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美好家园读者俱乐部

李成才：中国纪录片导演，CCTV李成才纪录片工作室发起人，中国纪录片协会理事，清华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兼职教授，曾荣获国际纪录片奖、中国政府奖、中国金融启蒙杰出贡献奖等奖项。

2018年6月22日，美国，华尔街。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档案部负责人Peter Asch小心翼翼地从档案中取出一份文件，展示在摄像镜头前。这是一张“小飞乐”。

画外音带着观众回到1986年。当时的纽交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约翰·范尔霖访华，邓小平送了他一份礼物——一张面值50元人民币的“小飞乐”，由飞乐音响在1984年发行，是拉开中国资本市场大幕的一支股票。范尔霖兴奋之余提出，应该把上面登记的名字从中国人民银行员工周芝石过户到自己名下。

在工行信托投资公司上海静安营业部，范尔霖办理了过户手续，环顾略显简陋的营业部房间，他不无感慨地说，美国的股票交易最初就是在华尔街旁的梧桐树下开始的。 当时距离中国真正建立资本市场还有4年。

这一切，和这张中国金融名片一起，成为纪录片《百年金融》的珍贵画面。这是继《华尔街》《货币》之后，纪录片导演李成才“金融三部曲”的最后一部。

“全世界的媒体都害怕金融类的纪录片”，在一次交流中，连BBC的同行都好奇，这位中国导演为何偏向虎山行。

启蒙人

2006年，央视纪录片《大国崛起》热映。在其讲述的9个国家相继崛起的故事中，美国分量最重，占了两集多。负责美国部分的导演就是李成才。片子播出后，他对美国的研究却没有止步。相比其他美国崛起的因素，李成才认为，最核心的在资本、在金融。最有代表的意象，便是华尔街。

2008年，《华尔街》项目启动不久，雷曼兄弟破产，全球金融危机的多米诺骨牌一张一张倒下。一时间，公众对华尔街从推崇膜拜到指责谩骂。李成才和片子的学术总顾问吴敬琏清醒地认为，如果跟风从负面展现华尔街，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为指责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

一边见证一边回顾一边记录，制作团队来回穿越于现实与历史，最终基于“不凌驾，不批评，不指责，不强势，不奚落”的原则，呈现了真实的华尔街——它创造财富的能力远远大于它破坏财富的能力。片子播出，大获好评，连国际同行都惊讶于其素材之丰富，而李成才又有了上一次那种意犹未尽的感觉——美国崛起的本质在金融、金融的本质又是什么？作为价值尺度，《货币》提上日程。

《华尔街》第一集旁白就说，“这是一个金融星球。如果你还是金融文盲，你失败的概率会比较高。”而《货币》的片头则有这么一句：“它温暖，让自由成为自由，让财富成为财富；它冰冷，让欲望成为欲望，让战争成为战争。”李成才的镜头从金融推向了人类。

在带领国人站在中国看了十几年世界之后，2015年，李成才回归起点，投入第一部真实记录中国金融变迁史的纪录片《百年金融》。正如BBC同行所言，金融的抽象和影像的具体天然冲突，李成才曾让几个学者画一张图叫“10块钱的旅行”，来解释：今年10块钱一斤的糖炒栗子第二年变成20元，是属于供求关系发生了改变，还是通货膨胀导致的？这和央行行长又有什么关系？结果，几个经济学家都没让李成才满意，“我说算了，你们画的东西都是本科以上才能明白的，大众不理解。”李成才做这件事，是希望让象牙塔里高深的金融原理，变成通俗易懂的知识，来启蒙社会。

“我很忧虑。今天中国的金融文盲超过了1952年文字扫盲时的87%这个数字。”在《百年金融》制作中，他曾和宜信创始人、CEO唐宁聊金融创新，聊着聊着就感慨“拍摄这类东西，有时会觉得特别孤单”。那次对话中，他向唐宁提了3个问题：“什么样的金融力量可以塑造创新中国？迎接中国财富社会的到来，财富的方向或归宿在哪里？让金融的血液自由流淌的问题，我们说的普惠金融怎么能够覆盖到更广袤的中国大地？”两人都获得过中国金融启蒙杰出贡献奖，深深体会到，在这个基础上做金融的传播，没有相当的信念，都做不起来。

