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余荽

几天前，昆汀·塔伦蒂诺的一段昔日视频在中文网络上突然走红。

没错，就是昆汀说中文：“牛X！”

大家先来回顾一下：

有网友表示，昆汀举手投足里就能看出，教给他说“牛X”的肯定是姜文！

昆汀与中国到底有哪些渊源？拍摄《杀死比尔》时昆汀在中国留下了哪些故事？

别着急，一切的一切，都得从24年前，昆汀来到北京参加展映交流说起……

Vol.1 北京圣丹斯

1995年10月，“为了庆祝电影诞生百年”，美国独立电影的年度盛事圣丹斯影展，来到北京展映交流。

现在回看，当年美方选送的八部电影，几乎都是美国独立电影史上的经典，例如科恩兄弟的《巴顿·芬克》、理查德·林克莱特的《都市浪人》和王颖的《喜福会》，但最受瞩目的，无疑是昆汀·塔伦蒂诺和他的《低俗小说》（时译为“昆丁·塔伦提诺”及“《黑色通缉令》”）。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郝建，当时就在21世纪剧院第一次领教了《低俗小说》。他记得，现场交流环节，昆汀出场，侃侃而谈，“满口脏话”。

有观众提问，《低俗小说》的叙事结构是不是受到了《水浒传》的影响（作者按：其实该观众的联想非常精彩而贴切），昆汀茫然不知所对，但他表示自己很喜欢金庸云云（显然是指其作品的改编电影）。

更有趣的事情发生在剧场之外。

影展期间，一个周四，四个北京电影学院的大二学生，刚刚从21世纪剧院看了电影出来。

迎面正好碰到了一个相貌奇怪的年轻老外，导演系的李虹（现在是已经拍过三部电影的导演了），认出了这张脸，迟疑地嘀咕了一句“昆汀”，错身而过的对方显然听见了，而他的表情说明，她没认错。于是，四个人回头跑去搭话。

李虹回忆，因为当初资讯不发达，他们并不清楚昆汀和他的《低俗小说》来北京了，在21世纪剧场看的是另外一部片。

同在现场的文学系的程然（现在是作家及编剧）更爽快承认，自己当时既没有听说、更没有看过昆汀其人其作。而“李虹英语好，知道得多”，所以才上去打招呼。

程然记得，昆汀本人非常吃惊，他无法想象，为什么在北京的街头，居然会有人认识自己（当时他在美国也只是刚成名）。学生们解释了自己的身份，是“学电影的”，而在彼此寒暄之后，他们约定，下周一昆汀去北电参观时再见面。

周一，昆汀果然赴约。

导演系的学生们找了辆自行车，领他满北京城地走街串巷。第二天，大家伙带着他，打了一辆黄“面的”（90年代风行于北京的供出租的黄色面包车），来到南城一个同学“租的平房”，喝酒吃饭，胡吹乱侃。

程然回忆，十几个穷学生没招待他什么好东西，但大伙的兴致都极高，爱酒的昆汀，喝了不少二锅头。

一屋子年轻的电影人，七嘴八舌聊了一通宵。具体聊了些什么，时隔多年，李虹已经记不清了，但她说，自己始终记得的一句是，昆汀忠告这些想做电影的大孩子们：“Story is King”（故事为王）。

一周多的行程，昆汀一点没浪费。他还去《秦颂》的片场探班，跟好哥们姜文见了面。

昆汀玩得得意，甚至让同行的伙伴都有了非议。在那本讲述八九十年代美国独立电影兴起的纪实类大部头《低俗电影》里，记录了女导演阿利森·安德斯的回忆。

她说当时“昆汀认为他在中国也应该受到明星待遇，故意让自己跟我们别的几个人保持距离”。

而且在最后一晚，圣丹斯代表团去人民大会堂参加晚宴，只有昆汀忙着钻营，跟几个“更大腕”的人和中国官员坐上了席，而其他导演只能尴尬站在一旁，最后才坐到了其他桌。

总之，昆汀的第一次北京行，匆忙又充实。用时任北电导演系主任的郑洞天教授在《当代电影》2002年昆汀电影专号上的一句话来总结，就是“恐怕没有哪个第一次来中国的老外如此入乡随俗……突然明白，他拍的电影何以那样各色。”

Vol.2 杀死比尔 中国制造

95年的《四个房间》和97年的《杰基·布朗》风评不佳，商业上也没有成就，让昆汀消沉了很久，原计划的《无耻混蛋》也因而搁浅。

但拍一部功夫片的念想，让这位香港武侠片及日本剑戟片的狂热粉丝终于重新打起了精神。2002年，《杀死比尔》开始制作。

起初，昆汀和片方打算在日本东京实景拍摄，但成本核算之后太昂贵，于是他们找到了替代方案：中国。最后，所有东京部分的内景都在北京摄制，而较少部分的外景则取自东京实地（除了美国中国日本，该片还在墨西哥取景）。

