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编剧帮 随芳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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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塔洛》打响名气后，万玛才旦交出了新作《撞死了一只羊》。这部电影在2018年第75届威尼斯电影节首映，获得地平线单元最佳剧本奖，也提名了第54届金马奖最佳导演与最佳改编剧本。4月26日，《撞死了一只羊》将在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专线上映。

万玛才旦

近日，编剧帮（bianjubang）对万玛才旦进行专访，回顾影片创作经历之余，他还分享了自己的入行经历及对藏地电影的看法。

电影需要引导 创作完成后就与自己无关

《撞死了一只羊》改编自次仁罗布短篇小说《杀手》和万玛才旦短篇小说《撞死了一只羊》，讲述了两个名叫“金巴”的人因一宗复仇事件而引发的关于救赎和放下的故事。

关于康巴藏人复仇的故事，万玛才旦再熟悉不过，他自己也曾写过这样的小说。当看到次仁罗布的短篇小说《杀手》时，他还是被吸引住了，“这个小说本身具有一些先锋性，在梦里处理复仇的这种方式挺特别的，这篇小说处理的方式跟之前的阅读经验完全不一样，所以就很吸引我。”

《撞死了一只羊》

万玛才旦初次看到小说是在2006年，在这前一年，他已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长片《静静的嘛呢石》，凭此获得第9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亚洲新人奖最佳导演奖。在系统学习过电影并有过电影创作经验后，万玛才旦认为《杀手》是一个可以改编成电影的小说，在取得原作者次仁罗布的授权后，他开始着手改编电影剧本。

改编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扩充容量，《杀手》短短几千字，而一个完整的电影剧本需要3到4万字。有过《静静的嘛呢石》从短片改编成长片的经验，万玛才旦已明白把故事由短变长，不能机械的扩充篇幅，而需要一些内在的联系。这一次，他想到了自己的短篇小说《撞死了一只羊》。

《静静的嘛呢石》

“我觉得它们是可以揉在一起的，首先都是发生在路上的故事。另一方面，它们都有一个主人公，就是卡车司机，里面涉及的一些跟佛教文化有关的概念或者意向也比较一致。司机撞死了一只羊，他有负罪感，找到一种方法去超度，杀手有一个执念，最后看到老人之后又放弃了，仇人玛扎最后能够解脱，有一些共通的东西。”

剧本在《塔洛》之前就已经成型，之后不断的完善，2017年万玛才旦与泽东影业结缘后，才正式开启了电影项目，也是这时候，王家卫也加入《撞死了一只羊》。

王家卫与万玛才旦

对于王家卫担任监制，万玛才旦总是说：王导的加入，让这部电影更完美了。王家卫带来了扎实的团队，张叔平、杜笃之、林强，从剪辑、摄影，到配乐，都是来自王家卫电影中的制作班底。不仅如此，王家卫还一边从创作者的角度分享创作经验，一边从观众的角度给万玛才旦提供建议，但始终由万玛才旦做决定。

“如果对藏文化、佛文化没有深入了解的话，理解这个电影可能会稍微有点困难，我自己当然是很能理解的，但是别人可能就理解不了”，万玛才旦表示，为了能让观众更清晰地理解，电影相比小说做了一些铺垫和引导，他认为小说不需要做这样的工作，但是电影是通俗的，要面对更多的观众，需要引导观众往某个方面走。

《撞死了一只羊》

影片中，两位主角都叫金巴，两人在不同时间在酒馆中坐在同一个位置上，听到、看到了一样的场面，两人的故事互相映照，万玛才旦通过细节一点点引导着观众。在王家卫的建议下，万玛才旦费尽周折找到了一句藏族谚语，为进入这部电影提供了一道密码：“如果我告诉你我的梦，你也许会遗忘它；如果我让你进入我的梦，那也会成为你的梦。”

自2018年在威尼斯电影节首次公映后，观众对于影片的主旨和意图乐此不疲地解读着，万玛才旦表示影片没有唯一的答案或是主题，“完成电影后，很多时候就和你没关系了，电影其实是属于观众的，观众在跟这个电影发生关系，最后有什么样的理解、有什么样的感受，是观众的事情。”

文字与影像互补 编剧与导演相辅

成为导演之前，万玛才旦发表过多部文学作品并获奖，那个时候，万玛才旦没想到自己会从事电影行业，回想起成为导演的经历，万玛才旦表示：“想起来可能有点离奇。”

万玛才旦从小就在露天的场子看胶片电影，即使热爱，他生长的环境也没有学习电影专业的机会。直到2002年，在某个资助藏区教育基金会的支持下，万玛才旦争取到了在北京电影学院学习的机会，才真正地开始认识电影。