李成才的信念在于对中国苦难的理解，他总觉得，“这个民族悲情满满”。他在2010年偶然看过一个展览，讲的是17-18世纪中国人口爆炸与农作物的关系。“中国原来是一个特别饥饿的民族，高产作物不进来的话，很难解决民族基本的生存问题。17世纪、18世纪，随着玉米、土豆、红薯这些高产作物的进入，中国人口才有了变化。”

当时，他萌发了做植物纪录片的想法。这个想法今天正在成真的路上，名为《改变世界的中国植物》。这并不算跨界，对李成才来说，做植物跟做金融都是相通的，都是接近科学，都是做启蒙。“金融其实是科学，相信的科学，要寻找我们共同可以信赖的人。相信科学的人就会相信金融；而认识自然、认识植物，唯一的工具就是科学，才能对细胞、演化等等进行理解。”李成才是一个痴迷科学的人。

一百多年来，中国在做两件事情，他历数：第一，财富的救国图存，2011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二，基本上完成了温饱，告别绝对贫困。但是和金融启蒙一样，有一件事情远远没有完成，甚至都没有正式开始，就是科学启蒙。

这便是李成才做纪录片的起点与归宿。

相比之下，西方人的科学意识，让他陷入思考。一次在欧洲攀登勃朗峰，李成才发现向导遇到什么野生植物，都介绍得入情入理，他们受过植物学训练，语气中有爱恋，有温暖，又很自然，就像那些植物本来就是生命的一部分。

西方国家甚至有一类特别的工作叫“植物猎人”，专门在各个大陆冒险搜罗不同植物种子带回研究。中华猕猴桃变身新西兰奇异果，便是中国植物改变世界的一个案例，虽然它的故事跟茶叶和水稻比起来，让中国人有些尴尬。

很多欧洲中产阶级家庭都有一个小小的花园、植物园；美国寸土寸金的曼哈顿，巨大的中央公园可以让人和植物经常亲密接触，李成才感慨——对植物关注的国民，内心一定是柔软的，不会与生命为敌。

可惜，中国人却很少有端详植物的愿望和习惯。片子定位于“改变世界的中国植物”，是因为“中国人太缺这一课，根本不了解我们的文明从哪里来”。但“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一直在他的脑海中回旋，他希望和大众一起补上这一课，愿意为此多做一点点事情，更何况，“植物世界是那样值得深爱。”

李成才自己对植物的感情，则源自从小生长的唐山农场。自家的花生和黄瓜至今都是他想起来就流口水的美食。放学后跑着穿过篱笆、穿过麦地、穿过一片片比他个头还高的农作物，头顶上舞着白色蝴蝶……恍如罗大佑的《童年》。 他曾经看法籍越南裔导演陈英雄的《青木瓜之味》，当时就想以后如果有机会，自己会把儿时记忆中的植物拍得更好。北方的小麦、玉米、芝麻、高粱、大豆……“都比青木瓜好看”。他常向城市里长大的年轻人举芝麻的例子，“每一个果实里都有四个火箭型的小包，它们紧紧抱成一团，每个小包里都有100粒左右的种子，种子与种子间的那种力量，太美了。”

拍摄中，他会让录音师去捕捉“植物生长的声音”，录音师不理解，李成才说我有这样的体会，张艺谋也有这种体会，拍《红高粱》前他种红高粱，晚上浇水，夜深人静能听到拔节的声音。

“今天，端详我们身边的每一杯茶，每一朵花，是种赏心悦目的物品，我们的衣食住行，我们的审美，我们生命中的一切都是由它们馈赠。”李成才为纪录片写下这段词，他更想提醒：人类寄生于植物，而植物没有人类依然会很好。

读书人

2014年，李成才建立了“CCTV李成才纪录片工作室”。再后来，他脱离了体制，成立了公司，带着一群80后主力出来拍摄纪录片。成立公司的初衷是为了拍摄更多符合理想的纪录片，也是“让创作者的未来可期”。

他种想法的根源在英国。1624年（“你想想，那可是400年前！”李成才说），英国出台了《垄断法案》，原本模糊的科学技术产权有了明确归属。从此，国家以法律名义承认和保护个人的创造力，然后用货币的方式把知识进行交易。

