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崔璞玉

编辑 崔宇

12月的菲律宾长滩岛，阳光和煦，海水碧蓝。这个以度假胜地闻名的热带岛屿，在去年4月决定封岛半年，重新铺排岛上的下水道系统，以彻底解决海水污染问题。

可是到了年底，却依然没有出现平坦整齐的道路，到处坑坑洼洼，随处可见还在维修的施工人员。当地的Tutu车司机也已经习以为常，把这种用作出租车的改装边三轮开得飞起，左弯右绕也不眨一下眼。

就在关岛半年前，时年30岁的罗希来到了这个东南亚岛屿，和一个朋友一起开了家潜水店。

“北京有很多机会，适合工作，适合创业，但不适合生活。”罗希说。拥挤的交通、污染的空气，和无力负担的房价，正让越来越多生活在北上广的年轻人选择逃离。生在北京、长在北京的罗希，也在2017年10月选择了离开。只不过，和回流至国内二三线城市的年轻人相比，罗希走了一条不一样的道路。

机会

长条形的长滩岛位于菲律宾中部，属于西米沙鄢群岛，面积约10平方公里，是典型的热带海洋气候，全年常夏。

2018年底在岛上见到罗希时，他已经有了当地人一般的黝黑肤色，墨绿色无袖T恤下露出的胳膊隐约能看出健身的痕迹。“我家祖祖辈辈都住在北京，我小时候在北池子长大。但现在的北京我已经不太认识了，空气也不好，”罗希说道。

北池子大街位于北京市东城区，清乾隆时称北长街，宣统时称北池子，1949年后改为北池子大街，现在是北京市25片历史文化保护街区之一。

罗希将潜水店取名为Big Blue，提供潜水体验、潜水考证、执证潜水，以及游艇出海的服务。法国导演吕克·贝松曾拍过一部电影《碧海蓝天》(Le Grand Bleu)，英文名就叫The Big Blue。

在开店前，罗希完全是个潜水小白。大学毕业后，他曾在广告公司从事一份朝九晚五的工作，后来因相依为命的父亲罹患癌症而辞职，一边照顾卧病在床的父亲，一边打理一个课外补习机构。

2016年4月父亲病逝后，他去长滩岛旅行散心，萌生了在当地开一家潜水店的念头。“我已经离开广告行业太多年了，回不去了，”罗希说，“而且我也想换个新环境，我喜欢大海。”

有了想法后，罗希认真分析了这样做的可行性。他表示，长滩岛面积不大，只要有一个店就可以辐射到全岛；另外，长滩岛在国内还不是很知名，有很大的推广空间；最后就是，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菲关系会有很长一段时间的交好。

近年来，中菲两国之间的贸易总额持续增长，其中菲律宾从中国的进口额增幅明显，在2010年至2017年保持了20.7％的年均增速。这使得中国在2016年超越日本跃升为菲律宾第一大贸易伙伴，并一直保持在这一位置。

菲律宾工商部在去年底发布的一份报告中表示，受中国投资推动，菲律宾批准署2018年批准的投资实现两位数增长，其中来自中国的投资从2017年的5.758亿元人民币增长到2018年的487亿元人民币，增幅达8364%。

与此同时，中国赴菲游客也在持续快速增长。据菲律宾旅游部统计，2015年约有49万人次中国游客到访，到2017年这一数字上升到96.8万人次。而截至2018年前10个月，已有约106万人次中国游客抵达菲律宾，同比增长约31%。目前，中国稳居菲律宾第二大游客来源地。

看到了其中的潜力后，罗希很快又来了长滩岛四五次，熟悉潜水店的运营模式，并去考了潜水证。罗希和他的合伙人准备了100多万元人民币的启动资金，在岛上签下了一个租期三年的门店，雇了一名驻店的中国潜水教练，和9名菲律宾潜导。

教练负责进行下水前的讲解和水下拍照，潜导负责带人下水。按照规定，下水时一般是由一名教练带几名潜导，每名潜导带两位客人。

由于历史上长期被欧美国家殖民，菲律宾80%的民众都能熟练使用英语，英语也是菲律宾的官方语言之一。因此只要英语还可以，和当地人交流不会有什么问题。对不会喝酒的罗希而言，与菲律宾人沟通，反而比在国内谈合作更简单，“因为国内有酒桌和饭桌文化，这边没有，直接把数据摆出来就行。”

