在厨房忙得灰头土脸,下一分钟就轻轻松松端出一盘漂亮的菜,富富泰泰得好像不曾经历过前面的油烟、忙乱,就做出来了。”
上菜时,也要优雅。不能让客人看出主人的慌乱。主人慌乱,客人也会不安。不能让客人觉得,“我让你忙了一天”,出来时,“要装没事一样,让别人感到轻松,得到一段美好时光。让人家觉得有这么几个小时大家是很开心的,很放松的。”
这样的品质滋养自经济富庶之地。“这样的节制后来我在大陆也看不到了。”詹宏志回忆。
詹宏志举了《红楼梦》的例子,那里面让刘姥姥迷惑不像茄子味道的菜,集合了所有其他食材的好味道,它们藏在不起眼的茄子下面,“茄子里,有鸡的味道、火腿的味道,这些滋味都积累到茄子里去。”
这是旧式大家族的体面,也是宴客餐饮的美学。国宴和家宴背后,是一个远去的时代。
王宣一和詹宏志曾去寻找母亲许闻龢的味道,有时在上海,有时在杭州。
台湾有一种荷兰豆,只在当地的江浙馆子里才能找得到。那是从江浙一带飘过去的,是一种很小、很细致的豆子。经年之后,再回到江浙,已难觅这道菜的身影,“大家觉得没这个力气了,不愿意做这个事了。” 詹宏志感慨。
城市里,华丽讲究的仪式感慢慢降落,只剩下满眼灰尘,那是快节奏的生活碾压过去的痕迹。
詹志宏慢慢发现,快速成长饲料牛喂养长大的牛肉挤满市场,标榜高端的进口牛肉只适合西式的烹饪方式,并不适合炖煮;早期,在杭州吃黄鱼面,会把精华的部分拆开,后来,一条黄鱼都囫囵铺在面条上。社会在拼命向前,和旧社会一起消失的,还有当时的社会氛围和精致生活,更奢华而且速成的东西,正在取而代之。
在这样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詹志宏想做一个笨拙的守护者。接续那个来自宣一母亲和宣一的“文化传承”。
这次上海的宣一宴鱼丸是手工的,鱼肉是一点点刮下来的,冻了再回温,回温再搅碎,用手工再慢慢打出来,那是工业成品难以复制的鲜味。
他想把一粥一饭、一饮一啄背后的真心托付给赴宴的朋友,让他们在快节奏的生活之外,享受片刻的美好时光。
本文来自《美好家园》2019年2月刊
文丨楚桐 摄影丨中信出版社编辑 | 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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