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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平成时代的自然灾害思考日本的防灾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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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平成时代的自然灾害思考日本的防灾体制

在政府的公权力与民众、地方团体力量的配合下,灾后工作才能顺利进行。

文|日本通

从云仙普贤岳火山爆发,到阪神大地震、东日本大地震,频发的自然灾害为日本平成30年间留下了时代的烙印。

灾害较少的昭和时代

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日本1945年到1989年自然灾害的特征。在太平洋战争结束后的15年间,日本每年因自然灾害死亡的人数超过一千人,再加上长期战乱,整个日本处于百业待兴的状态。1959年的伊势湾台风灾害发生后,日本政府在1961年颁布了《灾害对策基本法》,该法律影响了平成时代的灾害应对。但是该法律仅针对已经发生过的灾害提出了对策,没有对潜在的自然灾害做出预防。这段时期,日本的经济增速每年都超过了10%,在公共事业发展的同时必须考虑防灾减灾。但是恰巧这段时期日本没有发生大规模的自然灾害。

伊势湾台风灾害之后,一直到1989年,日本死亡人数最多的自然灾害是1982年的长崎暴雨灾害,死亡人数299人。除此之外没有发生大的灾害,而因灾死亡人数的下降竟被很多人误认为是政府的防灾政策的功劳。

平成时代并不太平,但真的是“国民抗灾能力不足”吗?

虽然年号取名为“平成”,寓意“国内外、天地能够和平”。但是平成时代并不太平,就连国际上也发生了很多自然灾害。

1991年日本的云仙普贤岳火山爆发,1993年北海道南西冲地震,1995年阪神大地震……这些自然灾害严重打击了地方经济的发展。直到1995年阪神大地震爆发,日本民众一直遵循大正时期关东大地震的经验,认为如果不是地震引起的火灾蔓延也不会死亡这么多人。但是阪神大地震伤亡惨重的主要原因是木制建筑的老化。而当时社会普遍认为,死亡5000人的原因是国民抗灾能力的不足。

说到国民抗灾能力,日本的地方团体和志愿者群体始终积极参与救灾。

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的救灾工作始终坚持政府主导。但是在阪神大地震之后,约有140万名志愿者活跃在救灾一线并支持着灾后复兴工作。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地方团体和自治组织纷纷伸出援手,组织志愿者前往灾区,帮助灾民开展灾后重建工作。在政府的公权力与民众、地方团体力量的配合下,灾后工作才能顺利进行。

政府防灾法律的完善任重道远

直到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爆发,日本政府才意识到必须重新思考对地震的预防。但在实践中,政府要面临诸多问题。2018年大阪府北部发生地震,再加上西日本暴雨和台风21号等一连串灾害影响,留给政府修改法律的时间俨然不多了。此外,在救灾中,志愿者牺牲人数的上升问题也值得关注,这些都是摆在日本政府面前的课题。

脆弱的城市“防灾文化”需要被重视

日本向来重视“防灾文化”的教育。在日本,“防灾文化”的教育不仅包括防灾安全教育,还包括政府的一些政策实施。如治水大坝等基础设施建设,气象科学等自然科学、工学技术水平的提升等。

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城市空间不断被挤占,寸土寸金的城市里高楼鳞次栉比、越建越高。这也带来了安全隐患。电路、水道覆盖整片街道住宅,一旦发生地震,即使高层没有遭受损失也会受到区域停水停电的影响。而且要将众多住户统一安置在指定的避难所并非易事。

因此,日本关西大学社会安全学部特聘教授河田惠昭认为,要进一步加强“防灾文化”教育,尤其重视城市的“防灾文化”教育,完善相关设施建设,让民众学会在灾害来临时自救。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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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平成时代的自然灾害思考日本的防灾体制

在政府的公权力与民众、地方团体力量的配合下,灾后工作才能顺利进行。

文|日本通

从云仙普贤岳火山爆发,到阪神大地震、东日本大地震,频发的自然灾害为日本平成30年间留下了时代的烙印。

灾害较少的昭和时代

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日本1945年到1989年自然灾害的特征。在太平洋战争结束后的15年间,日本每年因自然灾害死亡的人数超过一千人,再加上长期战乱,整个日本处于百业待兴的状态。1959年的伊势湾台风灾害发生后,日本政府在1961年颁布了《灾害对策基本法》,该法律影响了平成时代的灾害应对。但是该法律仅针对已经发生过的灾害提出了对策,没有对潜在的自然灾害做出预防。这段时期,日本的经济增速每年都超过了10%,在公共事业发展的同时必须考虑防灾减灾。但是恰巧这段时期日本没有发生大规模的自然灾害。

伊势湾台风灾害之后,一直到1989年,日本死亡人数最多的自然灾害是1982年的长崎暴雨灾害,死亡人数299人。除此之外没有发生大的灾害,而因灾死亡人数的下降竟被很多人误认为是政府的防灾政策的功劳。

平成时代并不太平,但真的是“国民抗灾能力不足”吗?

虽然年号取名为“平成”,寓意“国内外、天地能够和平”。但是平成时代并不太平,就连国际上也发生了很多自然灾害。

1991年日本的云仙普贤岳火山爆发,1993年北海道南西冲地震,1995年阪神大地震……这些自然灾害严重打击了地方经济的发展。直到1995年阪神大地震爆发,日本民众一直遵循大正时期关东大地震的经验,认为如果不是地震引起的火灾蔓延也不会死亡这么多人。但是阪神大地震伤亡惨重的主要原因是木制建筑的老化。而当时社会普遍认为,死亡5000人的原因是国民抗灾能力的不足。

说到国民抗灾能力,日本的地方团体和志愿者群体始终积极参与救灾。

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的救灾工作始终坚持政府主导。但是在阪神大地震之后,约有140万名志愿者活跃在救灾一线并支持着灾后复兴工作。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地方团体和自治组织纷纷伸出援手,组织志愿者前往灾区,帮助灾民开展灾后重建工作。在政府的公权力与民众、地方团体力量的配合下,灾后工作才能顺利进行。

政府防灾法律的完善任重道远

直到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爆发,日本政府才意识到必须重新思考对地震的预防。但在实践中,政府要面临诸多问题。2018年大阪府北部发生地震,再加上西日本暴雨和台风21号等一连串灾害影响,留给政府修改法律的时间俨然不多了。此外,在救灾中,志愿者牺牲人数的上升问题也值得关注,这些都是摆在日本政府面前的课题。

脆弱的城市“防灾文化”需要被重视

日本向来重视“防灾文化”的教育。在日本,“防灾文化”的教育不仅包括防灾安全教育,还包括政府的一些政策实施。如治水大坝等基础设施建设,气象科学等自然科学、工学技术水平的提升等。

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城市空间不断被挤占,寸土寸金的城市里高楼鳞次栉比、越建越高。这也带来了安全隐患。电路、水道覆盖整片街道住宅,一旦发生地震,即使高层没有遭受损失也会受到区域停水停电的影响。而且要将众多住户统一安置在指定的避难所并非易事。

因此,日本关西大学社会安全学部特聘教授河田惠昭认为,要进一步加强“防灾文化”教育,尤其重视城市的“防灾文化”教育,完善相关设施建设,让民众学会在灾害来临时自救。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