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刘素楠

编辑：徐菲

一位即将满70周岁的母亲，想把所有财产留给无亲无故的“女儿”，她养了她20多年，两个人却没有母女的合法身份。

一名痛骂年轻人不尊重老年人的77岁退伍老兵，拒绝将财产分给不孝之子，父子反目成仇，他该如何养老？

一个温馨的三口之家，儿子患有自闭症，父亲穷尽办法为孩子寻求庇护，他百年之后，谁来承担孩子的监护责任？

成年意定监护制度的出现，让上述难题迎刃而解。

成年意定监护制度规定，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指定监护人。这意味着，监护关系不再受血缘关系的约束。你可以将余生托付给任何人，只要你信任他。

年老失护的孤寡老人因此制度受益良多。近年来，上海普陀公证处公证员李辰阳发现，越来越多心智障碍家庭、精神医学需求者、独生子女家庭甚至被投资创业者希望办理意定监护公证。

“在中国，意定监护会用到很多你想象不到的地方。”他说。

（一）

变老意味着什么？

陈梅（化名）今年70岁，10年前，她的理财周期就由10年改为半年一个周期。60岁以后，她怕自己突然出意外，取不出存款。

她最担心的是自己那个无名无分的“女儿”。上世纪90年代，陈梅与丈夫膝下无子，便领来一名孤儿小琪（化名）寄养在家中。寄养家庭可以领取寄养补贴，因此，陈梅一直没有办理收养手续，小琪以寄养的方式被带大直至成年。

她从一个沉默的小女孩变成了大姑娘，后来考上了大学，毕业后谋得了一份工作。她也离开了家，住在外面。每天早上，陈梅会给小琪打一个问候电话。下午4点，她乘公交车，把在菜市场买好的菜带到小琪的住处。这样，小琪7点下班一回到住处就能吃上晚饭。

晚饭后，她会为小琪准备第二天带到公司的午饭，再把剩饭剩菜打包带回家里，当成自己次日的午饭。几乎天天如此，一来一回两个钟头。小琪工作两年以来，陈梅尽量为孩子省下日常开支。“可以我解决的尽量我来。”她说，“这不算什么。”

为了孩子，她做过的最大牺牲是在婚姻中隐忍。每次与前夫吵架，她只能率先妥协，为了孩子不敢离婚，她只好委屈自己。小琪高考结束当晚，她终于可以对丈夫说：“你走吧。”

前几年，前夫去世。走着走着，这世上就剩下她和小琪两个人相依为命，再无其他亲戚朋友。

有一天，她无意中看到“独生子女继承难”的新闻，联想到小琪不是自己的亲生女儿，也没有收养手续。她辛辛苦苦积攒了大半辈子的积蓄，最终能否顺利到小琪手上？

“我死也不敢死。”她还怕自己生病住院连个签字的人都没有，怕为了救治自己而连累小琪。她纠结了三年，夜不能寐，每思及此，心脏“砰砰”直跳。

陈梅购买了保险，将小琪设为受益人。她又找居委会干部：“我是孤老，年龄越来越大了，我和小姑娘的关系只有你晓得，以后如果我有什么事，她来办事你就帮忙推一把。”

居委会建议她去公证处，她不明白：“我要公证什么？”到公证处后，她才明白自己要做的是意定监护公证，这需要去普陀公证处办理。

（二）

意定监护在我国是一项新制度。

2013年，普陀公证处公证员李辰阳曾发起遗嘱公证公益服务活动，为8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免费办理遗嘱公证、为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免费办理遗嘱保管。做了两年，他发现一个问题：很多老人来公证处不是为了写遗嘱，而是为了养老，但遗嘱解决的是身后事，并不能解决生前事。

老人生病了急需用钱，但没有人可以代他提取银行存款、变卖房产、签字入院……“什么法律制度和养老有关系呢？”而后，他关注到了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2013年7月1日，首次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正式施行。该法开始引入老年意定监护制度，规定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老年人，可以在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自己关系密切、愿意承担监护责任的个人、组织中协商确定自己的监护人。监护人在老年人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依法承担监护责任。

“这为老年人解决了入院难、就医难两大问题。”李辰阳指出。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末，全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为24949万人，占全国人口的17.9%，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6658万人，占全国人口的11.9%——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继续加深。

“日本、欧洲和美国都有意定监护制度，而且制度相对完善，已经使用了几十年。中国老龄化越来越严重，老年人对意定监护的需求越来越大。在国外，意定监护都有公证人的身影，这和我们行业密切相关，最早发现意定监护需求的法律部门往往是公证部门。”李辰阳说。

