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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与恶的距离》传递给新闻媒体的社会启示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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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与恶的距离》传递给新闻媒体的社会启示录

《我们与恶的距离》在对社会话题进行讨论的同时,也牵涉到了有关新闻媒体职业道德的问题。

文|文娱商业观察  阿木

近日,电视剧《我们与恶的距离》在中国台湾地区热播,凭借着卓越的剧情和演技,该剧豆瓣评分一度高达9.4分,无疑将会是今年港台剧作中的最高分。

该剧由近年来在台湾地区发生的真实案件改编而成,面对一起在戏院里发生的无差别杀人事件,使得受害者家庭、犯罪嫌疑人家庭、法扶律师家庭等多个维度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影响,引发了观众对于社会与法、新闻舆论等话题的讨论。

剧中贾静雯饰演的宋乔安既是一位因孩子罹难而无法自拔的母亲,也是一家新闻台的内容负责人,所以电视剧在对社会话题进行讨论的同时,也不免牵涉到有关新闻媒体职业道德的问题。

如果你也是一位媒体从业人员,那你应该在《我们与恶的距离》里看到这些媒体雷区和新闻启示。

NO.1 不要把观众当傻子

在《我们与恶的距离》第一集中,通过主人公夫妻俩的吵架,就直接将新闻理念的问题引了出来。

宋乔安所在的品味新闻台,与绝大多数的台湾新闻台一样,报道的内容和形式都比较浮夸,为了追求收视率,通过肤浅表面的内容来骗观众,不惜让新闻变得“重口味”。

而其丈夫刘昭国作为网络先驱报的创始人,有着截然不同的新闻价值观,在与品味企求合作的时候,提出了“长度和标题都不能改”的要求,力图了解观众真实的态度。

宋乔安作为一档新闻栏目的直接负责人,从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决定一家媒体的风格的。面对刚刚来到公司的实习生,她直接就呵斥道,她们的新闻台不是做给上流社会或是精英看,而是给一般的大众,所以她要求编辑把内容做成七岁小孩都可以看得懂。

这样的受众画像就直接意味着经过这一家媒体加工后的新闻会流露出低龄化的特征,可是伴随着大众文化水平的提高和媒介素养的加强,这样的媒体必然会失去竞争力。

所以到头来,媒体人自以为是地把观众当作为“傻子”,可是最后会出现的结局是观众把媒体当成“傻子”。

NO.2 不要把收视率当借口

电视剧中,在面对频道负责人的叩问时,宋乔安说:“不要有了点击率,有了收视率,还要来批评我们媒体无脑。”

在她的意识中,她认为收视率和媒体思辨力二者不可兼得,她所理解的大众渴望的只是最为简单的内容,但是现实生活中的电视新闻并非如此。

对于绝大多数的新闻类栏目来说,第一号召力其实是他们的媒体可信度,也就是所谓的公信力,或许一般的噱头能够诱惑到部分受众,可这不过只是吸引来短暂的关注,并不会养成受众习惯,让他们成为长久的收视群体。

还有一种现象那就是媒体在对新闻事件进行报道的时候,为了追求收视率,跟随观众的口味进行调整内容,出现某一重大事件时,往往会有诸多内容倾向性的报道一起播出,这会给受众在无形之中形成一道“拟态环境”。

在《我们与恶的距离》中,宋乔安跟踪热点,将一条热门新闻拆分成四则报道内容,从多个方面开始讲述某一个新闻,然后类似的新闻也会接连发生,直接给观众造成一种现实社会不安的错觉。

经过历史的考验,唯市场导向的新闻媒体最终会失去媒体公正性,当公众不再信服时,其所生产的新闻也终将会失去价值,向市场低头的后果便是再也难以抬起头。

NO.3 不要把速度当本领

在这个“信息轰炸”的社会,每天都会有无数条新闻被诞生,可是这些新闻的真实性的考证却略显延后,于是就出现了“新闻反转”和“后真相时代”。

电视剧《我们与恶的距离》在无形之中,也暗自指出了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关于新闻的核查制度。在这个即时文化占据优先地位的时代,媒体人往往都是像宋乔安一样“不求长进,只求速食。”

