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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释“一带一路”应从“经济角度”解答三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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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释“一带一路”应从“经济角度”解答三个问题

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院长胡必亮表示,中国可更好地从“经济角度”对外阐释“一带一路”。

2019年4月24日晚,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南园)举办了灯光秀表演,迎接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论坛在京举行。图片来源:东方IC

文 |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和佳

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将于4月25日至27日在北京举行,126个国家和29个国际组织同中方签署了“一带一路”合作协议,近40位外方领导人、共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将参加本届高峰论坛。“一带一路”倡议提出6年来,越来越被国际社会所认可,但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一带一路”理念比较宽泛,需要更好地向其他国家阐释。

近日,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院长胡必亮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时表示,中国可更好地从“经济角度”对外阐释“一带一路”。“一带一路”框架下,大量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能够有力拉动投资、消费、进出口,刺激全球经济增长,促进国际经济合作,改善全球经济治理;“一带一路”也能通过国际产业合作,使未参与“全球产业链”的国家融入,产业链的全球扩展对各国都有好处。

合作应进一步体现“多边性”

《21世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已进入第六年,在你看来,有哪些成就与不足?可在哪些方面改进和提高?

胡必亮:关于“一带一路”建设的成果,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日前谈到了四个方面:发展规划和政策对接不断展开、全球互联互通不断加强、国际合作平台不断完善、助力沿线国家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除此之外,我认为五年多来,“一带一路”的制度框架已基本构建起来,也比较清晰。我将其归纳为“12345”:“一体”,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开展“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最终目标;“二性”,即开放性、包容性,这是其主要特性;“三共”即共商、共建、共享,这是基本原则;“四互”,即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这是基本精神;“五通”,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这是主要内容。其次,一大批建设项目已落地,一些项目已取得早期收获。第三,“一带一路”的保障方面已有很大提升,包括资金保障、安全保障、民心保障。

至于不足的方面,五年多来,“一带一路”更多地是开展了双边合作,无论在项目层面还是民心相通方面,都体现出明显的“双边性”,在多边合作方面做得还不够。事实上一个项目多边参与,比如沙特参与“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仅能够降低我方的风险,也能让更多国家受益,从而使它们更加积极地支持“一带一路”。所以未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平台,应进一步体现多边性、多元性,鼓励多方参与。

其次,“一带一路”在项目选择上目前比较多地集中于政府的“大项目”,似乎对与老百姓利益密切相关的小项目关注不够。实际上,大项目的周期长,距离老百姓生活较远,很难在短期内获得当地民众的支持; 而一些对老百姓日常生活有重要影响的中小项目,如灌溉工程、饮水工程、中小型电站等可能三个月就能见效,对树立中国形象反而具有更好的积极效果。所以未来在项目选择上可更加“多元化”,同时应鼓励中小民营企业、跨国公司参与进来开展不同规模的项目建设。

第三,一些企业在经营方面存在“不合规”、“不合法”的问题,一些企业不重视环保、社会责任。在此方面,应有一个“整体安排”,规范“走出去”企业的行为。

第四,前几年“一带一路”建设在一些地区推进较快,一些企业在投资前的研究可能不太深入细致,对以后的风险管理带来一些压力。未来应调整发展速度,企业不能太着急,否则会引发很多“后遗症”。

三个问题阐释“一带一路”

《21世纪》:有一种观点认为,“一带一路”理念比较宽泛,你认为中国应该如何更好地对外阐释“一带一路”?

胡必亮:过去的国际经济合作平台大多都是基于自然地理分布而形成的,具有很强的地缘特征,如临近的国家共建一个什么“经济共同体”,其地理边界很清晰,确实比较容易辨识,也容易做研究,但这样的“封闭性”也导致了整个世界的“碎片化”。“一带一路”是一个开放性、包容性的国际经济合作平台,也是一种国际经济合作的新模式,其意义就是通过这个国际经济合作平台,共同推进构建一个开放型的全球经济体系。“互联互通”能够使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不受限制地流动,效率由此得以提升。目前“一带一路”只是一个倡议,仍停留在宏观层面,但到下一阶段,有可能会进一步形成一套清晰的规则和标准。

