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王小羊
在未来两天内，另类武侠代表导演徐浩峰将带着他的《刀背藏身》亮相戛纳电影节，官宣定档今年暑期，这部千呼万唤始出来的电影终于要跟观众见面了。
历经《倭寇的踪迹》、《箭士柳白猿》的小众实验，《一代宗师》、《师父》的声名鹊起，徐浩峰蛰伏许久的新作《刀背藏身》选择在戛纳高调回归，显然诉求不小。
事实上，中国武侠与戛纳渊源已久。
1975年，胡金铨导演的《侠女》一举斩获最高技术大奖，将中国的“侠”推向世界；25年后，李安的《卧虎藏龙》在戛纳迎来十几分钟的喝彩。
周润发与章子怡的竹林对战，更让人忆起《侠女》，冥冥之中迎来“思想”的传承与轮回；而2015年侯孝贤凭借《刺客聂隐娘》拿下最佳导演奖，更将古老东方最美的诗意展现在世界面前。
换一个角度看，这个顶级电影节又似乎并未真正与大众认知的武侠“结缘”。
胡金铨拿的是技术类奖，中国的人情世故并不能有效地向西方“渗透”，“A Touch of Zen”的含义他们真的懂吗？
侯孝贤自己也说，武术不过是《刺客聂隐娘》的一层外衣，因为文化拍到很深的地方，归根结底是“关于人的存在和生活”，那才是戛纳看重的。
不过44年来，戛纳与中国武侠电影的故事却有许多值得书写。
不能让任何事影响《侠女》得奖
《侠女》主演徐枫回忆过这样一幕：1975年，她随导演胡金铨等人一同前往戛纳，当时徐枫想让一位女性朋友陪她同住酒店，遭到法国选片人皮埃尔·里斯安（Pierre Rissient）的强烈反对，因为他怕外界误会徐枫是女同。
尽管那时25岁的徐枫甚至都没听过这个词，但皮埃尔归根结底要确保一件事——不能让任何事影响《侠女》得奖。
作为将中国武侠电影引入欧洲尤其是戛纳的第一人、法国电影界颇具影响力的幕后推手，皮埃尔·里斯安是一个业内无法忽视的名字。
凭借标志性的秃头、丰满的腰身、来自世界各地的T恤衫，皮埃尔几乎是唯一一个不穿燕尾服就能自由进出电影宫的人。
多年来他一直是戛纳的“星探”，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简·坎皮恩等都得益于他的发掘。遗憾的是，这位习惯在暗处行动的“特工”已于2018年5月5日去世。
1969年，中国女导演唐书璇的影片《董夫人》希望在法国上映，美国影评人米勒找到皮埃尔寻求帮助，后来电影成功在法国艺术院线公映，反响不错。
之后唐书璇又拍摄了第二部作品，但做后期时她不太满意，1973年便邀请皮埃尔前往香港看片，希望他能提一些建议。
而借着那次机会，皮埃尔也接触到了不少中国导演的电影，其中就包括胡金铨的作品，进而促成了1975年《侠女》的戛纳之行。
皮埃尔评价：“这是在《董夫人》之后，第一部给西方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中国作品。”
但其实当年胡金铨自费参加戛纳电影节，更多是为寻求国外发行商机的不得已之举。因拍摄《侠女》耗财耗力，历时3年才最终完成，这导致联邦影业老总——纺纱业巨子沙荣峰不快，与胡金铨分道扬镳。
加上电影上映后票房和口碑皆不理想，胡金铨才决定剪辑三小时的国际版送往戛纳参赛，夺下“最高技术大奖”后，电影卖出欧洲版权，才得以弥补了亏损。
徐枫透露，第一次来世界级的影展，除了受到前所未有的礼遇，在餐会上还碰到了法国影星阿兰·德龙。她兴奋地跟胡金铨说：“导演，我要跟他合影哎，我是他影迷！”
不料胡金铨却回道：“坐着！他来跟你合影还差不多！”因为胡导演觉得“你（现在）也是大明星了，干嘛要主动跟他合影”？
李安和《卧虎藏龙》的轮回
香港导演杜琪峯至今记得看《卧虎藏龙》时内心翻涌，尤其是杨紫琼和章子怡那场屋顶追逐戏，让他想起胡金铨。
《山中传奇》徐枫和吴明才在树林中追打的戏，当年杜琪峯没看懂，他说：“打打打，追追追，只有个鼓和人在追，什么方向都看不清。”
但许多年后，这位导演坐在戏院里，对当下的李安、逝去的胡金铨肃然起敬：“李安导演，你真得到了那场戏的神韵。胡金铨导演当年做不到，因为没钱。你今天有钱了，真的拍出了他当时的想法。”