2015年3月，他办理了第一例意定监护公证，当事人不是老年人，却是位22岁的孕妇。发现丈夫出轨后，她在父母陪同下来到公证处，想为肚子里的孩子立遗嘱，把自己的财产全部留给孩子，并指定让自己父母成为孩子的监护人。她又担心，万一生孩子的过程中发生意外，自己昏迷了怎么办？她不愿丈夫做监护人，希望由父母来照顾自己。

当时成年监护制度并不成熟，李辰阳说：“这个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是针对60周岁以上老人的，你太年轻。”这位准妈妈答道：“我表达我的意愿总可以吧？将来如果打官司，我爸妈起码有个法律文书可以到法庭上争取。”最终，李辰阳为她办理了意定监护公证。

2017年10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正式规定了成年意定监护制度。由此，法定监护、指定监护和意定监护构成了我国现有的成年监护制度。

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孟强曾撰文如此评论：“《民法总则》对于监护制度的修改完善，尤其是新增成年法定监护和意定监护制度、写明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补充监护人资格的撤销与终止等内容，体现了这部法律的时代进步性与人文精神， 也是该法的亮点之一。通过对施行了整整30年的《民法通则》所确立的监护制度的大幅修改、扩充和完善，《民法总则》已经构建起我国民法上的成年监护制度，而这一制度是之前的民事立法一直缺乏的。”

相比法定监护，意定监护超越了血缘、婚姻关系。当你没有法定监护人，便可由一纸文书指定任何信任者做监护人，重新构建合法身份关系。而且，意定监护优先于法定监护。当你有法定监护人，却预感到法定监护人无法承担监护责任时，也可以指定其他人做监护人，排除法定监护人的监护权。

（三）

按照不同人群对意定监护制度需求的紧急程度，李辰阳列出了一个清单：孤寡老人、独居老人、不被子女善待老人、失独家长、心智障碍家庭、精神及遗传病医学需求者、不婚不育者、同居伴侣、再婚夫妻、婚姻危机家庭、资产代持人、被投资创业者……

“在这个世上，没有亲人是一件很可怕的事。”2015年至今，他经手的意定监护公证将近300例，几乎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一段生死故事。

58岁的王明（化名）蹲过监狱，出狱后发现这个世界早已物是人非，他无家可归。后来，他认识了现在的房东夫妇，租房几年下来，三人相处融洽。有一次，王明突发小中风，房东将他送医签字治疗。之后，房东也发生同样情况，王明帮忙把人送到医院并负责送饭。疾病让他对死亡有所恐惧，病愈之后，王明提出由房东太太来做自己的监护人。房东太太欣然答应，她告诉李辰阳：“他帮助了我，我也要帮助他。”

一些精神障碍人士也曾到普陀公证处求助。

“精神医学需求者病愈之后，希望再次复发时不被不信任者扭送到他不喜欢的医院，或者希望治疗后能够回归正常社会。”李辰阳说。

今年4月，一个40多岁的女人要求办理意定监护公证，指定自己的朋友当监护人。春节期间，她曾被母亲、女儿和舅舅三人强制送进了精神卫生中心，关了8天。如果母亲再让她强制入院，她希望自己指定的监护人能把自己救出来；如果自己发病，她希望朋友将其送到自己指定的医院进行救治，治疗之后能够顺利出院。

3月8日，陈梅带着“女儿”在普陀公证处办理了意定监护公证。在她眼里，小琪似乎比同龄人更幼嫩，思考问题没那么成熟，不谙世事。“我不想拖累她，给小姑娘解决的事情越多越好。”她说。

她为自己做的打算就是一切从简：一旦昏迷送医，放弃治疗；如果失能失智了，把房子卖掉，去住养老院。她还曾打电话到火葬场，为自己的身后事做准备。

她最担心的身份问题总归是解决了。“现在再死就不怕了。”陈梅不避讳死亡，“我觉得我已经蛮幸福了，早上起来头不晕眼不花，去菜市场买买小菜，到公园吹吹乐器、跳跳舞，幸福得不得了。”

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找到合适的监护人。

上世纪六十年代，赵武（化名）曾入伍参军。十几年前，他与前妻离婚。两人育有一子，父子之间却反目成仇。“我们经过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最后碰到不孝的子女怎么办？刚进医院，子女就来分你的房产。专门啃老的子女，我可以拒绝分财产，情愿捐给那些困难的老人。”77岁的赵武告诉界面新闻记者，因为财产纠纷，他曾被儿子打了4次。

