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检察院表示，目前我国仍处在虚假诉讼高发阶段，主要是涉及财产性纠纷，如民间借贷、房地产纠纷、离婚析产纠纷等领域。

2019年5月22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近年来虚假诉讼监督情况。根据最高检数据，2017年至2019年3月，全国检察机关共监督虚假诉讼民事案件5455件，其中提出抗诉1140件，提出再审检察建议2786件，提出检察建议1529件，移送犯罪线索497件。

最高检新闻发言人王松苗表示，虚假诉讼俗称“打假官司”，当前司法实践中虚假诉讼时有发生，表现为当事人或虚构案件事实，或捏造法律关系，或伪造诉讼证据，炮制出假案子、假讼争。

最高检第六检察厅厅长元明介绍，近年来，我国虚假诉讼案件量整体呈上升趋势，仍处于高发阶段。从案件领域情况看，财产性纠纷案件成为发生虚假诉讼的多发领域，从民间借贷为主，逐步扩展到房地产纠纷、离婚析产纠纷、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以及保险理赔、仲裁、公证等等领域。

在检察机关提出抗诉和再审检察建议的3927件案件中，借款纠纷2199件，占全部监督案件的56%；劳动合同纠纷474件，占12%；房屋买卖合同纠纷169件，占4.3%。

“因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事实简单，合同履行的路线短促，成诉的证据要求低，除借据外，汇款凭证可通过银行交易后将款项返回打款者的形式轻松获取，尤其是在诉讼经验丰富、深谙技巧的高手策划包装下，虚假诉讼的证据形式在外观上更加规范、真实而不易被觉察，致使民间借贷纠纷成为虚假诉讼的‘重灾区’。”元明表示。

此前在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加大对虚假诉讼的惩治力度，201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刑法修正案（九），决定增设虚假诉讼罪。

王松苗表示，2018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关于办理虚假诉讼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至2019年3月近半年时间，全国检察机关对虚假诉讼刑事犯罪案件共批捕206件319人，决定起诉138件315人，法院已作出生效判决87件157人，均为有罪判决。

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张雪樵表示，虚假诉讼监督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但“发现难”“查证难”“监督难”问题仍未得到根本解决，监督能力偏弱、监督手段不足等因素仍不同程度制约检察监督职能作用的充分发挥。

对于虚假诉讼的查处难度，元明在答记者问时表示，虚假诉讼主体之间通常具有特殊利益关系，隐蔽性强。虚假诉讼案件一般由当事人双方合谋制造，通常具有特殊的利益关系，多表现为亲戚、朋友或关联企业、上下级单位等密切关系，双方表面对立，但实质相互串通，往往采取隐瞒事实、异地起诉、伪造代理手续等方式，在诉讼过程中默契配合，从而逃过法官的审查。

“虚假诉讼行为人一般具备丰富的法律专业知识，具有一定的造假能力。个别律师充当司法掮客，‘勾兑’当事人和承办法官，成为了虚假诉讼的‘智囊’，为虚假诉讼的顺利进行出谋划策，有的法官收受当事人贿赂后，充当虚假诉讼的‘保护伞’。”元明说。

此外，在实践中，对于虚假诉讼的构成与认定标准尚不统一，公检法各司法机关之间形成合力不够，导致对虚假诉讼“追责难”。张雪樵认为，提起虚假诉讼所能获得的非法利益和可能付出的法律代价存在失衡，不断有人为了“利益”而铤而走险。

最高检在新闻发布会上还发布了5件虚假诉讼民事监督指导性案例。界面新闻注意到，这5件案例包括广州某公司侵吞国有资产案，武汉某公司转移公司资产逃债案，陕西某公司负责人逃债案、福建王某为从执行款项中优先受偿伪造债务关系案、江西熊某在交通事故中非法套取高额保险赔偿金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