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智堡 张一苇

文章承接上篇：《“腹背受敌”的中产阶级（上）》

年轻一代和中低技能工人跻身中产机会渺茫

对年轻一代来说，跻身中产阶级将变得更加困难。这是因为面对劳动力市场和低收入风险的变化，老一代人通常比新一代拥有更好的保障手段。自婴儿潮一代以来，中等收入群体逐代不断萎缩（图1.7）。婴儿潮一代在劳动适龄年龄比年轻一代享有更稳定的工作，以及完善的养老金制度。

图1.7 自婴儿潮一代以来，跻身中产阶级的可能性逐代下降

跻身中等收入群体所需的技能门槛已经上升。只具有中等技能不再像过去一样，足以令一个人跻身中等收入群体。虽然整个社会的技能门槛均出现提升，但对中等收入阶层而言尤其如此。今天，几乎一半的中等收入工人从事高技能职业，而二十年前该比例还只有三分之一（图1.8）。与此同时，除墨西哥和斯洛伐克外，从事中等技能岗位的中等收入工人比例在所有其他国家均出现下降。可以说，部分岗位越来越无法提供它们过去所能保障的收入水平。工作技能和收入水平之间的这种不断变化的关联，可以部分解释民众的挫败情绪，也是“中产阶级承压”有关辩论的核心。

如今，一个家庭需要两个收入者才能跻身中等收入阶层，而在过去，一个拥有高技能工作的收入者通常就足够了。然而，如果不能保证至少一名家庭成员从事高技能工作，即使有两个收入者也无法保证一定会跻身中等收入地位。

图1.8 跻身中等收入分布所需的技能门槛出现上升

中产阶级令经济、社会和政治风险攀升

在中产阶级家庭中，对经济状况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在这种背景下，经合组织国家中产阶级生活水平停滞不前的同时，近年来出现了新形式的民族主义、孤立主义、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民族主义和反全球化情绪可能抬头，因为不断缩小的中产阶级产生幻灭感，破坏政治参与，或使选民转向反建制和保护主义政策。政治不稳定是一个重要的渠道，通过这个渠道，中产阶级承受的压力可能会转化为对经济投资和增长的破坏。

越来越多的脆弱性、不确定性和焦虑感已转化为对全球一体化和公共制度愈演愈烈的不信任。信任不仅对一个运转良好的社会至关重要；它也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更高的社会信任会降低交易成本、促进技术创新。拥有强大中产阶级的社会也拥有更高水平的社会信任，以及更好的教育成果、更低的犯罪率、更好的医疗条件和更高的生活满意度。

中产阶级拥护政治稳定和良好治理。它可以阻止政治两极化，并促成政府内部的更大妥协。中产阶级也为建立一个民主国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不仅通过纳税为其提供财政资金，还能推动法律法规的制定、社会契约的执行和法治社会的落实。

政策应根据中产家庭面临的新挑战做出调整

总的来说，中产阶级家庭的这种焦虑和不确定感是由三个主要挑战引起的，这些挑战需要政策制定者来解决：

1. 中产阶级认为当前的社会经济体系是不公平的：30多年来，中产阶级的收入增长速度一直比高收入人群慢得多。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中低收入家庭，觉得他们通过纳税为福利国家做出的贡献，远远大于他们从社会福利和服务中得到的回报。

2. 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越来越昂贵：“典型”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成本增长得比收入更快。如前所述，这主要是由住房、医疗和教育价格的上涨速度快于通货膨胀造成的；但也有可能是由于消费模式倾向于模仿富裕阶层的行为，从而导致一连串负担不起的消费。令人担忧的是，这些趋势还导致中产阶级家庭的债务负担日益加重，这在长期内是不可持续的。

3. 中产阶级的收入前景越来越不确定：中产阶级家庭的人们越来越担心数字革命可能会毁掉他们的工作。事实上，目前有六分之一的中等收入工人从事自动化替代风险较高的工作，这一风险比例更接近低收入工人（五分之一），而不是高收入工人（十分之一）（图1.9）。

图1.9 目前每六个中等收入岗位就有一个面临自动化替代的高风险

中低收入家庭更容易受到这些日益不稳定的条件的影响。因此，政策选项应优先集中于这一人群。在解决中产阶级日益关注的问题的同时，通过反贫困工具应对更贫困阶层的挑战，正是促进包容性增长的政策战略的基本要素，与经合组织的《包容性增长的政策行动框架》一致。对中产阶级提供支持，需要向他们提供获得成功的机遇。