香港影评人罗卡曾评价胡金铨：作为一个电影导演、天涯行脚僧，他有时走得太慢，有时走得太快，似乎都与我们的脚步若即若离。
而杜琪峯则相信世间有轮回，这种轮回是思想，“如果你建立的东西能影响后来人，那便是轮回。”
如果说1975年的《侠女》将中国武侠电影推向了世界，那么经过25年漫长的独行，2000年《卧虎藏龙》的戛纳展映，华语武侠电影才再次受到礼遇。
玉娇龙飞下悬崖时，全场喝彩鼓掌长达十几分钟，以致于完全无法听到李玟演唱的片尾曲《月光爱人》。周润发与章子怡的竹林对战，更让人忆起《侠女》。
李安特别谈到：“胡金铨导演启发了我，他影响我最深的即是所谓的‘气韵’，还有空间处理的美学、视觉感，以及角色之间的关联和互动，本质上来说，我认为这些比武打动作更重要。”
在《卧虎藏龙》里，很多地方看起来像是在致敬胡金铨，但李安认为恰好相反：“你必须先有自己的想法，可能追本溯源后才发现：噢，原来这是来自那里。你必须要知道这两者的区别。”
李安想要做出一些隐喻，让玉娇龙这个角色代表一种性别压抑，或是有点异想天开、有点莽撞，伴随着移动，又要有点抽象感，于是他想到了竹子。
在东方文化里，人们着迷于竹子。当然，因为《侠女》有着经典的竹林戏，所以除了致敬，更要做出自己的诠释。
李安说：“《卧虎藏龙》和《侠女》有着不同的美学，胡金铨的竹林，关隘在阴影、竹干还有地面，他用了很多烟雾、背光源、制造跑动，间隔剪辑、蒙太奇、营造氛围，动作攻击时使用跳接，着重在剪接的表现。”
“我则是使用场面调度，透过几个镜头来提醒观众，这是致敬，但一切都是真实打斗，观众所见的即是我们所做的，只是把钢丝从画面上消除而已，并没有靠太多数位技术的修饰。我想向前做出一些进步。”
在李安看来，那些在脑海里的图像是创作者的奇想、梦想，他特别感谢胡金铨。“现在回看他的电影，可能会觉得有点冗长或是其他小问题，但是关于电影的形貌，它深深地印在我的大脑里，我确信那影响了我拍的电影，而我也将影响一些年轻影人或是创作者，形成了所谓的传承吧。”
《无极》《十面埋伏》制造轰动
《卧虎藏龙》之后的几年间，中国武侠电影在戛纳用另外一种方式制造着“轰动”。
2004年，张艺谋和张伟平携《十面埋伏》前往戛纳展映，据说在接受外媒采访时，竟有六位记者提出相同的疑问：“这么精美的影片，为什么参展不参赛？张，你可以拿金棕榈。”
这样的问题，有记者也在赴戛纳前问过张伟平，他十分官方地回复了一段话：“参展的目的是让全世界的观众认识、了解和喜爱我们中国的电影，这比拿什么大奖都重要。”
张艺谋则说得更形象：“我们来是为中国电影（市场）‘烧炕’的。”
与戛纳传来“雷鸣般的掌声达30分钟”不同，国内媒体对《十面埋伏》的评价却褒贬不一。
但最终，“索尼经典”以1亿多元人民币、超《英雄》3倍的价格，买断了《十面埋伏》的北美发行权，也掀起了中国电影戛纳卖片的新浪潮。
2005年，徐克的《七剑》失约特别展映单元，但陈凯歌的准武侠大片《无极》却用11分钟片花和前所未有的豪华狂欢抢尽风头。
包下千年古堡Chateaula Napoule举办派对门票一张1200欧、拿下Carlton酒店最昂贵的广告位与好莱坞大片分庭抗礼、全球百家媒体围堵在古堡前10小时一度惊动法国警察……
连戛纳的出租司机一听有人要去古堡，都会用僵硬的英文说：那边有中国人办的巨大Party。
“要么不做，要做就要做到极致，对《无极》来说就是要突破中国电影曾经的所有极致。”制片人陈红说。
随后发生的事不必赘述，“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足以让人记起那个魔幻的时刻。
某种程度上，《无极》更像是中国古装动作大片盛极而衰的寓言，但戛纳的“生意”却成为不容忽视的一环。
2008年，王家卫将重新修复剪辑的《东邪西毒：终极版》放在戛纳经典单元展映，因为当年这部电影并没有在欧洲及美国发行上映，所以是首次正式面对西方观众。
正如《时代》所评：“1980年代至1990年代中期，徐克、吴宇森在复兴犯罪电影，而年轻的王家卫则在变革朦胧爱情电影。
当时香港拥有全世界最耀眼的明星，张国荣、张曼玉、梁朝伟、张学友……但现在，这个黄金时代变了。”