我认为,中国对外阐释“一带一路”,须从“经济角度”讲清楚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开展“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从中国自身发展的角度来看,首先是贸易发展的需要。当前我国石油进口量约占总需求的70%,天然气进口量约占总消费量的35%,还有铁矿石、大豆等的进口量也都非常大。因此,我们就需要从俄罗斯和中亚国家进口石油天然气,那就必须建设输气和输油管道,这些项目很自然地就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项目。这样的贸易发展当然首先是中国所需要的,有利于保障中国对一些产品的需求满足;同时也是其他国家所需要的,因为也有利于促进其他国家对中国的出口,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其次是投资的需要。改革开放四十年,我国在不同层面积累了相当的资本,外汇储备超过3万亿美元,国企也积累了一些资本,私人企业家也积累了一些财富,而中国过去那种短缺型经济已经发生了转型,大多数产品已不再短缺,但同时很多发展中国家需要大量资本投入,这就为中国资本的国际投资提供了强大的需求,因此中国企业“走出去”成为大势所趋。第三是区域发展的需要。我国发展落后的地区大多在边疆地区,“一带一路”有助于带动十多个沿边地区的发展。而“一带一路”使地理概念完全改变,我国的西北五省可成为欧亚大陆的中心,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成为南北大道的中间地带,东北三省成为东北亚的中心。

从国际方面来看,首先,能够促进全球经济增长,大量基础设施建设可带动固定资产的投资增长,并且可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民众收入增加进而带动消费。互联互通加强之后,也能促进贸易便利化。其次,可促进国际经济合作。过去经济合作都是地区性的,而“一带一路”则是面向全球,给许多国家提供了新的经济合作机会。第三,改善全球经济治理,过去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基本上是由极少数国家主导,发展中国家很难从中获得好处。而“一带一路”广泛团结发展中国家,让全球公共产品为更多人享用。

第二个问题:“一带一路”做什么?一是支持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二是整合全球产业链,包括重新构建产业链。过去一些国家未加入到产业链中来,中国通过产业园区建设、国际产能合作,将产业体系扩展到这些国家,使它们融入到国际产业链体系中。全球产业链也因此而更加丰富,过去只有欧美、日本、中国及其他几个大国,中国基本上包揽了全球中低端产业链,而如今通过“一带一路”,形成中国和一些东盟国家占据产业链中端,一些非洲、拉美国家等通过与中国、韩国、中东欧国家等密切合作,也可以在全球产业链的低端有所作为,过去中国也是这样走过来的,欧美、日本继续居于全球产业链的高端位置,这样新的全球产业链体系的内容更加丰满,每个国家都能从中找到自己最合适的位置,对每个国家的长期发展都有好处。

第三个问题:“一带一路”怎么做? “一带一路”的基本理念是“共商、共建、共享”,自愿合作、互利共赢,中国不强行输出自己的发展模式。“一带一路”合作是基于市场的合作,主体是企业,政府只是发挥引导作用而已。

推动中国产业升级

《21世纪》:“一带一路”引领的新型全球化具有怎样的特征?“一带一路”如何助力中国的经济换挡?

胡必亮:相较而言,“一带一路”引领的全球化的最大特征是“开放、包容”。因为过去的全球化表面上是“全球化”,实质上是少数国家以资本控制世界,是不公平的,发展中国家缺乏话语权,而“一带一路”能让更多国家和更多人享受到全球治理提供的公共产品。过去的“全球化”所创造的机会是非常不均衡的,导致贫富差距拉大,而“一带一路” 引领的全球化具有“均衡性、普惠性”,使更多的地区和人民都获得好处,缩小发展的差距。

在通过“一带一路”丰富全球价值链体系的过程中,中国做出了巨大贡献。由于中国需要把更多中低端的产业、市场让给其他发展中国家,因此自己也就必须推进其产业升级,逐步向价值链高端发展。那是不是与美欧日等争市场呢?不完全是。因为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发展,全球对上游产品的需求正在快速增加,这给中国和其他国家的产业升级都提供了很大的新机会,同时中国产业升级也能拉动整体需求,带动更多发展中国家实现快速发展,甚至实现跨越式发展。

《21世纪》:IMF报告称,全球经济增长面临下行风险,这将使“一带一路”建设面临怎样的挑战?

