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王磬 发自贝尔法斯特、伦敦德里
编辑｜崔宇
“请把年轻人放在首位吧！”（Put Young People First）
2019年3月17日，北爱边境城市伦敦德里正欢庆着一年一度的圣帕特里克节（Saint Patrick’s Day），一群青少年在游行队伍中打出了这样的标语。作为爱尔兰文化的象征，圣帕特里克节是全球爱尔兰裔最重要的节日，今年伦敦德里的庆祝主题是：“青年”（youth）。
此时，距离原定的脱欧大限（2019年3月29日）只有两周不到。谈判桌上，政治家们剑拔弩张，为北爱边境争得面红耳赤；边境两侧，年轻人们歌舞升平，似乎并未忧虑将至的凛冬。
对大多数的北爱年轻人来说，“硬边界”是个非常陌生的概念。他们中的许多人出生于《贝尔法斯特协议》（1998年）之后，从未见过边境上的暴力冲突，和平才是默认设置。他们中的许多人也未来得及在脱欧公投之时到达法定投票年龄（18岁），但其后半生却很有可能被这个自己并没有参与的决定所影响。与上一辈相比，他们越来越少地背负教派分野的包袱，甚至也越来越少地在意政治分歧、国界分隔的限制。
“到南方去”——南边的爱尔兰共和国，正在变成一个对北爱年轻人来说越来越具吸引力的选项。
被遗忘的一代
北爱年轻人的未来不该是西敏宫在某些政治游戏里的谈判筹码。
2016年6月23日，在位于北爱边境小镇斯特拉班的家中，14岁的中学生本（Ben McGilloway）与父亲、英国作家布莱恩（Brian McGilloway）一起，从电视上见证了脱欧结果宣布的时刻。
“那真是个灾难。”本告诉界面新闻。他的父母都投给了“留欧”——还有55.78%的北爱尔兰人也投给了“留欧”，但无力扭转脱欧的大势。
对出生于2004年的本来说，“硬边界”是只存在父亲小说里的产物。那是一个充满谋杀、走私、暴力的世界，他庆幸自己无需亲历那个年代。学校里，同学之间偶尔会神色隐秘地分享他们从父母那里听到的关于“Troubles”的故事。比如，家里的亲人被“爱尔兰共和军”（IRA）抓住，然后被要求驾驶一辆装满炸药的货车，冲向边境上的城市。
像本这样，在《贝尔法斯特协议》签订之后才出生的北爱青年，被称为“冲突后的一代”（post-conflict baby）。边境上曾发生过的冲突，是具有冒险性和戏剧性的谈资，却不是他们需要面对的现实。开放的边境、可以自由流动的欧洲，才是他们所熟悉的集体记忆。
即将步入大学的本希望学习人体医学专业，拥有雄厚师资、交通便利的都柏林原本是他的首选。但边境问题的不确定性让他对这个选项多了几分犹豫。
“我无法想象脱欧以后的边境会是什么样子。”本显得忧心忡忡。
另一位来自边境城市的北爱青年杰克（Jack Friel）也向界面新闻表达了类似的忧虑。杰克今年20岁，正在体验进入大学之前的“间隔年”（gap year）。在圣帕特里克节的游行现场遇到他时，他正带领着一个急救志愿者小组在街头服务。对行医有着强烈向往的他，希望能在大学里修习救护学（paramedic science），但它学费高、学制长，学生常常需要依赖大量的政府补贴。
“我有种预感，脱欧之后我们的私有化倾向会越来越严重。我不确定英国国民健保署（NHS）是否还会愿意补贴修习这个专业的学生。”杰克补充说，现在医学教育的许多补助都来自于欧盟。
由于在脱欧公投时没有到达法定投票年龄18岁，本和杰克都未能在2016年投下自己的一票，一种“连带损害”（collateral damage）的情绪正在北爱年轻人中弥漫开来。
“老人们把票投了，把决定做了，但脱欧也许并不会影响他们太久。”本说，“我们不一样。人生才刚开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016年的脱欧公投时，英国18-24岁的这个群体中有75%投给了“留欧”，比其余任何一个年龄组的留欧率都要高。到了2019年，一大批当时没有达到投票年龄、但现在已经成为适龄选民的英国年轻人也希望能发出自己的声音。根据《卫报》的一项调查，这样的“新选民”（new voters）大约有200万人，如果二次公投成为现实，他们中的74%都表示将投给“留欧”。
