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号“老六”的张立宪反复强调出版是个高度工业化的行当。“出版不是一个手工作坊。”在他的价值观里，做一本书虽然有很多手工成分和个人化色彩，但所有这些都是建立在工业基础上的，而不是相反。

见到“老六”是在周一下午，这是他一周中最忙碌的一天，下午3点召开选题例会。人到中年后，“老六”开始觉得时间越发宝贵，他会故意绕开早高峰，在每天早晨10点正式工作前，到单位附近的紫竹院公园跑上两圈。一天的工作是编稿子或是处理杂事，但大部分时间在“想”。

“比如我们看到一面墙这么多的书，不可能都出，这就会面临权衡、评估、舍弃，把一本书的各个环节都填满，要和别人讨论，但想不明白的时候还是很多，因为所有和智力相关的行业都是没有标准答案的。”

每次遇到媒体说自己是工匠，“老六”就止不住想跟人掰扯：出版是建立在高度分工、专业化、技能化之上的行业，再加上那么一点小小的个人发挥和一点所谓手工的东西。如果说《读库》做得好一点，恰恰是因为它的工业化做得好。

“不知道从哪儿来的自信或自卑，国人似乎特别抗拒工业化，这不对。中国发展这么多年，差的就是工业化，最欠缺的也是工业化。”“老六”说，最近几年在组稿方面，他一直致力于向大家呈现工业化的复杂和美感。

他口中的“工业化”的其中一部分，便是指《读库》现在形成的自产自销的闭环系统。起初这并不在“老六”的规划之中，《读库》刚开始做自己的供应链实属被逼无奈，做了多年书商的“老六”感到中国的商业伦理没有发达到能够支撑契约精神，按契约做事。出版行业账期拖得过长，对上下游的盘剥都很难受，“老六”自己做书时希望摆脱对他们的依赖。

“这个事情只有做起来才会感觉到困难。很多事情在中国虽然有社会分工，但往往会受制于行业。该收的钱收不回，该遵守的事情没遵守。”“老六”说，现在《读库》和其他渠道部门打交道很少，《读库》自己做产品推广，其他媒体和销售渠道的主动介入很少，或者说，《读库》已经不再依赖诸如当当、亚马逊的传统销售渠道了，对他们的沟通成本和说服成本没有原来那么高了。

去年，《读库》出版的《我的一生》销量很好，卖了5000本。这5000本书和传统出版社的发行概念并不相同。以往传统出版商会把5000本书发给十几个渠道或几家网商，再加上新华书店系统和其他实体书店。而对于《读库》来说，5000本书意味着要处理5000个订单，打5000个包裹发送给5000个读者。这样做的优势是一来书籍没有损耗，从仓库出来直接就送到读者手里，只经过一道物流，这样《读库》能做很多精装书和包装比较复杂的书。如果在传统的流通领域，书会来来回回经过几手，从当当、亚马逊、再到实体书店，磕磕碰碰几次，品相大受影响。

《读库》有受到“互联网+”的冲击吗？“老六”说，现在《读库》的微博和微信都在做着，官网和网络平台的反馈似乎不错，但他没有统计过用户数，也不知道什么叫新媒体。他自己经常被技术牵着鼻子走，年轻人说什么他都接受。

“互联网是我们的好朋友。”“老六”强调，从10年前《读库》诞生之日起便没有远离过互联网，做《读库》也不是一个传统的手艺活。“大家知道《读库》是通过互联网；从稿件的组织到内容的建设，整个过程大部分都依靠互联网；编辑遇到问题是通过网络解决的；大半的配图、插画师也是通过网络寻找的；《读库》的推广销售全部在网上完成……这样算下来，《读库》反倒是最互联网化的出版产品之一。”

2013年，红杉中国投资新经典文化1.5亿元人民币，该笔投资为当年民营书业获得的最大单笔投资，“老六”对此无动于衷。“可能很多行业需要大资本的支持，但《读库》不会面临类似的诱惑。”他觉得，相比一些依靠资本发酵的行业，造书仅仅依靠智力、情感、精神就足够了。

一直以来，“老六”专注于自己的造书事业，在外界看来有些单调的事情，他反复着做了10年，孤独且充满仪式感。

现在，他对自己进行“数字化管理”，比如规定自己一个月必须要编出大、中、小稿各三篇。编完了，再多编出一篇，就感觉好像占了多大便宜似的。他形容维持《读库》这样一个系统运转，就好比人要吃一日三餐的琐碎和循序渐进，造一本书绝对不能依靠大生产的形式。每周一下午例会，是大家的业务学习时间，《读库》三十几人的小团队只思考如何将一本书做得更好。“我不知道怎么定义自己，我倾向于说自己是一个编辑或商人。这两个身份是重合的，编辑是编辑文字后卖出去，商人也需要做专业化、职业化的东西。”

“老六”并不习惯用微信，人到中年有了老花眼，连屏幕也不想看了。很多人发微信过来，几小时后他才回复。如果有信息需要回复，几十字对他来说已经是一种负担。

去年，在《读库》九周年的读者见面会上，有读者问他：“三联书店社长沈老先生说他在1980年代末出书都是跪着出的，因为要面临严格的审查制度。您出书的时候也一定会面对这类事情，如何处理？”

“老六”回答：“《读库》没有跪着编书，我们出的书都很温和，是为了让大家生活更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