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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李迅雷:消费增速将持续放缓,补贴企业不如补贴居民

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建议,政府对居民,尤其是中低收入阶层进行补贴,可以采取的措施包括提高社会福利、对中低收入阶层实行消费退税等。同时,政府需要加大在社保领域的投入,保障居民在医疗、养老等方面的利益。

2019年3月27日,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所所长李迅雷在博鳌亚洲论坛2019年年会上发言。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记者 陈鹏

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日前在“博鳌亚洲论坛2019年年会”期间接受界面新闻专访时表示,由于居民收入增长放缓和社会保障仍存在缺口,今年乃至今后较长一段时间,居民消费增速可能会持续放缓。

李迅雷指出,在投资和出口都出现下降的情况下,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越来越体现出来。政府需要采取举措,对居民,尤其是中低收入阶层进行补贴,可以采取的措施包括提高社会福利、对中低收入阶层实行消费退税等。同时,政府需要加大在社保领域的投入,保障居民在医疗、养老等方面的利益。

李迅雷还表示,和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政府杠杆率并不算高,尤其是中央政府杠杆率只有20%左右,非常低,因此,中央政府可以加杠杆,来鼓励消费。

他指出,人口老龄化以及一些随之而来的社会保障问题,最终还是主要由政府来承担。就杠杆而言,不能简单地从数字上看杠杆率的高低,关键是如何优化杠杆结构。

以下是采访实录

界面新闻: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推动消费稳定增长”,“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您怎么判断今年居民消费走势?

李迅雷:消费增长的核心是由收入增速决定的。去年收入增速呈下行趋势。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8年居民可支配收入结构分5组:高收入组、中高收入、中等收入、中低收入和低收入。5组中,两头的增长勉强还可以,但是也都低于名义GDP增速,而中间三个组平均的增长只有4.4%,不足名义GDP增速的一半。在这样的增速下,要让消费回升是很难的。

中国真正能够拉动消费的,还是靠中等收入群体。低收入群体由于收入基数太低,尽管增速尚可,但对消费拉动作用是非常有限的。中等收入、中等偏上和中等偏下,这三个组居民人口加总占到中国的60%,所以实际上真正能对消费形成拉动力的还是靠这60%的人。

但从2016年以来,这部分人的收入增长速度已经连续三年在往下走,对消费带来不利影响。另外一方面来看,居民的非消费支出还比较大,故居民的储蓄率整体还是比较高的,说明购房还贷的增长偏快。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在居民社保这方面还存在缺口,在这种情况下,居民有钱也不太敢消费。

消费的有利因素也有。一是居民信用消费在发展,比如消费信贷增长较快,包括互联网消费金融。二是现在的消费主力已经从过去的60后、70后变成现在的80后、90后,新一代群体消费理念比上一代要更加积极,他们更愿意去消费。但是,这其中也有个问题,现在信用消费增长较快,将来可能会有一定的隐患。负债增长加快,会否出现类似美国居民杠杆率居高不下的问题?因为这相当于是透支未来消费。

在投资和出口增速都出现下降的情况下,消费占GDP比重还会提高,消费重要性越来越体现出来。但从消费本身来看,相对于过去两位数的高增长,今年甚至今后更长一段时间内,可能要面临增速的持续放缓。现在消费增速回落到8%左右,以后可能还会跌到7%。

界面新闻:扩大内需,发掘消费潜力还有空间吗?

李迅雷:这里面还是有一定的空间,就看政府会采取什么样的举措。比如,对新能源车补贴、或者家电下乡这些类似举措。不过,我希望可以更多是直接补贴给居民,而不是给生产厂家。例如,香港财政结余会直接给居民发钱,我们没有财政结余,但是不是可以直接对低收入组和中低收入组予以补贴?包括增加社会福利和实行免税或退税政策?比如对于中低收入阶层的消费是不是可以在规定的额度内退税?另外加大在社保领域的投入,使得社保缺口缩小,使得中低收入组居民在医疗、教育和养老方面得到保障。这样居民消费才会有一定信心。

界面新闻:李克强总理在开幕式上提到,如果经济超出合理运行区间,我们有充足的工具应对。我们有哪些工具呢?

李迅雷:充足的工具应该是说财政政策跟货币政策,不过我想应该更多使用财政政策工具。现在中央政府的杠杆率很低,中央政府可以加杠杆,拿来刺激消费,缩小收入差距。

目前美国联邦政府杠杆率水平在100%左右,我们中央政府加上地方政府的广义杠杆率也就是50%到60%。这时候中央政府加杠杆的空间会更大。

随着人口老龄化,以及一些随之而来的社会问题,最终还是主要靠由政府来承担。就杠杆而言,关键还是怎么来优化杠杆结构,而不是简单地说杠杆率有多高。此外,我国中央政府的资产是非常充裕的。比照日本、美国、欧盟等国家,中国的杠杆率比较低,而且政府资产规模巨大。

界面新闻:扩内需的另一头是加大服务业开放。我们知道服务贸易自由化有利于促进国内服务业竞争力的提高,但另一方面,会否在一定时期内对国际收支带来压力?开放服务业有哪些意义?

李迅雷:肯定会有冲击,但我觉得还是要开放服务业。

开放服务业有利于推进国内服务业竞争能力提高,推进我们的教育体制、医药体制改革。中国服务业的总体劳动生产率较低,主要是因为管制太多,比如文教医疗、电信、铁路等行业,这些管制原本是为了增加社会公益性服务,但实际结果可能又削弱了这些行业的竞争力。把这些领域的服务业放开,让更多的民营企业和外资进入,有利于效率的提高。

虽然此举或导致经常项目顺差和外汇储备减少,但中国外汇储备规模毕竟还是全球第一,做出这一点的牺牲,还是值得的。

界面新闻:从2018年数据看,经常项目顺差占GDP比重已经降至0.39%,此前有观点提出不宜再追求经常项目顺差的继续下降。这方面要怎么平衡?

李迅雷:我觉得经常项目出现逆差也是正常的。关键还是看外汇储备,在外汇储备这么充裕的情况下,出现一定幅度的经常项目逆差是可以接受的。加大服务业的开放力度,才能让中国的开放水平在全球得到更多认可。

同时,不仅是对外开放,更重要的是对内开放,主要是向民企开放,这样可以增加民营企业的投资机会,让服务业能够得到充分的竞争。 

界面新闻:有些人会疑惑,在强调发展服务业,扩大服务业开放的同时,我们的制造业大国地位要放弃了吗?您怎么看?

李迅雷:我们不会失去制造业大国的地位。现在向东南亚转移的都是劳动密集型的偏低端的制造业,中国人口规模大、产业配套好、基础设施相对完备,又拥有巨大的市场和消费升级机遇,故制造业综合优势还是非常明显的。到现在为止,我看不到有哪个国家可以替代中国。越南体量太小,印度的基础设施不行。

另一方面,中国制造业本身也在升级。在升级过程中,制造业吸纳的就业人数肯定会减少,但是服务业吸纳的就业人数会增加,所以我觉得制造业要更加注重产业升级,服务业要更加注重扩大开放范围,共同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加快改革开放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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