在一封给欧盟脱欧首席谈判官米歇尔·巴尼耶（Michel Barnier）的公开信中，北爱青年多莉（Doire Finn）写到，北爱的年轻人承受着英国最高的“民主赤字”（democratic deficit ），缺乏发声渠道，是被遗忘、被牺牲的一群人。
“北爱年轻人的未来不该是西敏宫（英国议会所在地）在某些政治游戏里的谈判筹码。”多莉言辞恳切。她创立了一个旨在为北爱年轻人发声的草根组织，目标是推动一次“人民的投票”（people’s vote）：让那些未来得及在脱欧中投下一票的年轻人们获得参与决定的机会。
“统一爱尔兰”的回归
“天主教vs新教”的对峙正在逐渐淡去，北爱当前社会面临的真正分野，正在变成“保守vs进步”。
对北爱人来说，三年前的脱欧公投中，西敏宫无视北爱边界诉求的阴影尚未散去；正在进行的脱欧谈判中，西敏宫更是将其软弱无能的缺点暴露无遗。在“无协议脱欧”和“硬边界”的威胁之下，“统一爱尔兰”（United Ireland）的理念又回到了主流讨论之中，发动公投的声音不绝于耳。
“统一爱尔兰”，即北爱应该并入南边的爱尔兰共和国，使整个爱尔兰岛成为一个单一国家。在北爱，传统上这是民族主义者的政治主张；随着脱欧白热化，许多人开始摒弃宗教分野，思考北爱的未来。
“这种淡化宗教分野的趋势，在年轻人中尤为明显。”长年研究北爱身份政治认同的学者、编辑克蕾尔（Claire Mitchell）告诉界面新闻：“天主教vs新教”的对峙正在逐渐淡去，北爱当前社会面临的真正分野，正在变成“保守vs进步”。
北爱民调机构LucidTalk2018年底开展了一项关于脱欧的民意调查。年龄在18-24岁之间的北爱人中，如果最终英国决定不脱欧，只有20%的人选择“希望北爱加入爱尔兰共和国”；但如果最终出现“无协议脱欧”，则有55%的人选择“希望北爱加入爱尔兰共和国”。
从许多方面来看，爱尔兰都正在成为北爱年轻人越来越向往的地方。
文化上，爱尔兰在近年来的政治光谱中越来越“进步”（progressive）。传统上爱尔兰是天主教国家，一般来说比新教国家要保守一些。1980年代末的教堂性侵丑闻动摇了教会的权威，为进一步的世俗化创造了空间。2015年5月，同性婚姻在爱尔兰获得了合法化；并于2017年6月选出了首位同志总理利奥·瓦拉德卡（Leo Varadkar）。2018年5月，爱尔兰决定废除宪法中的八条关于堕胎限制的修正案，保障了女性的堕胎权。
反观新教占主导的北爱尔兰，同性婚姻和女性堕胎权却至今未得到法律的保障，它也是英国四大区中唯一尚未合法化的地区。在克蕾尔看来，“这与北爱在政治上的两极化有关”。
“非橙即绿”的政治议程，导致温和的党派在北爱越来越边缘——例如在《贝尔法斯特协议》中起到关键性作用的UUP（北爱尔兰统一党）和SDLP（社会民主工党）；而激进的党派越来越走到舞台中央——例如DUP（北爱民主统一党）和新芬党。两派争抢的战场，从性权议题到语言学习再到学校教育，处处是硝烟，牺牲的是年轻一代的利益。
例如，持保守主义立场的DUP曾四次动用其否决权阻挠同性恋婚姻立法的通过，尽管同性伴侣在北爱社会里已经拥有了广泛的接受度。再如，北爱目前仍有着全欧洲最严格的教派分离教育制度：截至2017年，在全地区拥有的1153所小学中，仅有65所实行新教-天主教融合的教育体系。又如，DUP治下的北爱尔兰地区发展很不平衡。在本的故乡伦敦德里，由于并非DUP的主流选区，发展颇受抑制。作为北爱第二大城市，伦敦德里一直缺乏投资，缺乏基础设施建设，并且直到很晚近才拥有自己的大学。
在克蕾尔看来，这些人为的“停滞”都是党争的负面后果，它还催生了年轻人对政治制度的高度不信任。英国冲突研究中心（Institute for Conflict Research）在2018年12月开展的一项调查显示，北爱年轻人中，只有20%对于当前的政治制度“感到乐观”；而在爱尔兰年轻人中，这个数字高达53%，比北爱高了接近三倍。
对政治制度的不信任也导致了许多北爱年轻人的政治冷感。北爱青年罗瑞（Rory）目前是一家国际科技巨头的产品设计师，常驻伦敦和都柏林。他告诉界面新闻，上一次脱欧公投中他没有去投票，如果再来一次脱欧公投，他仍然不会去投票。
