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青春就是用来忧伤的，但对于全球千禧一代（生于1985-2000年间）来说，他们的忧伤可能更为真实而深刻。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巨大落差以及随之而来的世界秩序重构，将他们的青春乃至整个生命历程重构。他们的经济参与和政治参与程度、他们对家庭、国家和世界的看法，发生了哪些改变？又将如何影响他们的未来？我们试图通过一系列看似碎片化的故事，拼凑出一幅全球千禧一代的心灵地图，并将持续关注他们的成长和改变。大震荡时代，没有人能够逃离；大变革时代，一切故事皆有缘由。

记者 | 潘金花 陈升龙

编辑 | 崔宇 陈升龙

早春的深圳，夜幕已笼罩不住空气中的闷热。在东门步行街九龙城广场对面商铺的台阶上，一位棕发男孩与一位金发女孩在几位身着制服男子的注视下，手忙脚乱地收拾着跟前的摊子。

他们脚边铺着一张50厘米X60厘米大小的硬纸板，上面散落着十几张印有两人照片的卡片，还有一张已经被撕掉的中文自我介绍。在催促声中，他们很快化为两道瘦削的身影，连同iPhone屏幕上“任何价格”四个大字，没入熙熙攘攘的人群之中。

“他们是警察吗？”回想起十几分钟前的遭遇，23岁的男孩Eugene难掩怒火，他身旁的女友Anastasia也只能无奈地摇摇头。

不过，对于这对热爱旅行的俄罗斯情侣而言，结伴远游总是欢乐的回忆居多。

Eugene和Anastasia都生于1995年，分别来自莫斯科和沃罗涅日。两人相识于四年前南非说唱乐队Die Antwoord在莫斯科的音乐会上。当时，Eugene在社交软件Telegram上发帖子寻找志同道合的朋友，刚好Anastasia也有兴趣，之后两人便开始了交往。

在相识第二年的暑假，他们决定尝试搭便车旅行。第一趟旅途就近乎“疯狂”，两人用了22天的时间，从莫斯科一路向东，来到了8000多公里外的俄罗斯远东疆区符拉迪沃斯托克，算上在当地停留与返程，这趟横穿西伯利亚之旅花了80多天。

2019年新年刚过，他们决定休息一段时间，拿着半年来挣得的收入开始两人的第九次结伴远游。这次，他们将目的地选在了中国，先是去了贵州，再到广州，然后又来到了深圳。

两人将在家乡的合照，以及沿路拍摄的风光制成了明信片大小的卡片。在深圳这座陌生城市，他们一天能卖出20张左右，路人一般会为每张照片支付5至10元不等。

“把‘任何价格’改成‘随便给’可能更有亲和力，”界面新闻记者向他们提议。Eugene看向Anastasia，女孩爽朗一笑，点了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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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Eugene和Anastasia来说，深圳也不完全是陌生的。莫斯科同样有着快速的生活节奏与庞大的流动人口。事实上，他们之所以再次踏上旅途，一定程度上是为了从家乡的生活节奏中暂时抽离出来。

Eugene来自莫斯科的一个普通家庭，父母在20岁出头就生下了他。父亲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后勤工作，母亲是一家自来水厂的质检员。Eugene本人从事快递行业，一个月平均能挣49000卢布（约合5000元人民币），随着季节性的忙闲而有所波动。他说，许多俄罗斯年轻人都会涌向莫斯科和圣彼得堡找工作， “如果我在沃罗涅日做同样的工作，收入恐怕还不及大城市的一半吧”。

其实，作为在苏联解体后出生的一代，Eugene们感受到更多的应该是国家的快速发展。1992年到2017年，俄罗斯的家庭人均年收入从184美元攀升至6476美元，Eugene们不必像父辈那样排着长队购买食物，也不必再经历苏联解体带来的阵痛，那个犯罪率飙升、贫困与失业盛行的年代已经成为了历史，他们如今的生活更加舒适、稳定，也更加安全。

对于他们来说，俄罗斯联邦首任总统叶利钦只是一个陌生的过客，贯穿他们记忆的领导人只有一个——普京。2018年春天，普京第四次赢得总统选举，从1999年出任总理算起，普京在俄罗斯已实际掌权20年，Eugene和Anastasia也将伴随普京的第四个总统任期进入而立之年。

2000年普京初任总统时，整个俄罗斯只有2%的人上网。普京自己不用电脑，在他眼中，互联网只是美国中情局的“一个项目”。如今，俄罗斯网民比重超过70%，18至24岁的年轻人基本每天都在“线上”，互联网是他们了解这个世界的主要方式。