时隔三年，又一部《武侠》来到戛纳，亮相午夜展映单元。陈可辛找到一个新的角度，让实在的功夫进入人体，针灸也好，点穴也罢，他试图去解读在人体里发生了什么。“我尝试重新定义武侠，把此片定义为微观武侠、科学武侠、医学武侠。”
市场反馈并不如意，陈可辛几乎遭遇北上以来最惨烈滑铁卢，虽然《武侠》后来还被《时代》列为2012年度十佳之一，但痛定思痛的陈可辛自此关上了武侠世界的大门，他说：“一本杂志的认可不能改变《武侠》失败的事实。”
侯孝贤的刺客不能杀人
什么才是能够配得起戛纳殿堂的武侠片？
2015年，侯孝贤的《刺客聂隐娘》入围戛纳主竞赛，最后只拿到最佳导演奖，有媒体质疑是否因为故事太难懂而错失金棕榈，评委会主席科恩兄弟没有正面回应。
侯孝贤却替评委说起了话，表示没拿到金棕榈跟东西方文化差异没有关系，因为“文化拍到很深的地方，都是关于人的存在和生活，在世界任何角落拍的电影，只要是关于人的，无论是哪里的，都能看懂。”
侯孝贤自己也承认：“我拍的《刺客聂隐娘》基本上就是一个刺客不能杀人，自己终于了解自己的一个过程。”
虽然看起来是一部武侠片，根本上还是跟他以前的电影一样——是对家庭、社会关系和人的成长背景的关照，只是使用了武术这方面的能力而已。
在侯孝贤看来，电影除了画面之外还有一个“气”，也就是这个戏的状态，它的能量的延续。“有时候你看电影，一直被带着，看过来，看过去，很紧张，但是内容之间的那种韵味就不见得有了。”
台湾版的《号外》杂志曾刊登过侯孝贤与胡金铨的对谈，配了一张照片，专栏作家迈克描述：“只见两人坐在水榭小亭内，胡在讲，侯在听，亭边湖水漾出千百种感想。”这样一种境界，放在两人的影片里，契合、妥帖。
侯孝贤曾对自己的作者风格开玩笑：“录影带时期人们去租电影，店家指着我那一排，这些都是很好睡的哦。如果以后要开发电影衍生产品，我的电影就只能送充气颈枕，我还可以在上面签名的。”
在过度的文艺比过度的商业更令人不适的年代，侯孝贤觉得：“找到自己的意思越来越难，因为眼界越来越高了。但是不难，拍电影就不会那么有意思。”
戛纳和中国武侠没有缘分
对于中国武侠片之于戛纳，近年来独树一帜的导演徐浩峰认为，严格来讲，两者没有缘分。
戛纳是全球顶级的艺术电影节，去到戛纳的电影并不仅仅满足于观众一般性的需求，而武侠片、武打片的大众性太强，并且多数不提供“想法”。
“就等于说，你拍得再好，提供的也仅仅是一门手艺，并不是在思想上具备创新性的东西。而如果你提供的是手艺，就应该到评论手艺的电影节去，因为会有不同的评判标准。”
当年胡金铨的《侠女》提供了拍摄武打片的全新样式，他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营造电影的东方美学和韵味，所以从呈现上是具有历史意义的。
“但当时在戛纳，中国的人情世故并不能有效地向西方‘渗透’，因为对方对这些不是很敏感，也没办法完全接受，所以最后胡金铨拿的不是编剧奖，也不是导演奖，而是技术奖。”
事实上，武侠片、武打片已经过了大规模生产的年代，其成功和失败都更似个案。这有点像人们读村上春树、川端康成，但并不会带来一大批同类型的小说。
无论中外观众，靠视觉奇观已经不能满足观影需求。且在“武术”资源早已全球共享的当下，中国人怎么发展自己的武侠片、武打片？还有什么是中国人独有的？这恐怕是电影创作者面临的严峻课题。
“我们的武打片最大的问题是缺少人文，这是武打片没落的原因。”所以徐浩峰总结，自己的电影都是在借逝去的武林讲中国独特的人情世故、道德规矩，无论《一代宗师》、《师父》还是即将上映的《刀背藏身》，始终萦绕着一股“中国风”。
在《师父》之前，徐浩峰拍的《倭寇的踪迹》、《箭士柳白猿》都是小众电影，而在《师父》转投大众电影之后，他则开始做一些大众共识之外的实验。
在日常生活里，人们并不靠思想活着，而是靠势利和因果关系。如果在大众电影中提供思考力和一个具有刺激感的样本，即便是商业片，也并不只满足于动物般的欲望，才是人们常说的“新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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