解决社会不公

促进公平的主要工具是税收和福利制度。公共辩论提及税收时通常侧重于富人，提及福利时又往往侧重于穷人。事实上，中产阶级才是这两种工具的主要利益相关方——他们贡献了三分之二的直接税收收入，并获得60%公共支出的现金福利。与其他群体相比，中产阶级受税收累进性 (tax progressivity) 的影响更大：低收入群体往往享受税收豁免，而高收入群体有其他收入来源，并有办法利用漏洞或专项豁免。经合组织国家的最高法定个人所得税税率普遍下降，从1981年的66％下降到2008年的41％，而后略有回升，今天为43％。在过去几十年中，主要针对高收入群体的其他税收也降低了，特别是企业所得税税率（从47％降至25％）或国内来源利润分配的分红收入税（从75％降至42％）。此外，处于收入和财富分布顶端的家庭，比中产阶级更有可能隐瞒海外资产。

因此，政策应考虑有效降低中等收入家庭的净税负，同时保持公共财政的可持续性。在许多国家，所得税制度可以更加激进，特别是针对最高收入群体，这样对中产阶级来说才更公平。可以考虑消灭“税级攀升” ("bracket creep")——通货膨胀导致的税率增加，对中产阶级纳税人影响尤甚。更一般地说，税收负担应该从劳动力转向更广泛的基础，包括来自资本和资本收益、财产和继承的收入。应该加大打击避税逃税（通常有利于富人和企业）的相关努力。

最近的一些举措，例如采用金融账户涉税信息自动交换 (AEOI) 来减少逃税；经合组织/20国集团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 (BEPS) 项目旨在解决跨国企业的避税问题，为政府提供了扩大税基和强化税收制度以防止滥用的必要工具。可以利用这些措施产生的额外税收，来制定和支持更有利于包容性增长的议程。此外，加强工作激励的措施，例如降低家庭第二收入者的有效税率，提高税额抵免和发展在职福利，将有助于从中产阶级家庭的角度提高公平性。

在社会转移方面也存在公平问题，因为经合组织国家58％的中等收入家庭认为，他们没有得到与其支付的税款和缴纳的社保相符的公平公共福利。在将话题限制在现金转移和直接所得税时，事实证明，中等收入家庭既不是净捐助者也不是净获益者——他们获得的社会福利几乎与缴纳税款一样多。尽管如此，中等收入的劳动适龄人口往往是净捐助者，而老年的中等收入家庭则是净受益者。再分配不仅牵涉到现金转移。各国在实物社会转移方面的支出同样多，如公共医保和教育。因此，决策者应改善获得高质量公共社会服务的渠道，并确保更好的社会保障覆盖面。

解决生活成本相关问题

体面，实惠和可获得的住房，包括房屋产权，是中产阶级地位的关键因素。政策需要解决供应短缺问题，同时在需求侧支持帮助家庭。在供给侧，需要采取措施鼓励提供经济适用房。第一组解决方案包括鼓励私有建筑，以提高住房供应对市场价格的响应性（即增加其价格弹性）。精心设计的包容性规划政策，也可以帮助解决居民隔离和不受欢迎的城市群租问题。在许多国家，覆盖范围远超低收入家庭的公共社会住房，也是促进可负担性和包容性的有效政策工具。许多国家还试图通过租金管制或上限，直接影响住房成本。

需求端政策措施首先涉及住房补贴或福利。其他措施可以支持中低收入家庭购买住房，例如通过补助金，对贷款的财政援助，或对购房者的税收减免。这些政策需要有足够的针对性，并避免采取有利于高收入房屋所有者的措施（例如抵押税减免）。许多欧洲国家向首次购房者（特别是年轻人）提供抵押贷款所需的存款支持，例如以国家担保，利息补贴或补助金和储蓄计划的形式。在住房相关债务高企的国家，可能需要采取抵押贷款减免措施，以帮助负担过重的家庭重新走上正轨。

