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中旬的一天，云南省大理市的学者施怀基接到了一通电话，打来电话的是大理凤仪镇云浪村、麻风村和米总村的几位村民。

他们向施怀基反映，凤仪、云浪一带很多植被很好的山林被该地区几座采石场和沙场破坏，而这些山林大多是洱海的水源地。该地区属于苍山洱海自然保护区范围内，只因游客不多而少有人关注。

施怀基长期以来研究和关注本土文化以及当地生态环境保护。6月9日，他在电话中对界面新闻说：“这些村民当时很急，一来他们对采石采沙厂开工过程中发出的噪音不满，二是担心如果遇到暴雨天，淤积的泥沙将会直接流入洱海，对洱海的环境造成严重破坏。”

当时接到村民们的电话后，施怀基独自驾车沿途考察，他从凤仪镇往山上去，最后又从麻风村下来。途中看到不少采石、采砂厂。他把这个过程称作“步步惊心”。

从凤仪镇、米总村往山上走，沿途是洱海海东一线植被最好的一面，满山全是低矮保水的灌木林，密密麻麻的。而从麻风村到云浪村的深谷之中，甚至还有清泉流下。在苍山十八溪早已干涸的情况下，实在难得找到如此让人惬意的好去处。

但是沿着溪水再往下来，就听到那些沙石场、采石采沙的机器发出轰隆声。采石场里沙石堆积如山，旁边大面积的山体已被破坏得满目疮痍。

除了这些采石沙的厂子，一些在当地更大的项目可能即将开工建设。根据大理创新工业园区官方网站的信息，2015年5月14日，大理创新工业园区环保分局还公示了两处位于大理创新工业园区凤仪镇云浪箐口，年产80万吨干粉砂浆生产线项目和年产100-150万立方米商品混凝土生产线项目。

这些项目都可能会对洱海水源地造成潜在的破坏。

在施怀基看来，尽管有包括《洱海管理条例》在内的制度，但是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的驱动下，很多时候会忽略生态环境。

在施怀基自驾“考察”凤仪等村的50天前，离大理3000多公里的辽宁省盘锦市，胡春梅走进了盘锦市辽河保护区管理局局长梁建松的办公室。

她本想找局长反映保护区内正在修建的一条公路破坏生态的问题，不过当天，她连局长的面都没有见到。

“办公室门口张贴的干部去向通知单上明明显示他当天值班，怎么人就不在呢。”一个多月后，她仍有些抱怨。

辽河保护区管理局直接负责辽宁双台子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管理与维护，这里也是斑海豹的栖息地。每年3月—5月，斑海豹就会集群上岸，在这里休息、换毛。

胡春梅在2011年参加了首届“斑海豹观察团”并担任领队，之后她一直关注该地区的生态环境。

在2011年的那次活动上，她还见到了时任盘锦斑海豹保护协会会长的田继光。田继光当年曾在自己的新浪微博上发布消息说，“心痛，盘锦滨海公路要横穿辽东湾斑海豹核心栖息地”。

消息发出后，立即得到了全国环保组织的转发和各大环保组织的重视，全国各大媒体也都积极报道。这使得盘锦滨海公路唐海线至三道沟段工程三改路线，避让了辽东湾斑海豹的核心栖息地。

不过田继光本人却因经济问题于2013年10月被盘锦公安机关依法逮捕，他的被捕也暴露了中国自然保护区管理混乱以及可能涉及腐败的相关现状。

今年年初，胡春梅再次来到了辽河，但看到的情景却更让她忧心忡忡。

“到处都在修路”，6月9日向界面新闻介绍情况时，她显然有些情绪激动。她和随行的朋友用GPS定位发现，修路的位置正好处在斑海豹栖息、活动的五公里范围内，如今这些地方如今尘土飞扬。