胡必亮:全球经济增长下滑,一方面可能给“一带一路”带来资金方面的压力,影响投资积极性,使投资增速放缓;另一方面,世界经济发展是不均衡的,各地资金供给和需求差别较大。中国资金目前相对充足,海外投资的机会仍然很多,因此刺激投资的动力还是存在的。同时投资也能够带动经济增长,烫平经济周期。因此,总体而言全球增长目前出现的下行走势不会对“一带一路”建设形成大的不利影响。

《21世纪》:在拉美、东欧等地,“新自由主义”的实践并不理想。“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需要新的经济发展理论作为政策制定的依据,中国有哪些发展理论和经验值得分享?

胡必亮:过去的经济发展理论存在一些问题。首先,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条件和环境不同,特别是这些年科技发展飞速,那个时代产生的经济发展理论不一定能作为今天的指导。其次,总结过去发展理论的国家存在片面性,仅考虑了少数发达国家,并未将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考虑进去。第三,过去是相对单一的社会,一些大国的思维方式是“我做得好,大家都要效仿”,而今天是一个多元社会,有不同的发展模式共存。过去是“中心论”(欧洲中心论),今天是“多元论”。

作为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发展中大国,中国有自己的特点,比如国家的制度特征、社区的发展特征、中国人的性格特征等等,不可能为适应某些理论而丢掉这些特征。大理论的创立者尽管有丰富的国际经验,但大多数人对中国不够了解,理论也不是专门为中国设计的。条条大路通罗马,有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之后,很多理论确实应该完善甚至修正。

对于“一带一路”国家而言,中国有些发展经验是值得它们借鉴的,这包括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投资、消费与增长”的关系、“城、乡发展”的关系、“国内与国际发展”的关系、“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的关系、“扶贫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这些关系应根据民族特点、发展阶段寻求“均衡”,例如,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不能绝对化,一些国家十分依赖政府,而另一些则喜欢“小政府、大市场”,不可盲目信奉“市场原教旨主义”。所以,经济发展理论一定要创新。每个国家要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来发展,现在看来,发展理论与政策既是科学,也是一门艺术,没有一成不变、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一定之规。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原标题: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院长胡必亮: 阐释“一带一路”应从“经济角度”解答三个问题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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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释“一带一路”应从“经济角度”解答三个问题

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院长胡必亮表示,中国可更好地从“经济角度”对外阐释“一带一路”。

2019年4月24日晚,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南园)举办了灯光秀表演,迎接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论坛在京举行。图片来源:东方IC

文 |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和佳

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将于4月25日至27日在北京举行,126个国家和29个国际组织同中方签署了“一带一路”合作协议,近40位外方领导人、共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将参加本届高峰论坛。“一带一路”倡议提出6年来,越来越被国际社会所认可,但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一带一路”理念比较宽泛,需要更好地向其他国家阐释。

近日,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院长胡必亮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时表示,中国可更好地从“经济角度”对外阐释“一带一路”。“一带一路”框架下,大量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能够有力拉动投资、消费、进出口,刺激全球经济增长,促进国际经济合作,改善全球经济治理;“一带一路”也能通过国际产业合作,使未参与“全球产业链”的国家融入,产业链的全球扩展对各国都有好处。

合作应进一步体现“多边性”

《21世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已进入第六年,在你看来,有哪些成就与不足?可在哪些方面改进和提高?

胡必亮:关于“一带一路”建设的成果,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日前谈到了四个方面:发展规划和政策对接不断展开、全球互联互通不断加强、国际合作平台不断完善、助力沿线国家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除此之外,我认为五年多来,“一带一路”的制度框架已基本构建起来,也比较清晰。我将其归纳为“12345”:“一体”,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开展“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最终目标;“二性”,即开放性、包容性,这是其主要特性;“三共”即共商、共建、共享,这是基本原则;“四互”,即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这是基本精神;“五通”,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这是主要内容。其次,一大批建设项目已落地,一些项目已取得早期收获。第三,“一带一路”的保障方面已有很大提升,包括资金保障、安全保障、民心保障。

至于不足的方面,五年多来,“一带一路”更多地是开展了双边合作,无论在项目层面还是民心相通方面,都体现出明显的“双边性”,在多边合作方面做得还不够。事实上一个项目多边参与,比如沙特参与“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仅能够降低我方的风险,也能让更多国家受益,从而使它们更加积极地支持“一带一路”。所以未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平台,应进一步体现多边性、多元性,鼓励多方参与。

