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天，隐匿许久的任泽松再次进入了公众的视野。

这位中邮基金曾经的明星基金经理，在2013年年内收益80%的成绩问鼎冠军的时候，不过29岁。然而2015年6月，A股进入熊市之后，任泽松的人生也发生了180度的反转，他重仓的一些创业板股票在牛市助他封新王，在熊市摔他下神坛。深处漩涡中心的任泽松在2018年6月公告离职，他说自己太累了，想休息一段时间。

半年后，他的名字出现在了一家私募基金集元资产的总经理之列。在近期公布的一份旗下产品净值当中，从任泽松12月履职以来的短短几月，累计收益已经超过50%。

从公募到私募，任泽松不是第一个，也绝不会是最后一个。

一条许多人在走的路

从2004年赵丹阳与深国投合作成立第一只阳光私募基金至今，中国私募基金行业已经走到了第十五个年头。从2007年起，包括肖华、曾昭雄、王亚伟、邱国鹭在内的多位公募基金大佬一一出走私募。刚刚过去的2018年里，原兴全基金总经理杨东、原中邮基金的基金经理任泽松也都先后离开了公募基金，投入私募的怀抱。

从2007年第一波“公奔私”大潮算起，过去的十多年中，一波又一波的公募经理转向私募，“公募派”已经成为这个行业的中流砥柱。“公募派”私募的存在，也为早年间草莽生长的私募基金行业带来了更丰富的视角和更多的关注。

在华宝证券近期出炉的一份研报当中，在如今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当中，已经有超过561家私募基金是由公募基金经理出走创办(注：由于部分奔私的公募基金经理并未担任私募基金的法人代表，因此不在前述统计范围内)。

相较于公募基金相对严格的管理制度，引发基金经理转做私募的主要原因，大抵都是私募基金往往投资运作更加灵活，基金经理的权限更大、管理制度相对轻松、激励机制也更为诱人等等因素。

然而，在这一批“公募派”私募基金当中，真正崭露头角的仅仅只是凤毛麟角，业绩占优者也多以几家头部机构为主。

从华宝证券所作的3年维度的中期统计来看，2016至2018年，“公奔私”管理人的平均年化收益率稍逊于全市场的平均收益率，但其中年化收益率在前1/4分位上的私募基金，表现则优于全市场平均水平。“由此可见，拉长考察期来看，公募背景证券类管理人的业绩表现分化较明显，这可能与2016至2018年市场表现变化较大，基金经理适应能力各异有关。”

十年征途，新的挑战

杨东治下的兴全基金，曾走过一段全盛时期，接连涌现了包括王晓明、陈扬帆和杜昌勇等众多明星基金经理，兴全基金的人才团队也一度星光熠熠。但就在2014年至2015年的时间里，这些明星基金经理相继离开兴全基金，创办了各自的私募基金。直到2018年1月，杨东也离开了兴全，自立私募基金——宁泉资产。

然而，除了杨东之外，彼时兴全基金那些明星、老将，似乎也在离开公募之后逐渐黯淡。这几位在公募时期一度登顶的基金经理们，如今他们的名字在年轻一代的投资者那里已经不甚熟悉。

而华夏基金曾经红极一时的“公募一哥”王亚伟，如今在私募基金产品上的惨淡成绩，更是早就在基金行业被重复讨论过很多次。

从公募到私募，有的人失去的是业绩的光环，更有甚者，游走在非法交易的钢丝上，被监管责罚。去年12月11日，证监会一纸行政处罚决定书，将原新华基金投资管理部副总经理王卫东操纵股价的恶行公之于众。2015年，王卫东离开公募，创办了新华汇嘉，此后火速上线了27只产品，而其操纵股价的行为也正是发生在奔私的这一年。

在与业内人士的探讨中，公募基金的平台效应是必然会提及的一点。公募基金公司通常在宣传产品时，也会对掌管产品的基金经理营造光环。但是，优质的公募基金产品，除了需要基金经理个人能力之外，往往还有一支庞大的投研团队提供支持。强大的平台优势和明确的分工组合，使得优秀公募的基金经理很少会出现业绩的突然变脸，或风格的飘忽不定。

而在风起云涌的私募行业，“剩者为王”、“冠军魔咒”(即第一年的冠军通常在第二年会垫底)的业界说法也揭示这个江湖的残酷。同时，随着监管部门逐渐提高对私募基金的监管要求，私募机构在合规运作上也将面临更大的挑战。大浪淘沙，私募基金作为一个平台，除了主理人自身需要具备卓越的投资能力外，整体团队的成熟程度也将变得至关重要。在今天的私募基金行业中，能走完十年的春秋和牛熊，存活下来并保持着稳定业绩的机构，或多或少都在进行这样的团队建设。

此外，十年间“公奔私”的潮头逐渐流转，如鹏扬基金、博道基金、凯石基金和朱雀基金，也已完成从私募基金到公募基金的转型。今年是中国基金行业发展起来的第二十一个年头，一路成长起来的公募基金奠定了这个行业的基础，也为私募、险资等资管机构提供了不少人才输出。

而随着个人系公募基金的放开，公募明星如陈光明、傅鹏博则是直接创办了自己的公募基金——睿远基金，其首发的第一只公募基金更是创下720亿资金抢购的惊人数字。

在新的趋势下，现存的公募基金公司在内部管理和激励机制上也将面对更多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