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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显示:政策向中型民企倾斜能产生更好的经济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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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显示:政策向中型民企倾斜能产生更好的经济社会效益

报告指出,北京、上海虽然在基础圈层上占据一定优势,但在发展圈层中“综合成本”二级指标上得分较低,使得它们最终落于民营经济五大省之后。

2019年2月25日,沈阳来金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焊接车间、冲压车间一派繁忙景象。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实习生 张依然

上海新沪商联合会大商学院和零点有数周日联合发布的《2019中国民营企业营商环境报告》显示,人力、社保、税收三项成本给民营企业家带来的负担最重,制约企业进一步发展的空间。从政策效益视角出发,改善对中型民营企业的政策供给能够产生更好的经济社会效益。

报告采用三大圈层体系,即“基础圈层”、“发展圈层”、“跃升圈层”解构民营企业营商环境现状。其中,基础圈层评估了企业经营的基础保障环境和企业人的生活要素,包括产业发展基础、城市公共服务保障、商业配套设施;发展圈层评估了企业的生存发展的必备要素,包括企业经营的综合成本,政府提供的政务服务等;跃升圈层评估了企业创新发展的跃迁要素,包括政府的产业政策导向与地区产业竞争力。

从得分情况来看,发展圈层得分最低为58.65分,基础圈层得分最高为64.80分,跃升圈层得分为63.43分。发展圈层中的“综合成本”指标得分仅为42.50分,是所有二级指标中得分最低的。进一步剖析显示,“综合成本”指标中的人力、社保、税收三项成本给民营企业家带来的负担最重,评分最低。

从地区来看,调查显示,营商环境最受民营企业认可的前十座内地城市依次为:上海、深圳、北京、广州、杭州、成都、宁波、南京、武汉,厦门与东莞并列第十。但从省级地域来看,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这民营经济五大省的营商环境总体得分最高,尤其在“产业服务”与“产业政策导向”上的表现明显超过北京与上海。北京、上海虽然在基础圈层上占据一定优势,但在发展圈层中“综合成本”二级指标上得分较低,使得它们最终落于民营经济五大省之后。

报告指出,从1100份企业家调查问卷的反馈来看,小微企业是营商环境获得感最低的一类企业群体,而中型民营企业是唯一价值线(创造的就业以及营收)高于发展线(营商环境评价)的企业群体。这意味着,从政策效益视角出发,改善对中型企业的政策供给能够产生更好的经济社会效益。

报告提出三点建议帮助中型民营企业更好发展:首先,在公共采购项目与政府科研成果转化上重点扶持中型企业;其次,在行政上设置前台与数据中心,打通政策审批与扶持体系;第三,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应向中小型企业提供更多免费信息情报资源并优化目前的科技类奖项评选方式。

在调查中,有不少民营企业家指出,他们感觉问题突出的行政审批事项,与各省改革中对审批事项的关注度出现了错配。企业登记注册等已经不再是民企感受最强烈的行政审批事项,但依然在政策文件中占据醒目位置。报告建议,各地在开展行政审批事项改革时,应重点关注获得贷款、办理不动产登记、政府采购招投标等民营企业改革中呼声最强烈的领域。

对于融资贵、融资难的问题,调查显示,尽管各地融资支持政策频出,但仍难以弥补民间金融生态严重萎缩造成的民企资金缺口。报告建议,应发展股权融资让民企更容易售卖股份,发展金融科技让民企融资不再受困于资产少。让市场在融资问题上发挥更大的作用,政府则应在法律层面推动民间金融的“非罪化”。

此外,调查发现,民营企业家对于税负有矛盾的心态,一方面希望少交点税,一方面又希望政府多帮衬一点。站在政府财政“收入—支出”角度看这是无法兼得的。报告认为,只有从“收入—支出”两条线双管齐下地建立新体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税负高的问题。

从收入端上讲,应大力发展专业服务业,如法律、会计、金融、技术等服务于实体经济的配套产业,这是提升实体经济竞争力的重要力量,专业服务业的发展除了政府投入的基础保障外,更关键的是要发挥好市场的力量

从支出端上讲,应建立预算绩效管理体系,规范政府花好每一笔钱。目前全国的预算绩效管理只覆盖了2.5万亿元的资金规模,不到全国财政收入预算总额的5%。且许多预算绩效指标设计较为粗疏,不能切实反映预算投入创造的收益。报告指出,大规模减税降负的前提必须是政府管好钱袋子,将每一笔钱用到刀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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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显示:政策向中型民企倾斜能产生更好的经济社会效益