其次,“一带一路”在项目选择上目前比较多地集中于政府的“大项目”,似乎对与老百姓利益密切相关的小项目关注不够。实际上,大项目的周期长,距离老百姓生活较远,很难在短期内获得当地民众的支持; 而一些对老百姓日常生活有重要影响的中小项目,如灌溉工程、饮水工程、中小型电站等可能三个月就能见效,对树立中国形象反而具有更好的积极效果。所以未来在项目选择上可更加“多元化”,同时应鼓励中小民营企业、跨国公司参与进来开展不同规模的项目建设。

第三,一些企业在经营方面存在“不合规”、“不合法”的问题,一些企业不重视环保、社会责任。在此方面,应有一个“整体安排”,规范“走出去”企业的行为。

第四,前几年“一带一路”建设在一些地区推进较快,一些企业在投资前的研究可能不太深入细致,对以后的风险管理带来一些压力。未来应调整发展速度,企业不能太着急,否则会引发很多“后遗症”。

三个问题阐释“一带一路”

《21世纪》:有一种观点认为,“一带一路”理念比较宽泛,你认为中国应该如何更好地对外阐释“一带一路”?

胡必亮:过去的国际经济合作平台大多都是基于自然地理分布而形成的,具有很强的地缘特征,如临近的国家共建一个什么“经济共同体”,其地理边界很清晰,确实比较容易辨识,也容易做研究,但这样的“封闭性”也导致了整个世界的“碎片化”。“一带一路”是一个开放性、包容性的国际经济合作平台,也是一种国际经济合作的新模式,其意义就是通过这个国际经济合作平台,共同推进构建一个开放型的全球经济体系。“互联互通”能够使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不受限制地流动,效率由此得以提升。目前“一带一路”只是一个倡议,仍停留在宏观层面,但到下一阶段,有可能会进一步形成一套清晰的规则和标准。

我认为,中国对外阐释“一带一路”,须从“经济角度”讲清楚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开展“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从中国自身发展的角度来看,首先是贸易发展的需要。当前我国石油进口量约占总需求的70%,天然气进口量约占总消费量的35%,还有铁矿石、大豆等的进口量也都非常大。因此,我们就需要从俄罗斯和中亚国家进口石油天然气,那就必须建设输气和输油管道,这些项目很自然地就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项目。这样的贸易发展当然首先是中国所需要的,有利于保障中国对一些产品的需求满足;同时也是其他国家所需要的,因为也有利于促进其他国家对中国的出口,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其次是投资的需要。改革开放四十年,我国在不同层面积累了相当的资本,外汇储备超过3万亿美元,国企也积累了一些资本,私人企业家也积累了一些财富,而中国过去那种短缺型经济已经发生了转型,大多数产品已不再短缺,但同时很多发展中国家需要大量资本投入,这就为中国资本的国际投资提供了强大的需求,因此中国企业“走出去”成为大势所趋。第三是区域发展的需要。我国发展落后的地区大多在边疆地区,“一带一路”有助于带动十多个沿边地区的发展。而“一带一路”使地理概念完全改变,我国的西北五省可成为欧亚大陆的中心,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成为南北大道的中间地带,东北三省成为东北亚的中心。

从国际方面来看,首先,能够促进全球经济增长,大量基础设施建设可带动固定资产的投资增长,并且可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民众收入增加进而带动消费。互联互通加强之后,也能促进贸易便利化。其次,可促进国际经济合作。过去经济合作都是地区性的,而“一带一路”则是面向全球,给许多国家提供了新的经济合作机会。第三,改善全球经济治理,过去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基本上是由极少数国家主导,发展中国家很难从中获得好处。而“一带一路”广泛团结发展中国家,让全球公共产品为更多人享用。