“觉得投票也改变不了什么，就渐渐地无所谓了，”罗瑞说。“还不如专心做好自己的事。”
“凯尔特之虎”的召唤
过去的三十年里，当北爱正忙于政治博弈、忙于教派隔离、忙于意识形态之争的时候，放眼全球的爱尔兰已经悄然取得了经济上的巨大成功。
让26岁的罗瑞感到最心烦的，是无法在北爱找到合适的工作。
三年前，罗瑞从北爱一所大学的产品设计专业毕业，希望能为科技公司效力，却很快发现自己在北爱“无用武之地”。北爱以重工业和农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对高科技产品的需求十分有限。他掂量再三，最终接受了一家欧洲总部位于都柏林的科技公司的工作邀请，离开了北爱尔兰。
得益于优惠的税收政策及背靠欧盟的便利，爱尔兰在近年来成为诸多国际科技企业青睐的投资地，Facebook, Google, Paypal等硅谷巨头均将欧洲总部设在都柏林。经济上的吸引力，正帮助爱尔兰召唤到了越来越多的北爱年轻人。
事实上，近代以来，北爱地区的经济在大部分时间里都优于南爱（即今天的爱尔兰共和国）。如果把时钟拨回到爱尔兰刚从英国手中获得独立的1920年代，整个爱尔兰岛上80%的工业产值都来自于北爱尔兰所据的六个郡。除了高度发达的棉纺织业，还有至今令爱尔兰人非常骄傲的造船业。雄心勃勃的商人们在这里造出了著名的泰坦尼克号，以期与航运业早期的全球巨头们一争高下。
但时至今日，当年的辉煌似乎只能在贝尔法斯特城内的泰坦尼克博物馆一睹为快了。在都柏林商学院的经济学教授大卫（David McWilliams）看来，无论是产业结构、人均收入还是全球的影响力，北爱都早已无法跟爱尔兰同日而语。
两个可以管窥全貌的数据：一是人均收入，2018年，北爱的人均年收入为22000欧元，而爱尔兰共和国则是38000欧元；二是国际化程度，在北爱，每二十个人中只有一个是在国外出生的，但在爱尔兰共和国，每六个人中就有一个是在国外出生的。
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嗅到了全球化浪潮的爱尔兰，调整经济结构，降低税收，吸引外资，获得了长达十年的迅猛增长，从欧洲经济最差的国家变成最富有的国家之一。这一时期被称为“凯尔特之虎”（Celtic Tiger）。
2008年金融危机时，尽管爱尔兰经济遭受重挫，房地产市场泡沫破灭。但凭借其强大的经济韧性，自2012年以来又开始恢复增长。2018年，爱尔兰在IMF的人均GDP列表上排名第五，为78785国际元。
但北爱尔兰则明显落后许多。北爱经济经历了一个并不算成功的产业转型。和所有以制造业为主的经济体一样，北爱尝试转向服务导向型和知识导向型的经济。但由于外部资本和培训的缺乏，进程缓慢；加之本地企业环境氛围低调保守，几乎没有出现任何大型的本土企业。来自英国政府的补贴，让北爱多年来无需为自己的赤字发愁，但也增强了其经济的依赖性，产业结构也因此非常脆弱。
长期以来，英国政府对北爱地区的发展采取“重补贴、轻投资”的战略。英国目前每年需要向北爱发放大约100亿欧元的补贴，而北爱的GDP大约在500亿欧元。此外，北爱的公营部门极其庞大，占据了总劳动力的约30%，远高于英国其他地区、也远高于爱尔兰。这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入不敷出、缺乏活力的经济现状。
大卫指出，过去的三十年里，当北爱正忙于政治博弈、忙于教派隔离、忙于意识形态之争的时候，放眼全球的爱尔兰已经悄然取得了经济上的巨大成功。这对北爱的联合主义者来说，或许是个新的坏消息。
已经在伦敦和都柏林之间工作了三年的罗瑞，仍然希望有天可以在故乡北爱尔兰做上自己喜欢的职业，虽然目前看来仍遥遥无期。对于罗瑞这样的北爱年轻一代来说，当教派分野逐渐淡去，“非橙即绿”的“宪法问题”不再是他们选择的首要因素。他们更关心的，是怎样才能拥有一个更好的未来。
（感谢laida、Tom Baxter、徐一彤对本次报道的协助）
相关阅读：北爱“边境之殇”系列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