报告指出,北京、上海虽然在基础圈层上占据一定优势,但在发展圈层中“综合成本”二级指标上得分较低,使得它们最终落于民营经济五大省之后。

2019年2月25日,沈阳来金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焊接车间、冲压车间一派繁忙景象。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实习生 张依然

上海新沪商联合会大商学院和零点有数周日联合发布的《2019中国民营企业营商环境报告》显示,人力、社保、税收三项成本给民营企业家带来的负担最重,制约企业进一步发展的空间。从政策效益视角出发,改善对中型民营企业的政策供给能够产生更好的经济社会效益。

报告采用三大圈层体系,即“基础圈层”、“发展圈层”、“跃升圈层”解构民营企业营商环境现状。其中,基础圈层评估了企业经营的基础保障环境和企业人的生活要素,包括产业发展基础、城市公共服务保障、商业配套设施;发展圈层评估了企业的生存发展的必备要素,包括企业经营的综合成本,政府提供的政务服务等;跃升圈层评估了企业创新发展的跃迁要素,包括政府的产业政策导向与地区产业竞争力。

从得分情况来看,发展圈层得分最低为58.65分,基础圈层得分最高为64.80分,跃升圈层得分为63.43分。发展圈层中的“综合成本”指标得分仅为42.50分,是所有二级指标中得分最低的。进一步剖析显示,“综合成本”指标中的人力、社保、税收三项成本给民营企业家带来的负担最重,评分最低。

从地区来看,调查显示,营商环境最受民营企业认可的前十座内地城市依次为:上海、深圳、北京、广州、杭州、成都、宁波、南京、武汉,厦门与东莞并列第十。但从省级地域来看,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这民营经济五大省的营商环境总体得分最高,尤其在“产业服务”与“产业政策导向”上的表现明显超过北京与上海。北京、上海虽然在基础圈层上占据一定优势,但在发展圈层中“综合成本”二级指标上得分较低,使得它们最终落于民营经济五大省之后。

报告指出,从1100份企业家调查问卷的反馈来看,小微企业是营商环境获得感最低的一类企业群体,而中型民营企业是唯一价值线(创造的就业以及营收)高于发展线(营商环境评价)的企业群体。这意味着,从政策效益视角出发,改善对中型企业的政策供给能够产生更好的经济社会效益。

报告提出三点建议帮助中型民营企业更好发展:首先,在公共采购项目与政府科研成果转化上重点扶持中型企业;其次,在行政上设置前台与数据中心,打通政策审批与扶持体系;第三,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应向中小型企业提供更多免费信息情报资源并优化目前的科技类奖项评选方式。

在调查中,有不少民营企业家指出,他们感觉问题突出的行政审批事项,与各省改革中对审批事项的关注度出现了错配。企业登记注册等已经不再是民企感受最强烈的行政审批事项,但依然在政策文件中占据醒目位置。报告建议,各地在开展行政审批事项改革时,应重点关注获得贷款、办理不动产登记、政府采购招投标等民营企业改革中呼声最强烈的领域。

对于融资贵、融资难的问题,调查显示,尽管各地融资支持政策频出,但仍难以弥补民间金融生态严重萎缩造成的民企资金缺口。报告建议,应发展股权融资让民企更容易售卖股份,发展金融科技让民企融资不再受困于资产少。让市场在融资问题上发挥更大的作用,政府则应在法律层面推动民间金融的“非罪化”。

此外,调查发现,民营企业家对于税负有矛盾的心态,一方面希望少交点税,一方面又希望政府多帮衬一点。站在政府财政“收入—支出”角度看这是无法兼得的。报告认为,只有从“收入—支出”两条线双管齐下地建立新体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税负高的问题。

从收入端上讲,应大力发展专业服务业,如法律、会计、金融、技术等服务于实体经济的配套产业,这是提升实体经济竞争力的重要力量,专业服务业的发展除了政府投入的基础保障外,更关键的是要发挥好市场的力量

从支出端上讲,应建立预算绩效管理体系,规范政府花好每一笔钱。目前全国的预算绩效管理只覆盖了2.5万亿元的资金规模,不到全国财政收入预算总额的5%。且许多预算绩效指标设计较为粗疏,不能切实反映预算投入创造的收益。报告指出,大规模减税降负的前提必须是政府管好钱袋子,将每一笔钱用到刀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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