第二个问题:“一带一路”做什么?一是支持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二是整合全球产业链,包括重新构建产业链。过去一些国家未加入到产业链中来,中国通过产业园区建设、国际产能合作,将产业体系扩展到这些国家,使它们融入到国际产业链体系中。全球产业链也因此而更加丰富,过去只有欧美、日本、中国及其他几个大国,中国基本上包揽了全球中低端产业链,而如今通过“一带一路”,形成中国和一些东盟国家占据产业链中端,一些非洲、拉美国家等通过与中国、韩国、中东欧国家等密切合作,也可以在全球产业链的低端有所作为,过去中国也是这样走过来的,欧美、日本继续居于全球产业链的高端位置,这样新的全球产业链体系的内容更加丰满,每个国家都能从中找到自己最合适的位置,对每个国家的长期发展都有好处。

第三个问题:“一带一路”怎么做? “一带一路”的基本理念是“共商、共建、共享”,自愿合作、互利共赢,中国不强行输出自己的发展模式。“一带一路”合作是基于市场的合作,主体是企业,政府只是发挥引导作用而已。

推动中国产业升级

《21世纪》:“一带一路”引领的新型全球化具有怎样的特征?“一带一路”如何助力中国的经济换挡?

胡必亮:相较而言,“一带一路”引领的全球化的最大特征是“开放、包容”。因为过去的全球化表面上是“全球化”,实质上是少数国家以资本控制世界,是不公平的,发展中国家缺乏话语权,而“一带一路”能让更多国家和更多人享受到全球治理提供的公共产品。过去的“全球化”所创造的机会是非常不均衡的,导致贫富差距拉大,而“一带一路” 引领的全球化具有“均衡性、普惠性”,使更多的地区和人民都获得好处,缩小发展的差距。

在通过“一带一路”丰富全球价值链体系的过程中,中国做出了巨大贡献。由于中国需要把更多中低端的产业、市场让给其他发展中国家,因此自己也就必须推进其产业升级,逐步向价值链高端发展。那是不是与美欧日等争市场呢?不完全是。因为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发展,全球对上游产品的需求正在快速增加,这给中国和其他国家的产业升级都提供了很大的新机会,同时中国产业升级也能拉动整体需求,带动更多发展中国家实现快速发展,甚至实现跨越式发展。

《21世纪》:IMF报告称,全球经济增长面临下行风险,这将使“一带一路”建设面临怎样的挑战?

胡必亮:全球经济增长下滑,一方面可能给“一带一路”带来资金方面的压力,影响投资积极性,使投资增速放缓;另一方面,世界经济发展是不均衡的,各地资金供给和需求差别较大。中国资金目前相对充足,海外投资的机会仍然很多,因此刺激投资的动力还是存在的。同时投资也能够带动经济增长,烫平经济周期。因此,总体而言全球增长目前出现的下行走势不会对“一带一路”建设形成大的不利影响。

《21世纪》:在拉美、东欧等地,“新自由主义”的实践并不理想。“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需要新的经济发展理论作为政策制定的依据,中国有哪些发展理论和经验值得分享?

胡必亮:过去的经济发展理论存在一些问题。首先,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条件和环境不同,特别是这些年科技发展飞速,那个时代产生的经济发展理论不一定能作为今天的指导。其次,总结过去发展理论的国家存在片面性,仅考虑了少数发达国家,并未将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考虑进去。第三,过去是相对单一的社会,一些大国的思维方式是“我做得好,大家都要效仿”,而今天是一个多元社会,有不同的发展模式共存。过去是“中心论”(欧洲中心论),今天是“多元论”。

作为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发展中大国,中国有自己的特点,比如国家的制度特征、社区的发展特征、中国人的性格特征等等,不可能为适应某些理论而丢掉这些特征。大理论的创立者尽管有丰富的国际经验,但大多数人对中国不够了解,理论也不是专门为中国设计的。条条大路通罗马,有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之后,很多理论确实应该完善甚至修正。

对于“一带一路”国家而言,中国有些发展经验是值得它们借鉴的,这包括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投资、消费与增长”的关系、“城、乡发展”的关系、“国内与国际发展”的关系、“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的关系、“扶贫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这些关系应根据民族特点、发展阶段寻求“均衡”,例如,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不能绝对化,一些国家十分依赖政府,而另一些则喜欢“小政府、大市场”,不可盲目信奉“市场原教旨主义”。所以,经济发展理论一定要创新。每个国家要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来发展,现在看来,发展理论与政策既是科学,也是一门艺术,没有一成不变、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一定之规。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原标题: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院长胡必亮: 阐释“一带一路”应从“经济角度”解答三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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