2018年，他从电视新闻上看到了意定监护，便找到普陀公证处，希望办理意定监护公证。当初他有几个亲戚朋友做监护人选，但由于涉及财产和家庭纠纷，他们都不愿意为其承担监护责任。

李辰阳解释，2010年7月1日正式实施的《侵权责任法》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监护人未尽到监护责任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以我的理解，《侵权责任法》是针对法定监护人的。但侵权责任法颁布在先，民法总则在后，法律确实没有规定，意定监护人不承担侵权责任。过往的法律加重了监护人的职责，所以很多人不愿意做监护人。”

此外，意定监护建立在人与人互信的基础之上。当下，家庭单元呈现小型化趋势。“现在的家庭不是只剩下三人的问题，而是两人、一人，最后就没有人了。”李辰阳说，“人们可能找不到信任的人来担任监护人。”

（四）

沪上知名自闭症患者周博涵一家面临同样的问题。

周博涵3岁时确诊自闭症，后来在父母的引导下逐渐学会演奏钢琴，如今在上海音乐学院音乐教育系进修。他成年之后，父母便忧心，自己百年之后，孩子有何所依？

2017年，周博涵父亲办理了保险金信托。然而，他却找不到人来担任信托监察人。“我是独生子，我们家族本身人就不多，我太太整个家族都在北方，上海没有多少亲戚。实际上，即使有亲戚朋友，我们也不太放心，”周博涵父亲说，“人的变数太大。”

在他看来，理想的养老规划应该如此：他和妻子老去时带孩子一起住进养护机构，若自己无法照顾孩子，便由养护机构照护；若自己和妻子双双离世，孩子则继续在养护机构正常生活下去。

“我的信托可以帮孩子继续付钱，但怎么保证信托的钱始终能打到养护机构？怎么保证养护机构在我们走了以后像以前一样继续照顾我的孩子？如果这个机构倒闭了，由谁来找一个相同水平的服务机构？”周博涵父亲明白，所有这些，都需要监护人去做。

2018年，他打算发起成立一个“监察中心”。设想中，这个“监察中心”将以慈善组织的方式运行，与有需求的心智障碍家庭父母签订意定监护协议，在孩子失能失智时，由“监察中心”负责承担家长的监护人或监督人职责；同时，“监察中心”受父母委托，担任心智障碍孩子的监护人。

“在日本，这叫职业社会监护人，意定监护制度将催生一种新职业。”李辰阳表示。

“如果心智障碍孩子突然病倒了，要做医疗决定，那么就由这个组织来签字。它不会负责日常的照护，只是在你需要的时候出现。同时，这个组织要做日常探视，每次探视都有反馈报告。”周博涵父亲说，“探视对孩子而言是心灵的抚慰，对养护机构来说是监督，避免养护机构在父母离世之后遗弃孩子。”

2019年1月，“监察中心”试运行，一下子吸引了89位志愿者。截至4月25日，他们已对6位心智障碍孩子进行了将近50次探视。每次探视结束后，志愿者都会制作统一规范的探视报告，以了解心智障碍孩子的照护情况。

这6位孩子目前父母健在，其中18岁的诗诗情况较为特殊。诗诗母亲患有严重抑郁症，父亲已是癌症晚期患者，随时可能撒手而去。诗诗的自闭症程度较重，一直住在寄养园里。探视结束之后，一名志愿者忍不住抽泣：“如果父母都不在了，我不知道这个世上还有什么人，能够真的关心他们……”

他们不忍心将心智不全的孩子独自留在这世上过着孤苦无依的生活。“监察中心”是心智障碍家庭的自救组织。“我们希望这个组织能够成立并一直运作下去，直到我们放心地把孩子的部分监护责任托付给它。”周博涵父亲说。

今年4月，家长们曾去民政部门询问“监察中心”注册登记为慈善组织一事，民政部门表示，“监察中心”专业性太强，或不能划归为慈善组织。“事在人为。”周波涵父亲并不气馁。