现代社会的通讯设备高度发达,人人都可以成为一个自媒体,而传统媒体在被迫转型的过程中,首先要解决的就是时效性问题。

为了提高新闻速度,很多媒体都选择了“只播出不求证”,直接忽略了对于新闻真实性的审核环节,这就极大地提高了媒体出错的概率。

在《我们与恶的距离》中说过这样一件事,网络盛传在泰国某个小岛中发生爆炸有游客失联,多家新闻台在未经求证的情况下,播出了这一条简讯。

主人公宋乔安所在的品味新闻台一开始是想要求证的,可是由于环节的繁琐,求证难度大,外加之好几个友台已经播出,在领导层的压力下,他们也选择播出这一条资讯。可没过多久就有消息更正,这是一条“假新闻”。

宋乔安对受众说:“你们的批评不会改变媒体的即时文化,只会让我们精神更错乱。”但是媒体在做新闻时,忽略了自己把关人的身份,所面临的也将会是被大众忽略的地步。

NO.4 不要把标签当技巧

著名的新闻人柴静曾经说过:“电视节目习惯把一个人塑造为好人,另一个是坏人,实际上这个世界上没有好人和坏人,只有做了好事的人,和做了坏事的人。”

正是如此,媒体往往为了吸引眼球,毫不吝啬地使用“贴标签”的方法来增强新闻的传播面,镜头下的人物被单一地划分为好人与坏人的阵营。

在《我们与恶的距离》中有这样一则案例,当社会中再次出现此前类似可疑罪犯行径时,媒体报道时习惯性将他称之为“模仿犯”。

可是在经过多轮媒体的报道后,结果才发现那只是一名饱受校园霸凌的智力障碍者,而面对舆论飞来的压力,使得这一对所谓的“模仿犯”母子控诉媒体,最后二人双双跳河而亡。

媒体在报道的过程中,撇去了对自己不利的内容,在事件发生后,依旧执着地盘问受害人家属,最后落得被人用笤帚打出门的悲惨境遇。

标签化的表达使得大众对于周围事物形成了一种刻板印象,在这个媒体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这种印象往往会让受众跳过了思考的环节,直接促发观众走进了“信息茧房”,也就是习惯性地被自己的兴趣所引导,从而将自己的生活桎梏于像蚕茧一般的“茧房”之中。

电视剧中还有一幕经典对峙,当宋乔安毫不顾情面地在新闻报道中跟踪实习生李大芝,曝光了她作为嫌疑人妹妹的身份,引得一片哗然。

李大芝对着宋乔安说道:“你们可以随便贴别人标签,你们有没有想过,你在无形之中也杀了人。”是的,媒体随时都可以成为那个无形的“刽子手”。

NO.5 不要把媒体权当武器

宋乔安说:“我们就是让媒体堕落的凶手,让社会动乱的那个根源。”这虽然是一句气话,但是也反映出了从事媒体工作的重要性。

在这部电视剧中,不少角色都有探讨一个话题,那就是伴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新闻的核心价值还是和以前一样吗?

李大芝问宋乔安:“新闻呈现的方式在变,但做新闻的态度该变吗?”其实这个问题毋庸置疑,就像电视剧中提到的一样,“我们专业的新闻记者就是要挖掘真相,报道事实,勇敢追求。”

虽然这只是电视剧中的桥段,但是现实生活中却也如出一辙。在经历过一轮又一轮的风波之后,使得品味新闻台的两位负责人又开始重新思考新闻的态度。

宋乔安说,“我们那时候做每一则报道,都是很小心很谨慎的处理,就是要站在中立的立场,去告诉观众事实的真相,这不是我们新闻人该有的精神吗?”

