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一直是经济学界研究的焦点问题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周六（4月27日）在清华大学举办的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学会成立大会上表示，市场和政府到底谁优谁劣，或者说他们如何结合，不是一个永恒的公式，而是随着不同阶段而有所不同。

蔡昉指出，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可以通过过去十几年全球化过程中政府在收入分配中的作用体现出来。

对于全球化的发展历程，蔡昉认为，在1990年之前，参与全球化的基本都是市场经济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大量的发展中国家没有参与世界贸易，因此，全球化不能让发展中国家受益。1990年之后，很多计划经济国家也进入到全球化体系中，至此，全球贸易才回归到李嘉图提出的交换理论中。

蔡昉称，全球化不仅使发展中国家受益，发达国家也同样享受到好处。由于发展中国家参与到全球化当中，资本变得稀缺，发达国家的资本收益因此提高。但这些收益不能自动被发达国家的所有劳动者分享，由此出现了经济学家所说的发达国家中产阶级减少、中间技能产业岗位消失等现象。背后的原因不是因为全球化和低收入国家的竞争，而是发达国家没有实施好的政策。

以美国和瑞典为例。虽同为发达国家，美国和瑞典的收入差距却不一样。美国最富有的前20%人群占有全部财富的84%，而瑞典的这一比例仅有30%。可见，再分配是有意义的。

相比之下，中国此前是通过两个阶段的劳动力市场作用使劳动者分享了全球化的好处。第一个阶段是2004年之前，中国劳动力无限供给，在这期间，农民工工资并没有怎么增长，但是，他们仍然从劳动力市场扩大中受益。只要从土地上转移出来，他们挣到的工资就比原来多，用外出总量乘上平均工资所得总收入仍然在增长。2004年之后中国劳动力开始短缺，工资也迅速上涨，尽管这期间农民工转移速度有所下降，但是他们通过工资上升获得收益。“由此来看，中国劳动者两个阶段都是通过劳动力市场获得收益。”蔡昉说。

目前，这种情况已经出现变化。2010年之后，中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中国人口红利消失导致潜在生产率下降。蔡昉认为，中国未来要保持增长必须靠全要素生产率，或者说不再通过依靠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业转移的集中爆发，而更多是需要充分竞争，也就是所谓的“创造性破坏”，而这一过程，更加需要社会政策，比如帮助劳动者转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