北京和东京在地理上的接近、由袁和平袁家班担纲动作设计、北影厂从《狮王争霸》到《卧虎藏龙》大量动作片的承制经验、昆汀对北京的好印象，都是促成此事的原因。

曾经出演《太极侠》的陈虎，当时身为袁家班一员，既要负责设计动作，还要担任演员的武术教练和女主角乌玛·瑟曼的动作替身。

他还记得身材高大的乌玛“比较僵”“比较娇气”；而昆汀一开始打算自己出演片中的武林高手白眉道长，一到训练压腿，他就粗话不断，骂不绝口。但因为是导演，又必须以身作则。

最后，因为种种原因，戏没演成，昆汀的肥肉倒是减了不少。

张进战是中国电影圈公认的第一副导演，作品包括《霸王别姬》《卧虎藏龙》《英雄》《追风筝的人》等等，在《杀死比尔》剧组，他是中方第一副导演，负责总揽中方协拍的各项工作及现场执行。

他表示，《杀死比尔》是自己从影几十年做得最愉快的一次，“完全是在创作，不是干体力劳动”。他说，昆汀“完完全全在做‘导演’”，而不像一般的中国同行那样，要把70%的精力全都用在各种其实跟导演无关的杂务上。

片场节奏放松，陈虎回忆，甚至有过昆汀头天晚上玩得太过，第二天到了片场宣布说自己今天状态不好，全组放假一天的事情。

张进战也证实，《杀死比尔》完全按照的是好莱坞制度，不加班，周末休息。所以，好玩的昆汀玩得不亦乐乎。

原本在北京的日程安排是21天（工作日），但最终拖到了76天，加上休息日，差不多四个月。为什么耽误这么久？

2003年，昆汀接受《名利场》杂志专访时，兴高采烈地解释：“日程表上规定了三天的动作戏，结果他们搞了八个礼拜……在香港和大陆，他们（剧组人员）都说：‘去他娘的日程表’”，他更信口雌黄，“他们的电影都是这么没完没了拍出来的”。

显然他在推卸责任，众所周知，香港电影人从来以超级高效而闻名。真相不难想象，因为没拍过动作片，所以一方面日程设计得不合理，但更主要的则是，昆汀仗着自己是片方米拉麦克斯影业的宠儿，所以放肆地精益求精（最后影片成本从预算的3600万美元激增50%，达到5500万）。

而且，这正好给了他好好享受异国生活的机会。跟着剧组回美国的陈虎回忆，后来昆汀买回了好几车的中国古董家具，外加一大堆的DVD影碟。

《男人装》杂志的一位编辑还记得，2002年的一个夏夜，他在某夜店跳舞，身后突然被顶了一下，回头看是个笨拙的外国大块头，再仔细一看，“原来就是那个痞子昆汀”——流连夜店是昆汀在北京的一大爱好。

同在2003年，他接受《花花公子》采访，表示在中国过得开心极了，更把北京的夜生活夸上了天，他说，北京有5条跟德州奥斯汀第六大道一样的酒吧街，他们剧组经常周六狂欢一宿，然后礼拜天睡上一整天。

他更称赞北京“乐子比吃迷幻药还要多，还要野”，是“现在全世界的狂欢之都”。他还绘声绘色讲了自己第一次去爬长城的段子：一场通宵狂欢，“有烟花、有乐队，我们抽了大麻……棒极了”。

02年夏天的北影厂，是中国电影圈的一桩乐事。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姜文等纷纷过来探班，跟昆汀把酒言欢。

时任北影厂厂长韩三平秘书的高成生，还记得昆汀爱吃火锅，一点不怕辣，为人开朗之极；而张进战，则被昆汀拽着，演了一个表情夸张的日本黑帮老大。

剧组集合了当时北京电影圈大多数的一线幕后班底，甚至来片场帮忙做杂工的，多数也是北大清华的学生。陈虎说，连“陈云的孙女都来过”。

严格地说，这是继1987年斯皮尔伯格在上海拍《太阳帝国》以来，第二次有完全意义上的好莱坞制作来华拍摄。周期之长和中方参与之深，几乎也算是空前绝后。张进战和陈虎都肯定，当时的专业度和融洽度，此后在自己的工作中，再也没有经历过。

彼时是中国电影业的低谷，但传统的专业制片厂体制尚存，人员素质和工作态度，都还有老国营厂专业和好的那一面，和当下以“劳动力输出”为主要状态的影视业大异其趣。

承担外包工作、挣外汇固然是一方面，但更多的，确实很有两国电影人彼此交朋友，一起搞创作的气氛。

当时，恰好是中美电影一段短暂的蜜月期，《黑客帝国》《霹雳娇娃》《风语者》《尖峰时刻》等由中方班底、尤其是武指参与的好莱坞电影接连问世，而《卧虎藏龙》和《杀死比尔》则先后在北影厂拍成。