《货币》第一集，便花了很大篇幅说专利，后来的大制作《创新之路》更是专门为此拍了一集。“你如果不理解那个，就不知道为什么在美国的首富里会有比尔·盖茨，有扎克·伯格，他们只有大脑，就可以在公司完全控股，这是资本主义开始向创造力低头——当年马克思说资本多么高傲，它怎么可以低头呢？”

“获得自我是多么了不起的事！”很难想象，说出这句话的人，曾被部队熔炼，有过8年军旅生涯。

20岁那年，他报考了南京炮兵学院，成为第一批“学生兵”。早上是“422”——4分钟起床，翻开被子挂好蚊帐挂好风钩上厕所开窗，紧接着2分钟口令，2分钟俯卧撑，然后开始劳动。最艰苦的是泥地里挖鱼塘，作为班长，他得第一个往下跳。

当带头人似乎是一种习惯。从小学开始，李成才一路都是队长、班长、模范生，成长轨迹规矩而优秀，这承自家庭。父亲是工厂里养猪的饲养员（为此李成才小时一度不好意思提起），但却是认认真真把它当做事业，记忆中他从没休息过，每年评劳模拿回印着奖励的暖水瓶、脸盆、茶盘，自己家用不完，亲戚朋友家也送了好多。“所以我是劳模是一定的。我在中国导演里一定是属于非常努力的人。”李成才常自嘲笨拙，但从不对勤奋加以谦辞。

“我在部队里是被动的，集体意识、国家意识特别至上。”他当时还没有获得所谓的“自我”，读书也大多浅尝辄止，所以也没什么不适应，只是偶尔对一些话题的不同见解会被同学视为另类。部队赋予他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也烙下了对国家的理解，对民族苦难的铭记。

因为摄影文艺的专长，28岁转业时，李成才进了秦皇岛电视台，开始拍纪录片。30岁他第一次出国，看到印象中脸谱化的西方世界真实的一面，疑问一个接一个抛出：“我们的国家真的那么优秀过吗？那现实为什么如此落后？如果说它优秀过，和现实有什么样的关系？和国外的差距到底是什么原因？”他被卷入思考的漩涡，在后来的几年甚至经常为此失眠。

32岁，李成才到当时的北广（今天的中国传媒大学）上学，34岁进入央视。不久，就接受任务，拍了改革开放20周年主题片《20年20人》。王石是其中一位，两人因此成为挚友。得知他的迷惘，王石给李成才送去了黄仁宇所有的书，建议他可以从这里开始。从那时起，李成才“正经开始慢慢了解”，好奇心促使他的书单越列越长，看中国，看世界，看中国，看世界……思考中西成了后面20多年的主旋律。

李成才也成了圈里公认的“和读书特别有关的人”。他自我评价“骨子里面还是读书人的多”，影像对他来说是一种擅长的表达工具，换句话说，“我要是会音符或是画笔，就不会用它了”。带着这样的工具，他找到自己“电视启蒙人”的定位，之后无论是历史、文明、金融还是植物，本质没有改变。

李成才是国内第一个设置了“国际制片”工种的记录片团队。在一切都以“国际化”为标准的今天，他却说走出去根本不是自己的主要任务，他的第一受众群体是中国。

讲课邀约纷至沓来。基金经理、金融机构领导愿意听他讲货币讲金融历史，科学家愿意听他讲植物讲科学人文，企业家愿意听他讲创新讲企业家精神，他们很多都在行业深耕半辈子，却在这儿得到了一个全新的思考问题的角度。

《货币》辛辛苦苦拍了两年，刚出样片的一天晚上，李成才在工作室看片，觉得出来的东西和自己设想的完全不一样。顿时一股委屈涌上心头。他闷闷地开车回家，开到一半不得不靠边停车，在深夜的北京街头，眼泪不住地往下流。

“做不到的原因就是能力不行。”今天李成才可以很坦然说这句话。中国文人说，“取法其上，得乎其中，取法其中，得乎其下”，李成才解读为，“我追求什么它只能代表我向往什么，不代表我做到什么和拥有什么，但至少明确了这样一个方向。”

他释然了。“认清楚了，照单全收，它的缺陷就是你的缺陷。”

年轻人

如何认知中国，到如何认知世界，再到如何认知自我——李成才说，想要理解这些，可以读读费孝通的《乡土中国》。在深秋的植物园，一边采访一边拍摄，李成才选中和一株海芋在一起，硕大叶子上的脉络散发着蓬勃生机。