目前，国内尚无职业社会监护人存在。

（五）

上海尽美长者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尽美中心”）正在探索承接社会监护人职责。

春节期间，赵武特地去了一趟尽美中心考察。他希望找一个毫无私心的公益组织做监护人，并由公证处监督该公益组织。

据中国社会组织公共服务平台信息，尽美中心于2012年在浦东新区社团管理局登记注册，业务主管单位是浦东新区民政局，法人为顾春玲，注册资金10万元，类型为民办非企业单位。据尽美中心官网介绍，尽美中心开展认知症社区预防倡导活动，为失智老人提供高端照护、上门喘息、日托等服务。

今年2月15日，赵武和尽美中心在普陀公证处正式进行第一次沟通。双方和公证员、律师坐在一个长桌旁边，李辰阳草拟了公证协议，协议包含生活照护、医疗预嘱、财产维护等方面的具体内容。

“你希望监护人达到什么效果？谈一下你的想法。”他问赵武。

“我有一个不孝之子，想取消他的监护人资格。”老人直截了当地说，“万一我生病了，监护人能不能及时到医院签字？万一我去旅游人没了，监护人能不能及时去签字，把财产捐赠给困难的老人？”

李辰阳不得不提醒他：“我们现在讲的是生前的事，不是死后的事。”

意定监护协议将包含意定代理和意定监护两部分：赵武失能失智之前，尽美的法律身份是意定代理人；老人失能失智之后，尽美的法律身份才是意定监护人。

李辰阳解释，老人的衰老过程是一个能力递减的过程，意定代理和监护的过渡解决了一个问题：老人在自己意识清醒的时候可以自由选择和决定自己的事务。“代理和监护过渡的宗旨就是尊重个人的权利，在他有意识的时候，尊重他个人的决定权。”

在沟通协议内容的过程中，他询问赵武：“你清醒但动不了的情况下，是否需要尽美？”

“需要。”赵武回答道。

“那你的生活、照管、医疗、交通、人员劳务等所发生的费用，均由你来承担，尽美没有垫付资金的义务，行吗？”李辰阳问。

“我承担。”赵武表示同意。

按照协议，尽美中心的监护职责包括日常生活照管、医疗决定、管理和保护财产、代理民事活动等内容。赵武曾经投资互联网金融平台，后来平台暴雷，他正在追债。对此，尽美中心提出疑问：“关于追逃债务的事情，如果已经请律师了，监护人要主动追债还是等着处理结果？”

“这个问题很好。”李辰阳解释，“监护人要负责生活、医疗和财产保管等，诉讼涉及专业领域的事情，如果已经进行，律师维护就要监护人去做；如果当事人受到侵害了，仍然要监护人去维护其权益。当然，你们也可以提出不接受，这是双向的。”

成年意定监护制度的规则是双方自愿。“我们明白了，但还要商量一下。”尽美中心表示。

协议也有撤回条款。“在赵武清醒的状态下，如果赵武不想尽美做监护人，或者尽美不想做监护人，你们可以单方撤回，但要到公证处通知对方。如果赵武完全失能失智了，尽美不想做监护人，首先要到公证处做证明，通知监督人或继任监护人。通知之后，还要把监护报告、财产凭证移交，移交之后才能停止监护资格。”李辰阳向双方解释。

在成年意定监护制度中，公证处发挥了公共监督和公共信托的职能。李辰阳指出，公证处有提存公证业务，对交付的提存物进行寄托、保管，并在条件成熟时交付债权人或其他受益人。“在西方，这就是公共信托。”

意定监护的公证登记以及撤销和放弃，都由公证处起草文书进行规范。如果当事人没有监督人，那么监护人需要向公证处提交监护报告。如果监护人不报告或者损害当事人利益，公证处有权到法院申请撤销其监护资格。

“实践应该早点吸收到立法里，目前意定监护的实践远超立法。”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婚姻家事法与妇女权益保护法研究中心主任李霞是国内最早引入“意定监护”概念并参与相关立法的法学专家。“这个制度在国外已经实行60多年，相当丰富成熟，我国刚刚起步，完善空间非常大。”

她指出，意定监护人的准确称呼应为“意定持久代理人”。“国外已经把成年监护制度改成协助决定制度，监护制度又称替代决定制，我们应该尽量避免使用替代决定制，多使用协助决定制，意定监护就属于协助决定的一种措施。”李霞解释道。

她指出，目前的实践无法突破现有法律框架，未来应使用部分监护和持久代理制度，废除完全监护，这意味着当事人可将一部分监护事务交给监护人，其他事务依然由本人做决定。

当下，成年意定监护制度在《民法总则》中依然比较粗糙，规则并不细致，而民众需求却持续上涨。李霞建议，正在立法进程中的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应对此进行详细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