《撞死了一只羊》

“现在你不去电影学院也能看到很多电影相关的书，可以通过很多途径学习电影，但是在那个年代确实很少。”万玛才旦说，进入电影学院后，看到了很多以前没有看到的、电影史上提到的、在外面根本找不到的电影，这对他树立电影观念，认识电影有很大的帮助。

“我觉得系统地学习电影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它跟文学还是不一样的，需要经过训练，电影在技术层面的东西更多。例如编剧，好莱坞或是欧洲艺术电影，编剧技巧是有一些共通的规律在里面。当你掌握了这些基本的东西，在改编小说的时候，能很快做取舍。所以这样专业的学习、训练的过程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如果没有这样经历可能就走不上电影的路子。”

《撞死了一只羊》

从文字转到影像，万玛才旦表示自己没有遇到过困难，只是消除了误解，“以前可能会认为电影跟文学很接近，很多作家可能也会觉得会写小说就能写剧本、拍电影，但是了解电影之后，会觉得它们差距蛮大甚至完全不同。伟大的文学作品改编电影成功的很少，会造成成功改编的只有二三流小说的假象，我觉得这是没有很好地了解这两种艺术表达形式的区别。”

成为导演后，万玛才旦在写作上不知不觉发生了变化，对话越来越精炼，“剧本的对话是直接影响到电影的质量，电影对话的构成方式影响到小说的对话”，他表示在2002年之前的小说，现阶段改编成电影的可能性比较少，在这之后的小说《塔洛》《撞死了一只羊》都是适合电影化的小说。

《塔洛》

万玛才旦即是编剧也是导演，对他来说，两种工作相辅相成。他认为，编剧工作与导演紧密联系，编剧需要有导演思维，导演也需要懂编剧工作。在万玛才旦的创作过程中，写剧本时即进入导演创作构思中，在做导演工作时也随时调整剧本。剧本中每一句深思熟虑过的台词，到了拍摄现场，他还是会根据演员的表现删掉多余的台词，“文字里那些对话可能一下子就过去了，但是放到银幕上，通过人物的表情，带着情绪说出来，它的问题就放大了，你能马上感觉到这个对话是不好的，甚至是我们常说的讲的不是人话。”

对于行业中编剧转型导演的现象，万玛才旦直言不能瞎转型，“编剧跟导演工作的差别很大，有些人可能有编剧天赋，有些人可能适合影像思维，所以得看自己的情况，不能说导演好就去转做导演。作为编剧需要导演思维，得了解制作的过程，比如跟着导演走下来，我觉得肯定对你的编剧工作有很大的帮助，但是为了一些外在的东西转型，就看个人的选择了。”

表面繁荣对藏地电影有利 年轻创作者对电影有误解

万玛才旦以藏地电影立身，他的创作始终植根于安多藏区（青海），让更多的观众在银幕上看到了藏区的相对真实的日常生活，“藏”字成了他身上无法磨灭的印记。但对于他来说，创作没有汉语电影和藏语电影的区分，身为创作者，他只是在带着电影思维做电影。

在一个以汉语为主的多民族国家里，少数民族语言电影的市场必然没有汉语商业电影广阔。而近两年，藏地电影及少数民族语言电影都有明显增多，有的展现藏族的文化或藏区生活状态，有的是需要藏文化或藏区背景，还有的是在神秘藏地猎奇的影片。万玛才旦认为，“这样一个表面繁荣的局面是对藏地题材电影的发展是有利的，会吸引更多的目光和投资。繁荣下的各种现象，与创作者的身份、立场和处境有关。”

万玛才旦

作为“藏地新浪潮”的“领军人物”，万玛才旦秉承北京电影学院的校训“薪火相传”，引领了更多的创作者进入电影行业。《阿拉姜色》导演松太加曾在万玛才旦多部影片中担任摄影师或美术指导，在万玛才旦的“怂恿”下，他到北京电影学院学习摄影，如今已经成为“藏地新浪潮”的中坚力量。

在万玛才旦接触到的年轻创作者中，普遍存在自我认识不清晰的现象，“外在看来做电影比较风光，觉得容易成功，大家都会被这样一些外在的现象迷惑，所以很多年轻人不管有没有创作能力都会向这个方向发展，是对电影的误解或者对电影完全的不了解。在藏区有很多年轻人上了高中就说不想上大学了，来学习电影，到北京之后待了几年，慢慢就知道自己不适合这个行业，他们又回去了，这种挺多的。”

他再次强调了系统学习的重要性，“比如你要学编剧，你上一个编剧进修班比没有上编剧进修班肯定是不一样的，因为讲故事是一回事，怎么电影化地讲故事肯定是另外一回事情，你有一个系统的学习，把故事变化为剧本的能力就会肯定强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