随后是哥伦比亚亚洲公司引入投资和规范，制作了《可可西里》《功夫》《天地英雄》《天下无贼》等一批合拍片。

然而，风流云变，再加上中国本土影业的崛起，中美合拍一度停摆，等到近年再次启动，则变味成了《敢死队2》《钢铁侠3》之流的投机，物是人非。

Vol.3 中国接收昆汀 昆汀接收中国

郝建教授是国内第一个翻译《低俗小说》剧本的人，也多次在大学课堂和专业期刊上，分析昆汀其人其作。

他回忆，当初《低俗小说》刚刚以录像带在中国流传的时候，很快迷倒了一批青年学者和电影学院的学生。

据说95年之后，一度在北电的学生作业里，出现了不少的分段结构和时空交错（当然，这不完全是昆汀的功劳，基耶斯洛夫斯基、《暴雨将至》等也贡献良多）。

随着中国影迷文化的兴起（拜音像盗版业所赐），《低俗小说》的传播范围更大，成了影迷、文青、小资们的“必读”，甚至是身份认同的一项标志。

这种情形，郝建曾在2002年撰文点评：“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他的作品在西方也是被知识文化程度较高的人群欣赏。在今天的中国，对《低俗小说》的领悟也有这种意味：它恰恰成了白领趣味、文化精英的身份证和某种文化殿堂的贵宾卡。但在主导文化的趣味领域和思想认识中，昆廷又的确是一种腐败、颓废的象征；大逆不道和不严肃的代表，甚至可以将其作品看作是诲淫诲盗的教科书。”

其实与之类似的，是同期周星驰在青年文化中的盛行。对大多数中国影迷（基本又都是年轻人）来说，周星驰和昆汀的意义近似，都因骨子里的叛逆和颠覆而大受推崇。

而且不言而喻，在中国，昆汀和周星驰所体现的藐视权威和秩序的叛逆性威力，更加强化和绝对化。

在海外，昆汀更多是个风格另类、迷影气息极重的电影人，而在中国，他则像是精神导师和摇滚明星的结合体——我们不知道他那些集大量主流非主流电影及音乐于一体的影片究竟“典出何处”，但却能清晰感受到他的放肆和玩笑，“够酷够屌”。

所以，中国影迷特别为他加封了头衔：“痞子导演”，真是实至名归。

比起那些同样得到中国资深影迷顶礼膜拜的欧洲电影大师们的杰作，昆汀电影远不够厚重深刻，但确实又比一般官能刺激的商业类型片丰富得多，智慧得多。

特别重要的是，在电影技艺——结构安排、叙事风格、镜头选用、美术布景、场面调度、剪辑编排、配歌配乐——之上，昆汀有他的独门造诣，艺术成就卓著（否则怎能拿到金棕榈？）。

所以，他在中国的影迷（观众）数量和辐射面，远远超过了伯格曼侯孝贤塔可夫斯基这些大师，但也注定了，无法跟成龙李连杰周星驰史泰龙施瓦辛格们，以及他的偶像吴宇森林岭东相提并论。

在《姜戈》柏林首映式上，昆汀穿着唐装，面对镜头，一直大摆功夫造型。而他和中国的缘分，确实更多的体现在他的超级港片粉丝身份上。

跟法国新浪潮那批年轻影评人晋升导演的情形类似，众所周知，昆汀是从一个录像带出租店小伙计，修成了一代名导。

不管好片烂片、名片冷片，他看了无数，进而打通了任督二脉——他从一开始就放言，自己的创作，都是从各类电影里偷师、抄袭来的（而且，根本“不是他妈的致敬”）。

古旧的好莱坞B级片和香港电影（对美国人而言，所有香港电影几乎都是B级片），构成了 “影痴”昆汀电影创作的基础。

邵氏武侠、吴宇森的英雄片、林岭东的监狱片、成龙的动作喜剧、“东方戈达尔”王家卫，他都数如家珍，爱得要死。香港电影的风格、运镜、节奏、造型，无一不在他的电影里重现。

《杀死比尔》就被他定性为一出“香港功夫片”，因此他在片头，还加入了邵氏公司的标识。

而他本人，也长期以香港电影的热心推介人的形象，四处颂扬及发行港片，例如《重庆森林》和《英雄》，都以“塔伦蒂诺出品”的名义在美国发行。

2011年，法国电影人，还就此专门拍了一部纪录片：《塔伦蒂诺：香港门徒》（Tarantino, le disciple de Hong-Kong）。就像马丁·斯科塞斯对经典好莱坞和意大利电影的珍视一样，昆汀这位加大码的新版马丁，对香港电影的尊重和眷恋，远胜过我们本土的从业者及影迷们。

昆汀对于中国，完全是“域外”的，更从未进入过中国的主流视野。

但放眼欧美影坛，除了那位独一无二早已仙逝的纪录片大师伊文思，即便包括受邀来华拍片的如安东尼奥尼、贝托鲁奇等人，也再也难找到一位像他这样，和中国交往密切、理解且热爱华语电影、自身创作上浸满了中国文化（尽管是亚文化）的导演了。

他实在独一无二。

（作者备注：本文得到了郝建、李虹、程然、陈虎、张进战、高成生、尚可、张晗宇等师友的帮助，在此鸣谢；尤其感谢友人高山居中联络，再表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