“万物一体，它们用生命延续我们的生命，它们有一个统一的名字叫植物。”对一花一树温柔以待，又有着“启蒙人”“读书人”的自我意识和责任感，让人联想到费孝通的另一本书——《中国绅士》。

年初他去故宫看 “严复书法特展”。“严复那么早开始翻译《国富论》《天演论》《论自由》《论法的精神》，把世界看得多清楚。”李成才看到了一座灯塔，是一百多年前的严复面对中国转型的艰难，“那种把世界的东西看到了以后，一定要让这个国家的人去吸收”，这种艰难他懂，懂到热泪盈眶。

严复翻译西方启蒙著作的那几年，正是世纪之交，有着近代中国的诸多关键节点。李成才有一个愿望，为这个时代拍一部纪录片。“我肯定会拍1905，就叫《1905》吧。”

1905是什么年份？科举制度取消，中国开始正式迎接学校的到来，有了现代教育；凌迟被取消，中国的法律开始走向人性化。这一年，电影来到了中国，有了《定军山》。这一年对中国的政党也很重要，同盟会建立；对于金融也很重要，户部银行开始建立，中国开始有了金融人才的培养，其中一个就是刘鹤的爷爷。

“但我们看看1905年，世界发生了什么呢？E=MC2，就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这样你就知道中国和世界的差距了。”

但他的片子里从没有残酷。“如果我的作品不深刻，就和我没有经历太多残酷有关系。”确实，对比张艺谋、陈凯歌等导演，最好的作品都有着从生命中的苦难磨炼出的洞察社会的能量，李成才自知至今55年的生命中是顺畅的，但，也是温暖的。

因而，他的纪录片在“真”的底线上，以自己的心灵为依据选择，“我选择对人性社会美好的、善良的、有帮助的、对人性充满意义的。”他热爱巴赫。“巴赫的个人生活多不好啊，他的生活有不堪、凌乱与慌张，但他选择了用另外一种方式，表达对生活的眷恋与对美好的彰显，听他的音乐就是一种被洗礼的感觉。”

少小离家时，他满心想着逃离农村，过和父辈不一样的生活。“但是离开很久你才发现，其实你以为不一样的东西，好多是一样的。”至少父母亲的工作价值特别容易判断，他们直接通过劳动养活了家庭，让孩子能够好好上学，过体面的生活，在自己生活的环境里被人尊敬。那么自己呢？纪录片是文化产品，是给心灵准备的工具，不是买西红柿、买黄瓜，识别起来特别缓慢。尽管获奖那么多，但这些作品真的有价值吗？真的和父母亲的东西不一样吗？

今天他还是经常睡不好觉，焦虑来自作品，来自不间断的忙碌。以至于看一会儿自己喜欢的、和工作没有关系的书，他就内疚。

“你对自己的作品可得小心。”李成才告诫自己。剪辑能力40分，撰稿能力50分，导演能力60分，策划能力70分，李成才这个自我评分一直没上涨。反思自己为什么不能舒展地表述出让人眼前一亮的生动，他一方面因为自己笨拙，一方面则是“太年轻”。在BBC，一类团队都是50岁以上的人，李成才期待，等到自己60岁，岁月给自己更多白发的同时，也赋予日渐丰腴的智慧，经得起考验的作品。

从《华尔街》到《改变世界的中国植物》，李成才非常重视来自年轻观众的反馈。《华尔街》拿过一个大学生电视节的“最受大学生瞩目纪录片奖”，李成才很珍视这个奖，因为大学生代表着未来。如今的作品，短视频、周边产品、大电影也在开发中，都是年轻人喜欢玩的东西，他向团队中的80后、90后学习、接受。

10月初，李成才在北京嘉里中心偶遇一位90岁老人，是歌唱家李光羲。回忆汹涌袭来。“那个时候我15、16岁，爬在墙头上听化肥厂大喇叭放《祝酒歌》，我记得那么清楚。他根本不知道那个时候有一个生猛的小子，趴在农村墙头上听他的歌，一点一点的浸入人的心灵。”

那么，自己的作品，也可以这样浸入人心，在多年后唤起某些人年少时被启蒙的那一瞬间的美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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