人民赋予了媒体以权力,媒体却拿这个当作为武器,口口声声地说着服务社会、造福大众,可最后却把媒体公正性抛置于脑后。

即使在这个世界上从没有绝对公正的媒体,但是新闻作为一种特殊的产品,必须要做到真实、客观、严谨。如果陷入了一己私利、滥用媒体权,最后伤到别人的同时,也会伤到自己。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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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与恶的距离》在对社会话题进行讨论的同时,也牵涉到了有关新闻媒体职业道德的问题。

文|文娱商业观察  阿木

近日,电视剧《我们与恶的距离》在中国台湾地区热播,凭借着卓越的剧情和演技,该剧豆瓣评分一度高达9.4分,无疑将会是今年港台剧作中的最高分。

该剧由近年来在台湾地区发生的真实案件改编而成,面对一起在戏院里发生的无差别杀人事件,使得受害者家庭、犯罪嫌疑人家庭、法扶律师家庭等多个维度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影响,引发了观众对于社会与法、新闻舆论等话题的讨论。

剧中贾静雯饰演的宋乔安既是一位因孩子罹难而无法自拔的母亲,也是一家新闻台的内容负责人,所以电视剧在对社会话题进行讨论的同时,也不免牵涉到有关新闻媒体职业道德的问题。

如果你也是一位媒体从业人员,那你应该在《我们与恶的距离》里看到这些媒体雷区和新闻启示。

NO.1 不要把观众当傻子

在《我们与恶的距离》第一集中,通过主人公夫妻俩的吵架,就直接将新闻理念的问题引了出来。

宋乔安所在的品味新闻台,与绝大多数的台湾新闻台一样,报道的内容和形式都比较浮夸,为了追求收视率,通过肤浅表面的内容来骗观众,不惜让新闻变得“重口味”。

而其丈夫刘昭国作为网络先驱报的创始人,有着截然不同的新闻价值观,在与品味企求合作的时候,提出了“长度和标题都不能改”的要求,力图了解观众真实的态度。

宋乔安作为一档新闻栏目的直接负责人,从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决定一家媒体的风格的。面对刚刚来到公司的实习生,她直接就呵斥道,她们的新闻台不是做给上流社会或是精英看,而是给一般的大众,所以她要求编辑把内容做成七岁小孩都可以看得懂。

这样的受众画像就直接意味着经过这一家媒体加工后的新闻会流露出低龄化的特征,可是伴随着大众文化水平的提高和媒介素养的加强,这样的媒体必然会失去竞争力。

所以到头来,媒体人自以为是地把观众当作为“傻子”,可是最后会出现的结局是观众把媒体当成“傻子”。

NO.2 不要把收视率当借口

电视剧中,在面对频道负责人的叩问时,宋乔安说:“不要有了点击率,有了收视率,还要来批评我们媒体无脑。”

在她的意识中,她认为收视率和媒体思辨力二者不可兼得,她所理解的大众渴望的只是最为简单的内容,但是现实生活中的电视新闻并非如此。

对于绝大多数的新闻类栏目来说,第一号召力其实是他们的媒体可信度,也就是所谓的公信力,或许一般的噱头能够诱惑到部分受众,可这不过只是吸引来短暂的关注,并不会养成受众习惯,让他们成为长久的收视群体。

还有一种现象那就是媒体在对新闻事件进行报道的时候,为了追求收视率,跟随观众的口味进行调整内容,出现某一重大事件时,往往会有诸多内容倾向性的报道一起播出,这会给受众在无形之中形成一道“拟态环境”。

在《我们与恶的距离》中,宋乔安跟踪热点,将一条热门新闻拆分成四则报道内容,从多个方面开始讲述某一个新闻,然后类似的新闻也会接连发生,直接给观众造成一种现实社会不安的错觉。

经过历史的考验,唯市场导向的新闻媒体最终会失去媒体公正性,当公众不再信服时,其所生产的新闻也终将会失去价值,向市场低头的后果便是再也难以抬起头。

NO.3 不要把速度当本领

在这个“信息轰炸”的社会,每天都会有无数条新闻被诞生,可是这些新闻的真实性的考证却略显延后,于是就出现了“新闻反转”和“后真相时代”。

电视剧《我们与恶的距离》在无形之中,也暗自指出了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关于新闻的核查制度。在这个即时文化占据优先地位的时代,媒体人往往都是像宋乔安一样“不求长进,只求速食。”

