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常是半夜十一二点坐滴滴的专车回家。安静的车里，看着大多透着白领气质的司机，心里会暗暗地给他们加声油。

我作为创业者，也关注着同为创业公司的滴滴、Uber的公司进展。它们被喜爱与被抵制兼有，创新者与破坏者的标签共存。每当想起这些，在深夜的滴滴专车上，有三个场景常常从脑中跳出来作类比。

第一个场景是集装箱。

近期发生在各地的出租车司机对专车的抵制活动，与五十多年前码头工人对集装箱的抵制十分相像。

集装箱作为一种颠覆性的货运手段，极大地压低了运输成本，使得中国生产的产品运到纽约，远比在纽约郊区生产更为便宜，从而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那本著名的《集装箱改变世界》称，没有集装箱就没有全球化。

但标准化、自动化的集装箱，直接冲击着以装船、卸船为生的码头工人的就业。工人以集会、罢工等多种形式抵制，21000名纽约码头工人齐集麦迪逊花园广场痛陈集装箱之害。

然而新技术的趋势终不可挡。集装箱成为航运主流，码头上的劳工大军和他们生活的社区终成回忆。因为不适应集装箱贸易，“一些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海上贸易中心的城市，比如纽约和利物浦等，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们的码头区以惊人的速度衰落”。与此同时，美国西海岸的诸港口，以及鹿特丹、新加坡、香港等积极适应集装箱业务的港口，获得了充足的货源和运输资源，发展迅速，成为新的贸易中心。

互联网对世界的颠覆比集装箱有过之而无不及。此前已在传播业、零售业获得了证明，现在正在移动出行上发生作用。

浩浩荡荡，世之趋势。对碰到的每一位出租车司机，我都劝他们最好的应对方法就是辞旧迎新，顺应趋势。

第二个场景是“出位”。

如何看待专车与旧秩序的冲撞？它与改革史上那些先行探索相似。

举几个标志性的例子：

一、小岗村，直接与当时的中央政策对着干，行动前立下生死状。

二、年广久做“傻子瓜子”，雇了12个人当帮手，有人马上联想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那个著名诊断：“雇工到了8个就不是普通的个体经济，而是资本主义经济，是剥削。”年广久遭到猛烈批判，后来还是邓小平把年广久保下来了。

三、1981年，福建同日立公司成立合资企业，有人将之定性为“殖民地性质的厂子”；差不多同期，荣毅仁的中信为筹措资金，准备在日本发行100亿元债券，很多人跑去向国务院告状：“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借钱，这搞的是哪门子的经济？”

四、1982年，可口可乐在北京各大商场推销，买一瓶可乐送一个气球或一双筷子，一时间人潮如涌。业内认为这是中国现代市场上第一次卖场促销活动。但很快引来抨击，称这种做法侵入中国，引进了资本主义经营方式。不久上面来了指令，可口可乐只能在外国人圈子销售，“不准卖给中国人一瓶”。

五、上世纪90年代初，山东诸城官员陈光将所辖国企全部改制，基本全卖给了内部职工，震动全国。有人写就万言书痛陈国有资产流失，直至1996年朱镕基率领国务院视察组亲临诸城，才有了定论。

以上案例，今天看来质疑和阻挠的一方显得如此有违常识有违趋势。30多年改革史，就是一个先锋探索与制度规范相竞赛的过程。新现象冲击旧秩序，大变革逼出新规范。

第三个场景是“再看看”。

有朋友问，专车引发了一些社会问题，比如与出租车的矛盾，比如可能出现的安全问题等，那么，专车是否危矣？

这需具体分析。

征地、拆迁也曾引发过不少群体性事件，但土地财政的政策取向使其没有退缩。

专车的利益受损方有出租车司机，想管还未管到手的交管部门也属暂时利益受损方。受益方一是消费者，二是开专车的司机，三可能是互联网巨头（包括投资资本）。

从主政者的角度，专车明显符合现在最热的几个政策主题：

1.互联网+；

2.绿色出行；

3.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4.简政放权；

5.就业。

从损益分析来看，专车整体的社会效益是正向的，大方向上与当下的政策取向一致。就如电商、互联网金融从出现到建立合理的管理体系需要一个过程，要给专车以宽容，要给专车以时间。

中国最大的财富，也许是正在经历剧变并且积累了应对剧变的经验。邓小平面对年广久对马克思经典论述的挑战时，说了三个字：“再看看。”

这是面对新生事物最冷静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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