40岁以上的俄罗斯人，尤其是从苏联年代过来的老一辈，更习惯电台、电视这样的传播媒介。Eugene的爷爷今年74岁，当听到有关美国的新闻时，老人家会大声咒骂这个敌对国家，向孙辈历数这个国家的“恶行”，但年轻一代习惯了不受约束的互联网，根本不相信这些传统媒体的宣传。

不过，“不受约束”似乎正在成为过去时。

今年2月，俄罗斯政府开始拟定一项“主权”互联网法案，官方的解释是为了保护境内网络免受外国攻击，但在Eugene和朋友们看来，其真正目的是限制网民访问“有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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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青年”Eugene有很多偶像，包括在他出生前一年就已自杀的美国摇滚歌星科特·科本（Kurt Cobain）。他从科本身上学会了弹吉他，还有摇滚的反叛精神。

政治上，Eugene也追过星。去年选举前，俄罗斯独立民意调查机构列瓦达中心（Levada Center）的数据显示，81%的俄罗斯成年人认同普京执政。普京在18至24岁俄罗斯年轻人中的支持率达86%，其中有67%的人认为国家正在朝正确的方向前进。

Eugene属于那14%。他认为主要反对派领导人阿列克谢·纳瓦利内（Alexei Navalny）是可以带来变化的另一个选择，也听从纳瓦利内的号召参与了在莫斯科的两次反政府集会。但Eugene后来发现，去集会的人并不团结，即使有女成员被警察粗鲁对待，也没有同伴上前相助。再后来，他甚至怀疑纳瓦利内可能也是普京的盟友，他存在的作用就是为了让人觉得除了普京，还有其他的人选，但事实上，他不可能当选。

抵制投票是Eugene唯一能做的事，他对改变的诉求其实与俄罗斯的同龄人是一致的。苏联解体是他们父辈难以磨灭之痛，也在他们心中埋下了恐惧——他们恐惧巨变。因此，哪怕是像Eugene这样持有反对倾向的年轻人，也只是希望看到缓慢的改变。

即使是在莫斯科，特朗普“通俄”、克里米亚问题、乌克兰大选几乎都不会成为人们的谈资，普通人更关心的是哪里能找到好工作，收入什么时候能再涨一点，跟上物价的涨幅。

从2000年起，普京一直坚持国家必须控制重大战略资源的治国理念，导致大型国企和集团公司被寡头掌控，产业结构不平衡的顽疾始终没有得到改善。

在遭遇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之后，普京下令制定中小企业发展战略，试图推动严重依赖能源和原材料的俄罗斯经济向科技创新转型，但效果不理想。中小企业仍集中在投入少、收益快的贸易和餐饮等服务业。2014年的乌克兰危机引发欧美制裁，几年来油价跌落迟迟未见起色，致使俄罗斯经济始终未能走出泥潭，2017年GDP为1.579万亿美元，不及中国广东一个省的规模。

在Eugene的印象中，从2008年金融危机开始到现在，俄罗斯人的生活质量一年不如一年。食物、汽油价格高涨，但工资几乎原地不动。哪怕是医生这样在西方的高收入职业，每个月也才挣四五万卢布。

“我虽然也有这么多收入，但我上班的公司是一家小企业，没有为我交税，所以我实际收入显得高。如果是正规的快递员，拿到手的只有三四万卢布。”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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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世界国土面积最大的国家，俄罗斯人口规模仅列第九位，而且已开始萎缩。2019年1月俄罗斯联邦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目前俄罗斯拥有1.4679亿人口，较去年同期的1.4688亿减少了近9万人，自2008年以来首度出现人口负增长。

为了鼓励生育，政府推出了一套完备的激励机制。如果夫妻双方的收入均不超过最低生活水平收入（平均为11163卢布，约1150元人民币）的1.5倍，那么在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后，国家将为他们连续发放18个月的补助，金额与最低生活水平收入相当。如果生二胎或者三胎，国家将无差别发放453000卢布（约46500元人民币）的一次性补助，而且孩子的父母可以享受抵押贷款利率的优惠。

尽管这听起来很不错，但Eugene可能并不会像父辈一样那么早结婚生子。对于人口萎缩，他也几乎没有多少感觉。即使和Anastasia决定结婚，Eugene也不会买新房。在莫斯科，一个非核心区的大开间就要价500万卢布（约51.4万元人民币），按目前的收入水平，他们根本买不起。

人口危机迫在眉睫，普通民众购买力大大降低，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成为了俄罗斯养老金体系难以承受之重。而政府推迟法定退休年龄的改革遭到了强烈抵制。