现代社会的通讯设备高度发达,人人都可以成为一个自媒体,而传统媒体在被迫转型的过程中,首先要解决的就是时效性问题。

为了提高新闻速度,很多媒体都选择了“只播出不求证”,直接忽略了对于新闻真实性的审核环节,这就极大地提高了媒体出错的概率。

在《我们与恶的距离》中说过这样一件事,网络盛传在泰国某个小岛中发生爆炸有游客失联,多家新闻台在未经求证的情况下,播出了这一条简讯。

主人公宋乔安所在的品味新闻台一开始是想要求证的,可是由于环节的繁琐,求证难度大,外加之好几个友台已经播出,在领导层的压力下,他们也选择播出这一条资讯。可没过多久就有消息更正,这是一条“假新闻”。

宋乔安对受众说:“你们的批评不会改变媒体的即时文化,只会让我们精神更错乱。”但是媒体在做新闻时,忽略了自己把关人的身份,所面临的也将会是被大众忽略的地步。

NO.4 不要把标签当技巧

著名的新闻人柴静曾经说过:“电视节目习惯把一个人塑造为好人,另一个是坏人,实际上这个世界上没有好人和坏人,只有做了好事的人,和做了坏事的人。”

正是如此,媒体往往为了吸引眼球,毫不吝啬地使用“贴标签”的方法来增强新闻的传播面,镜头下的人物被单一地划分为好人与坏人的阵营。

在《我们与恶的距离》中有这样一则案例,当社会中再次出现此前类似可疑罪犯行径时,媒体报道时习惯性将他称之为“模仿犯”。

可是在经过多轮媒体的报道后,结果才发现那只是一名饱受校园霸凌的智力障碍者,而面对舆论飞来的压力,使得这一对所谓的“模仿犯”母子控诉媒体,最后二人双双跳河而亡。

媒体在报道的过程中,撇去了对自己不利的内容,在事件发生后,依旧执着地盘问受害人家属,最后落得被人用笤帚打出门的悲惨境遇。

标签化的表达使得大众对于周围事物形成了一种刻板印象,在这个媒体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这种印象往往会让受众跳过了思考的环节,直接促发观众走进了“信息茧房”,也就是习惯性地被自己的兴趣所引导,从而将自己的生活桎梏于像蚕茧一般的“茧房”之中。

电视剧中还有一幕经典对峙,当宋乔安毫不顾情面地在新闻报道中跟踪实习生李大芝,曝光了她作为嫌疑人妹妹的身份,引得一片哗然。

李大芝对着宋乔安说道:“你们可以随便贴别人标签,你们有没有想过,你在无形之中也杀了人。”是的,媒体随时都可以成为那个无形的“刽子手”。

NO.5 不要把媒体权当武器

宋乔安说:“我们就是让媒体堕落的凶手,让社会动乱的那个根源。”这虽然是一句气话,但是也反映出了从事媒体工作的重要性。

在这部电视剧中,不少角色都有探讨一个话题,那就是伴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新闻的核心价值还是和以前一样吗?

李大芝问宋乔安:“新闻呈现的方式在变,但做新闻的态度该变吗?”其实这个问题毋庸置疑,就像电视剧中提到的一样,“我们专业的新闻记者就是要挖掘真相,报道事实,勇敢追求。”

虽然这只是电视剧中的桥段,但是现实生活中却也如出一辙。在经历过一轮又一轮的风波之后,使得品味新闻台的两位负责人又开始重新思考新闻的态度。

宋乔安说,“我们那时候做每一则报道,都是很小心很谨慎的处理,就是要站在中立的立场,去告诉观众事实的真相,这不是我们新闻人该有的精神吗?”

人民赋予了媒体以权力,媒体却拿这个当作为武器,口口声声地说着服务社会、造福大众,可最后却把媒体公正性抛置于脑后。

即使在这个世界上从没有绝对公正的媒体,但是新闻作为一种特殊的产品,必须要做到真实、客观、严谨。如果陷入了一己私利、滥用媒体权,最后伤到别人的同时,也会伤到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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