随着赴长滩岛的中国游客不断增加，在度过最开始的两三个月后，他们的潜水店开始进账盈利。不过现实很快给他兜头浇了一盆冷水。

慢文化

由于海水污染严重到被总统杜特尔特批评为“粪池”，菲律宾政府宣布从2018年4月26日起关闭长滩岛，进行为期半年的环境整治，闭岛期间国内外游客一律禁止登岛。

没有了游客，罗希的潜水店也不得不暂时关门歇业。但封岛期间，他依然需要支付一半房租，店里的员工则只能另谋生路。这半年间，他们大概亏损了40万左右。

但封岛的影响并未就此消散。刚开岛时由于限制客流，去年11、12月每个月的客人数量只有大约500人，这种惨淡的情况直到今年2、3月份才有所好转，客人数量能维持到800-1000人。相比之下，封岛前最后一个月他们接待了1500名客人。

说到封岛治理，在当地经营着一家老北京餐馆的北京姑娘许兰茜有点哭笑不得，“你知道他们效率低到什么程度吗？有次我发现，一名工人正在用锤子一下一下地拆一座小楼。菲律宾的整个工作方式都很慢，不像在中国，大家都处在一种时刻运转的状态中，每天都是紧绷的。”

这家老北京餐馆开在长滩岛市中心附近，店内摆着十来张原木色长桌，一面鹅卵石砌成的白色墙壁上挂着灰色渔网和蓝色救生圈。餐馆主要提供烤串、海鲜和家常菜，有沙发座，也可以唱卡拉OK。许兰茜说：“光店面装修就花了8个月。菲律宾人做事就是不紧不慢，如果你能做到不着急，就没什么问题。关键是心态。”

说到菲律宾的慢节奏，罗希也深有感触。为了发展游艇出海业务，他购入了一艘小高端的双体帆船，但是买回来两三个月却一直只能放在那里，等待手续审批。“这里和国内有些不一样，国内可能也慢，但是会给你一个具体时间，但是这边没有，你只能老老实实等着。他们也不是故意在某个环节卡你，他们就是慢。”

中国商务部在2018年《对外投资合作国别指南——菲律宾》中提醒，菲律宾政府的行政效率不高，手续繁琐，办理企业开业登记平均需要80天。相比之下，根据去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压缩企业开办时间的意见》，中国省会城市和各直辖市必须将企业开办时间限制在8.5个工作日以内。

不过罗希喜欢用文化差异来解释这一点。“不光是菲律宾人，你纵观其它国家的民众，不但东南亚，而且法国人甚至所有欧洲人，都没有中国人勤劳，”罗希停顿了几秒，认真想了想，接着说道，“站在咱们的角度觉得他们懒，但其实不是。”

“比如在法国，中国商人在那边开店的，恨不得一天24小时都在营业，法定节假日也开，但是这在普通欧洲人眼里是不正常的。所以在咱们眼里觉得他们慢，但在他们看来却是正好。”

罗希认为，既然选择在别人的国家做生意，就一定要尊重这个国家的文化，不要试图去改变他们；哪怕觉得他们慢，做同样的事情需要雇比国内更多的人手，但这是应该的，“永远不要用中国的文化去束缚菲律宾人，让他们保持自己的工作文化和态度就好，”他说。

北京

过去7年间，菲律宾的经济快速增长，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增速一直位于6%以上，2018年该国GDP增速为6.2%。但是菲律宾的人均GDP依然远低于中国。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菲律宾2017年的人均GDP约为3000美元；相比之下，2018年中国的人均GDP接近一万美元。

但罗希很少回北京，也不太想回去，一方面是因为环境，“北京的雾霾太严重了”；另一方面，他陪父亲多年和癌症斗争以及最终父亲的病逝，让北京成了一个伤心地。

相比北京，菲律宾可能让罗希更有归属感，“记忆中的北京有胡同和四合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紧密，但现在大家都已疏远，可能一年到头都见不到邻居几面。反而在菲律宾，来这边创业的华人之间，关系比较亲密。”

由于菲律宾对前去投资的中国商人持欢迎态度，近几年赴菲律宾工作的中国人约占赴该国就业的外国总人数的一半。2015年至2018年间，菲律宾劳工和就业部(DOLE)总共核发了近16.9万份外国人就业许可(AEP)，其中约8.5万份发给了中国公民。

“我有段时间一直（因为父亲的事情）走不出来，”罗希有些哽咽道，“来菲律宾开这个店，很大部分原因是这件事给我造成的影响。我不想在北京再这么待下去了，我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看看不一样的东西。”

“每个人都是向死而生，不同的是，每个人的经历不一样。我只是贪婪地想在走之前多看一看这个世界。大家都知道，走的时候什么都带不走。”

现在，长滩岛上的路还未修好，“估计还要一年”，但罗希的小高端双体帆船早已下水，接待了好几对出海拍婚纱照的客人。潜水店里还新增了两名课程教练，菲律宾员工也增加到了20人。“现在淡季的话，每个月利润在8-10万元左右，旺季10-15万差不多。”

他还时不时地在朋友圈撒狗粮，放他与女朋友的甜蜜照片。“下半年我会回一趟北京，准备结婚，婚后她就来长滩岛陪我，”罗希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