削减教育和医保成本的政策，也会对中等收入家庭产生强烈影响。为有需要的人提供公共补贴的儿童保育服务并设立行业价格监管机构，是削减有小孩家庭的儿童保育费用的最有效工具。另一种选择是通过现金福利直接退还相关款项给父母，或提供税收抵免或扣除。支持中等收入家庭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政策包括学费贷款，但也包括经济状况调查，以补贴杂费成本，如住房、交通或书籍，这对许多中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来说至关重要。需要全面的从学校到工作的过渡计划，以防止早年失业或待业的长期负面影响。在实现全民医保覆盖的国家，扩大或深化医保成本覆盖，可以为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家庭提供大量救济。在那些没有普及医疗保险的地区，扩大经过经济状况调查的保险范围，将有助于降低中等收入群体的医疗成本。

解决劳动力市场脆弱性

政策应旨在从根本上解决劳动力市场的脆弱性。因此，教育和培训系统应在不同年龄段提供更广泛的学习机会。然而，为中等收入工人配备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所需的技能具有挑战性，需要对这些系统进行彻底的现代化改造。特别是在最具活力的经济部门发展职业教育和培训 (VET) 系统，是不可或缺的措施。在技能门槛提高的背景下，使VET重具吸引力需要改革培训课程，发展成人教育途径以及更多地与雇主接触。

确保获得成人教育的渠道，是另一项重大挑战。目前，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中等收入成年人，尤其是年龄较大的中年人群的培训参与率，明显低于年轻人和受过更多教育的人群。更多和创新的成人教育计划，应针对从事中等技能工作的人员，或首当其冲面临劳动力市场变化风险的行业和地区。

技能评估和预期练习的结果，应用于识别缺乏劳动力市场所需技能的个人，并在再培训中支持他们。为了提高覆盖率，应将培训机会与工作和就业状况分开，并为个人提供培训投资的财务支持，例如借助个人培训帐户，允许个人将积累的福利转化为对应的培训时长。

除了积极的劳动力市场和技能政策之外，解决劳动力市场的脆弱性还需要采取更多措施，从结合灵活性和安全性的劳动力市场政策，社会保障以及有效的社会对话开始，以提高劳动力的杠杆作用。鉴于工作环境的变化，临时或不稳定的岗位（通常以工资较低和工作保障较弱为特征）可能会随着传统标准中产阶级岗位的消失而变得更加普遍。因此，将社会保险和集体谈判的覆盖范围扩大到非标准工人的努力，对于在未来确保中等收入家庭方面也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改善社会保障覆盖面的一种方法，是将福利与个人而不是岗位挂钩。当工人从一个岗位转到另一个岗位或者结合不同形式的雇佣关系时，这将使得包括上岗培训或失业保障在内的福利变得“便携”。

总结

一个强大而繁荣的中产阶级对整个经济和社会都很重要，特别是在维持教育、医疗和住房方面的消费和投资方面。他们支付的税款对于资金充足的社会保障至关重要。具有强大中产阶级的社会也拥有更高的社会信任，更低的犯罪率和更高的生活满意度。证据表明，中产阶级拥护政治稳定和良好治理。

然而，中产阶级家庭对目前的经济状况忧心忡忡。首先，许多中产阶级家庭认为我们的社会经济系统并不公平，因为中等收入人群并没有像高收入/最高10%收入人群那样受益于经济增长。其次，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越来越昂贵，特别是在住房、良好教育和医疗保障方面。第三，许多中产阶级的劳动力市场前景不明朗，六分之一的中等收入工人从事自动化替代风险高的工作。

需要制定一套全面的行动计划，以解决本报告中识别出的风险并支持中产阶级，尤其是其中的弱势群体。该计划应采用涉及不同政策领域的整体方法，注重预防风险并促进人生各个阶段的潜在机遇。减少不利情况发生时的负面影响至关重要，但改善中产阶级工人及其子女的劳动力市场前景或许更为重要。

政府确实有大量政策工具可用于解决社会不公、高昂成本和就业困难等挑战。在劳动力市场，教育和培训系统以及财政和社会政策领域，需要进行有针对性的改革。相关战略的成功实施，需要所有利益相关方在“整体政府方案” (Whole-of-Government Approach) 当中的积极参与，包括公民社会和社会伙伴。

来源：OECD,Under Pressure: The Squeezed Middle Class, OECD iLibrary, May 1st 2019

本文首发于智堡公众号：zhi666bao。

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智堡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