她怀疑之前已经被叫停了滨海公路又复工了。

带着疑惑，胡春梅找到当地的交通局、环保局和保护区管理处了解情况，但她得到的却是这些部门的搪塞和敷衍。

在中国环保界，还有很多像胡春梅和施怀基这样的民间人士，为了那些值得保护的自然资源和生物种类积极奔走，但是他们到处碰壁的经历也显示了中国在自然保护区建设中所面临的诸多复杂现实和困境。

公开数据显示，尽管中国目前共有各种类型自然保护区超过2700个，总面积约占陆地国土面积的18%，单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也达到了428个。但是由于法律、政策上的不足，以及地方经济利益优先等因素的存在，中国的很多自然保护区都面临着被污染侵蚀、物种锐减以及过度商业化等危机。

据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的一份调查显示，截止2010年，中国已有22%的自然保护区由于开展生态旅游而造成保护对象的破坏，11%出现旅游资源退化。

如今，面对日益严峻的自然保护区“危机”，中国正试图做出改变。新的动向让胡春梅和施怀基这些民间人士们看到了希望。

6月8日，中国国家发改委和美国保尔森基金会(Paulson Institute)签署了《关于中国国家公园体制建设合作的框架协议》。按照协议，中国选定9个省（市）开展国家公园体制试点，试点时间为3年。保尔森基金会是总部位于美国芝加哥大学的非营利性机构。

按照协议，中美双方将在国家公园试点技术指南、美国等国家的国家公园案例研究、试点地区国家公园管理体制和政策实证研究领域展开合作。发改委将主要提供政策指导，保证项目顺利实施，而保尔森基金会则会做为合作提供智力、技术等方面的支持。

保尔森基金会环保项目总监牛红卫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认为，美国的经验可以为中国 “导航”。她说，“中国有很多保护区，就是在地图上画条线，而没有建立实际的体制。” 

国家公园最早源于美国，后来被世界大部分国家和地区所采用，核心是国家为了保护一个或多个典型自然生态系统的完整性而划定的，需要特殊保护和管理，并适度的利用其特殊的自然景观，开展教育、科研的自然区域。

1872年，美国黄石国家公园的建立引发了世界性的国家公园运动。1916年8月25日，威尔逊总统签署了《美国国家公园体系法令》，一个内政部下辖的国家公园管理局正式组建。该法令开宗明义：国家公园服务体系是为了保护当时的39个国家公园和园区内的野生动、植物建立，同时也拥有教育和娱乐的功能。17年后，一项行政法令将50个国家博物馆和军事遗址从森林局和军事部门划分到国家公园体系中。如今，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管理着包括约塞米蒂、黄石等在内的400多个国家公园。

美国第26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曾这样说，国家公园是对景观、森林和自然生态的保护，它是献给全人类的，并非只对权贵敞开大门。我们的人民应当知道，他们为自己的子孙后代留下了壮美的自然景观。

美国作家和历史学家华莱士·斯特格纳说，国家公园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好的构想。但是，这样的构想能否移植到中国实现呢？现在看来还是个未知数。

首先，中国虽然有超过2000个自然保护区，但是这些保护区在概念和功能上并不等同于国家公园。

1990年代末，中国建设部在与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初次交流时，将中国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译为China National Park,。但是长期以来，中国的风景名胜区与国家公园仍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根据界面记者查阅到的资料，自然保护区强调的是保护，而国家公园强调保护利用兼顾；自然保护区是生态系统发挥功能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平台，其景观价值不一定高，而国家公园必须具有国家级的景观价值。

直到2008年，中国国家林业局才同意将云南省作为国家公园建设试点省份，以具备条件的自然保护区为依托，开展国家公园建设。同年，环保部和国家旅游局选择黑龙江省伊春市汤旺河区进行国家公园建设试点，并为汤旺河国家公园授牌。

然而，这些试点仍然沿袭现有的其他类遗产地管理体系的体制机制，许多管理体制问题依然如故。

世界自然基金会中国政策研究中心高级总监范志勇认为，当前中国的自然保护区存在着地域的割裂及行政管理碎片化等诸多问题，如果建设国家公园，将利于资源的有效整合， ‘多头’ 管理困境也能够缓解。

