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梁宙

近一个月以来，我国多个省市户籍制度改革步伐加快，相继颁布落户新政，放宽了落户条件。

2019年4月8日，国家发改委发布《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出，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大城市要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超大特大城市要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

5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提出，到2022年，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制度性通道基本打通，城市落户限制逐步消除。有力有序有效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户限制。

政策持续加码，我国多个城市也陆续出台了落户新政。据界面新闻不完全统计，今年4月以来，广州、杭州、兰州、宁波、苏州吴中区、呼和浩特以及山西等省市相继颁布落户新政，放宽落户条件，降低人才引进标准，甚至通过给予购房优惠、安家费等方式吸引人才落户。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原所长牛凤瑞对界面新闻表示，近几年，我国部分城市出现落户标准逐渐降低的趋势，其实是一个客观规律，此前颁布的《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更多的是吸纳了地方政府实践的结果，从而变成了政策，推动地方更快地放宽户籍限制。

“限制人口与人才的流动就是限制劳动力本身的优化配置，对整个社会经济发展是不利的，现在国家逐步放开人口流动政策，实际上就是为实行市场化的资源配置提供了一个制度的保证。”牛凤瑞说。

在上述实行落户新政的省市中，广州、兰州、杭州等城市均在不同程度上放宽了落户条件。如兰州市户籍新政规定，中专以上学历或相应专业技术职称人员，国内在校的大中专院校学生，均可迁入兰州市落户。杭州市提出，全日制大学专科及以上人才，在杭工作并缴纳社保的，可直接落户。

4月22日，广州继今年1月放宽引进人才的入户年龄限制后再次降低门槛，放宽了对全日制本科学历、研究生学历人才以及专业技术资格人才入户的年龄限制，对应原来的要求大幅放宽5年。同时，取消了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学历、高级职称人员以及择业期内的留学人员入户的社保参保年限限制。

5月6日，山西省在全省层面降低落户门槛也引发关注。在此次户籍制度改革中，山西省取消参加城镇社保满1年和办居住证的限制，实现了全省统一合法稳定就业人员与合法稳定住所人员在城镇落户的条件，也拓宽了学历人员、在校大学生和技术技能人才的城镇落户通道。

除了放宽入户条件，也有部分城市通过给予购房优惠、安家费等方式来吸引人才落户。

其中，呼和浩特市提出，符合条件的本科及以上学历应往届毕业生可半价买房；宁波市引进人才可获最高60万元购房补贴和800万元安家补助；苏州吴中区每年提供一定数量房源面向优质高科技企业和高层次人才定向优惠出售，给予优购房实际销售价格20%-30%不等的折扣奖励；7月1日起，对于到无锡市服务的大学毕业生，该市给予为期2年的住房补贴，本科、硕士和博士每月住房补贴分别从原来的500元、600元、800元升级为800元、1000元和1500元，在无锡工作满1年后，本人购买首套住房并取得不动产权证书的，由本人申请，给予本科10万元、硕士20万元、博士30万元的一次性购房补贴。

4月9日，《经济参考报》曾援引中原地产研究中心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当时，2019年发布各种人才引进与落户等政策的城市已经超过50个，力度与数量均刷新历史纪录。特别是二三线城市，发布人才落户、补贴购房等政策井喷。

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陆铭对界面新闻表示，户籍制度改革的每一个阶段性的进步，只要是符合大的市场化改革方向，逐渐降低户籍门槛，都应该积极地肯定。不过，目前很多城市的户籍制度改革程度还不够，如有些地方仍设置教育门槛。

“在户籍制度未能完全取消的情况下，最多只有两个门槛的设置是有道理的——稳定的就业居住和社保缴纳。”陆铭认为，国内现在的户籍制度与公共服务挂钩，如果把户籍门槛与教育水平挂钩，相当于对低技能劳动者进行基本公共服务的歧视，基本公共服务的原则是起到均等化的作用。

对比近几年中国城市户籍制度改革情况可以发现，2017年，我国人才新政主要以少数二线城市为主；2018年，一线城市开始发力，同时向县级城市蔓延；2019年，国内城市的人才政策“遍地开花”，人才引进标准逐步降低，“人才战略”逐渐转为“人口战略”。

随着户籍制度改革逐步深入，城市间的“人口争夺战”也将变得愈加激烈。“城市之间的横向竞争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如果没有这种竞争，各个城市就发挥不出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和自身优势，这种竞争是正向效应大于负面效应。”牛凤瑞说。

不过，由于历史沿袭下来的公共福利分配体系的排他性，户籍制度改革也面临着诸多挑战，考验着城市决策者的能力。

陆铭认为，在户籍制度改革过程中，决策者需要科学预测人口增长的趋势，除了对大城市人口增长趋势要做科学的估测，也要对二三四线城市以及小县城人口可能出现的萎缩情况做科学预测。

“我们需要多学习国际普遍经验，做好人口增长型城市的规划、管理和社会共治。”他指出，在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需要在数量、质量、结构和空间布局这几个维度上去适应人口增长的趋势，在一些人口减少的地方也应相应地去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