根据去年最初制定的草案，俄罗斯将从2019年开始逐步推进延迟退休计划：在2028年前将男性退休年龄从60岁提高到65岁，2034年前将女性退休年龄从55岁提高到63岁。在遭遇大规模抗议之后，强硬的普京也低下了头，作了小幅修改，女性从55岁提高到60岁，但男性仍将提高到65岁。他在电视讲话中说，如果不改革，养老金体系“将出现裂缝，并最终崩溃，我请求你们理解这一点”。

在Eugene看来，将男性退休年龄推迟至65岁是一个很愚蠢的做法，因为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俄罗斯男性的平均寿命也就只有66岁。他的爷爷算是幸运的，家里已经有了三个劳动力，自己能攒下不少钱。

那些无依无靠的老人可就没那么幸运了。Eugene说，目前俄罗斯退休老人平均每个月能领到的养老金约为14400卢布（约1480元人民币），“这个数目仅仅够支付水电费、食物和药品，而且吃的都是买最便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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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gene至今能回忆起的最快乐的时光，是和Anastasia的初吻。

在两人之中，女孩总是较为开朗爱笑的一位。

Anastasia的父母离异了。她现在和10岁的弟弟还有妈妈三人一起生活，有时Eugene会从莫斯科过来住几天。两座城市相距500公里，坐火车却需要6小时。在中国的这段日子里，Anastasia的妈妈每天都会通过通讯软件WhatsApp询问她是否安全顺利。

Anastasia是公费上的大学。俄罗斯实行12年义务教育，是全球识字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另有15%至20%的学生可以免费享受高等教育。

出于自小对环境污染的关切，Anastasia大学选了生态学专业，但毕业后工作不好找，她平日在沃罗涅日的花卉店兼职，收入不多。Anastasia也曾考虑过其他收入更高的职业，比如兼职当模特，但她对自己的外表和非专业出身没有自信，而且男朋友性格内向，也抵触这种工作，因此很早就放弃了这种念头。她说，人生中最自豪的时刻，就是大学顺利毕业时看到母亲脸上的笑容，以及大学期间完成了穿越西伯利亚的搭便车旅行。

Eugene的右腿有轻微疾患，因此逃过了“无聊的”兵役。据入伍的朋友讲，军营生活无非就是操练和睡觉。在上学的时候，Eugene和大多数同龄人一样，梦想从事音乐或者电影行业，但这些工作的专业要求很高。现在，Eugene还不确定中国之行结束后，是否还会回去继续当快递员。他在大学读的是经济学，之所以选这个专业，也是当时跟着死党们一起报的。

与其他普通俄罗斯年轻人一样，Eugene对职业前景不抱很高的期望，除非政府有所变化。他们比父辈拥有更大的自由和更多的机会，但同时更加懒惰。Eugene 18岁的弟弟就没什么上进心，放学回家只会埋头打游戏。他说，在俄罗斯小城市确实有很多游手好闲的年轻人酗酒，成为足球流氓。

和Eugene对职业发展的迷茫不同，Anastasia已经有了明确的计划：在家乡开个类似麻辣烫那样的餐馆。她说，这种自由搭配、个性化的烹煮方式在俄罗斯很少见，而且也不需要很大的资金投入，实现起来应该不难。

在到过的20多个欧亚国家里，两人最喜欢荷兰。“那里的社会更加自由和开放，”Eugene说，“我在荷兰抽过大麻，一点儿都不会上瘾。真搞不懂为什么有些国家要禁大麻，比如在俄罗斯，要是抽大麻被警察抓到，得坐两年牢。”

对于两人来说，家乡俄罗斯是每趟旅途的起点，也是终点。但更多的年轻人想要离开。列瓦达中心今年2月发布的数据显示，俄罗斯18至24岁群体中有移民倾向的比例高达41%，远高于17%的全国平均水平。

Eugene和Anastasia没有类似计划。Eugene对俄罗斯的大好河山非常自豪。他说，这里有世界上最大的淡水湖——贝加尔湖，有覆盖率第一的森林，有俄语区最大的门户网站Yandex，也有俄罗斯自己的扎克伯格、Telegram“之父”帕维尔·杜洛夫（Pavel Durov）。

家乡终归是家乡。从1月8日离开家门三个月后，原本计划接着去上海和北京的他们还是买了4月10日从广州飞往莫斯科的机票。“我们累了，”Eugene告诉界面新闻记者。

“在俄罗斯待久了，有时会觉得无聊。但出门在外久了，也很期待早点回去，”Eugene仰起头，“回到朋友身边，和他们一起喝德国或比利时牌子的啤酒。”

“不喝伏特加吗？”

“我们不喝了。你的印象过时了。”

（应采访对象要求，Eugene和Anastasia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