“我和交通局、环保局等部门反映情况时，他们都各执一词，给不出什么明确的说法。” 胡春梅在采访中也用“各说各话”表达自己对于保护区多头管理的不满。

起初，美国每一个国家公园的管理也都不独立，且分属不同，管理水平也参差不齐。在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首任主管斯蒂芬·马瑟的努力下，美国最终通过了《国家公园组织构成法》，并在1916年创立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该局开始管辖全美国所有的国家公园。之后，管理局又被给予了管辖其他自然保护地区的权力。

在美国，国家公园的运营主要由联邦财政支持（占其运营资金的约70%），门票、特许经营收入和社会捐赠只是补充，这种安排使得所有公园都能做到票价低廉，国民进入国家公园成为这个国家的一项基本公共服务。

而在中国，很多景区和自然保护区却成了地方赚钱的工具。 由于重视GDP，很多地方政府不但大力吸引游客的到来，招商引资，甚至会在自然保护区中建设机场、公路、水坝，用于运输和发电，增加地方财政。

在素有“华中屋脊”、“世界生态宝库”之称的神农架，当地政府在过去几年里，为了建造一座高山民用机场，削平了5个山峰、填掉数百溶洞。这一行为引起了广泛的质疑和批评。环境保护主义者以及学者们认为，机场对环境造成了大面积的破坏，这种大规模毁灭性破坏是不可逆的。

另外一个案例是，长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曾擅自将整个自然保护区转变为“保护开发区”并按“开发区的模式进行管理”，开始招商引资。

针对管理上的乱局，施怀基认为，根本原因还在于“体制”问题。他说，“在中国，考核官员的手段依然是他们能为当地带来多少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

中科院动物研究所副研究员解焱是一支由近百位生物多样性、法律、动物保护等领域研究者组成的“自然保护立法研究组”的总协调人。该小组最大的愿望是，希望国家对自然保护区进行全面立法。

解焱认为，国家公园体制可以变成一个自然保护区的复合体。尽管中国有上千个自然保护区，但是相对于有些物种来说还是比较小。

东北虎就是最突出的一个物种范例。在中国，东北虎生存的区域既包括自然保护区，也包括风景名胜区，范围非常大，且涉及到的管理部门分散，并不利于东北虎的保护。解炎认为，如果建立了国家公园，大家就可以形成一股集体的力量来保护这一物种。”她说。

俄罗斯过去50年中使野生东北虎的数量翻了十几倍。在她看来，最大的原因是建立了广泛的东北虎栖息地保护“网络”，重视保护地之间的走廊，为老虎的迁徙移动提供了通道。不仅是东北虎，藏羚羊、江豚等也需要这样的保护地。

“这些保护地应该以国家公园的方式存在，并获得国家政策和资金上的支持。”她说，国家资金投入过少时常被认为是保护区频频陷入窘境的原因之一。

大自然保护协会保护科学与策略专家梅根·克拉姆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在美国，每年用于保护区的资金约占当年美国GDP的0.02%，而在中国，这一数字只有0.002%。

而且在中国，即使获得了财政下拨的经费，资金使用中的不透明问题也有待解决。

目前，“国家的资金投入总额无法找到。” 解焱说，“公众既看不到财政经费的分配标准，也看不到保护区收入和支出的报告。”

解焱坦言，目前政府大力推进国家公园体制的建设想法不错，但是具体操作上可能存在层层的“阻力”，尤其是各部门之间利益该如何协调。

她说：“在中国，当自然资源与经济效益密切关联后，问题变得尤为复杂。”

6月9日的采访快结束时，胡春梅的语气听起来充满失落。

她说：“我2011年带队来辽河的时候还能看到斑海豹的影子，但随着近几年当地的旅游开发，斑海豹的上岸点正不断下移，当地人和我说，斑海豹已经很少到河滩上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