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土耳其|界面新闻

路线：

5.27Berlin-Istanbul 飞机2h30

6.1Istanbul-Kayseri 飞机1h15

6.1Kayseri-Goerme 中巴 1h

6.5 Goerme-Avanos-Kayseri 大巴1h30 Kayseri-Malatya 大巴5h

6.6 Malatya-Kahta(Mount Nemrut) 中巴2h30

6.7 Kahta(Mount Nemrut)-Malatya 中巴2h30Malatya-Van 大巴 8h

6.9 Van-Kars 大巴 5h

6.12 Kars-Trabzon 大巴 10h

6.14 Trabzon-Sumela-Trabzon 中巴 3h

6.15 Trabazon-Istanbul 飞机1h30

6.17 Istanbul-Paris 飞机3h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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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底第一次踏上土耳其，准确的说是伊斯坦布尔的时候，我彻底被这座城市征服了，之后再去罗马也觉得不过尔尔。但那时在Lonely Planet上圈上最想的几个地方：安纳托利亚中部的卡帕多奇亚，东部的内姆鲁特山和东北部的苏美拉修道院都因为冬天太冷时间太短皆未能成行，也为重返土耳其埋下伏笔。所以当好友Ozgur发来消息，“我要结婚了，来伊斯坦布尔参加婚礼吧。”我二话不说买了机票，时隔三年零六个月，终于回来了。

这三周的旅行我其实毫无计划，除了参加婚礼和把LP上的三个景点都去了。没有订路线、交通和住宿。我只有个模糊的方向——去东部。但东部有什么，我不知道。张海律丢给我一堆从未听过的地名：Mardin, Kars, Van, Trabzon. Google一下图片看着还行，也没有到惊艳的地步，我抄在小本子上，心想，有时间就去。没想到最后除了接近叙利亚边境的Mardin, 居然全走了一遍。最初期待的景点不过如此：在卡帕多奇亚看石头看吐了，后悔没买早一天的车票离开；内姆鲁特山的神像比我照片上小多了，游客是神像的几十倍多；苏美拉……就和照片上一个样吧。我一边本能的和其他游客们挤在一起拍和LP上一模一样的照片，一边想，我大老远来，就是为了拍网上也能搜到的照片吗，和其他人一起站在一个角度拍照吗？这样做的意义是什么？这是我旅行的目的吗？我真的在认识这个国家吗？我以为自己在认识这个国家吗？去过长城故宫兵马俑，就是认识了中国么？

给我最多回忆的却是那些当初我并不知道的地方，凡城，Kars，Trabzon。这些几乎没有人能说流利英语的地方。现在我已几乎忘记了那些景点照，一直萦绕着的却是和那些陌生人的相遇。在Kars被街头流浪的库尔德小孩抢钱包，路过的小情侣解救我还把我送回旅馆，可爱的姑娘只会说一句完整的英语：“I don’t speak English.”她很自然的就挽着我一起走，又拉着她路上遇到的朋友一起。我们在旅馆门口合影时，经理跑来笑嘻嘻的说：“啧啧，你这么快就有本地朋友啦。”夜里从Trabzon市中心回住的地方迷路，我只知道附近有个医院。把名字给坐在同一个小巴上的女孩看，她掉头换方向带我回去，到了医院门口。我告诉她我知道怎么走了，再见。她却让我等等，拿出手机用Google翻译出一句话：“你生病了吗？需要帮助吗？” 我不知道回答什么，只好拥抱了她。路上常常有人莫名其妙跑来和我交谈，从四五岁的孩童到七八十岁的爷爷奶奶，他们总是对我一遍一遍重复土耳其语，似乎多重复几遍我就能听懂一样。其他的人听到就停下来对我再重复一遍，似乎换不同的人重复我就能听懂一样。最后我只好说：“Tamam, tamam.”（土耳其语：OK）大家都哈哈大笑。尽管听不懂彼此的语言我仍能感觉到他们的善意，而在伊斯坦布尔和卡帕，我却常常能听出店家流利的英语里带着冷漠。在语言的障碍中，我看到了语言的局限。

当然也有很多愉快的畅谈，正是那些交谈让我收起了相机，而内在的眼睛却一点点睁开了，土耳其也一点点在我面前清晰起来。结束东部的旅行回到伊斯坦布尔，之前只会说Merhaba(你好)，现在已经能说上一页纸的土耳其语和两页纸的库尔德语了。我知道自己对这片土地的看法已与出发时不同，几乎是有一点为它骄傲了。和女建筑师Cagil聊天时，当我如数家珍的和她聊四个土耳其政党时，她惊讶的说：“你了解土耳其！”

“不，只能说我在开始了解土耳其。”

回到伊斯坦布尔

“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

跟Apple说刚回到伊斯坦布尔觉得失望时，她回复我的话。

坐在Ozgur的摩托后座上穿行于拥挤嘈杂的塔克辛广场和附近的街道、小巷，我想我上一次看见这么多人还是在印度吧。不断的被周遭的车喷一脸尾气，我忍不住抱怨，“伊斯坦布尔变了，人越来越多，车越来越多，楼越来越高，像中国，像北京，不是我喜欢的那个它了。”

“是变了很多，已经有1800万人了，24小时堵车，空气污染严重，博斯普鲁斯越来越脏，房子越来越贵，物价越来越高，每个人都活的很焦虑。我和Ceren（他妻子）准备婚礼之后就搬去Izmir了，我在这出生长大，没有比这更喜欢的城市了。但它已经无法容纳我们了。我们想要一个孩子，想让他在更好的环境生活。”

我叹气。这不就是我们在北京的状态么？伊斯坦布尔怎么也能变成那样呢。

我还发现整个城市各个角落的上空都密密麻麻飘满了小旗子，道路两边和建筑物上都铺满了人头广告，而且大部分是同一个人：一个小胡子银发戴眼镜似笑非笑的中年男子。还有流动的汽车放着大喇叭在说什么。

Ozgur说，“你赶上大事啦，还有十天就是四年一次的大选。那个男人是现任总理，不是什么好人。他和总统一起坏事做尽，！@#@￥￥%……”他开始絮絮叨叨的列数他们干了啥坏事，我一句也听不进。却奇怪平时温和的像绵羊一样，总和我讨论冰岛音乐，非常敏感纤细，是我认识最善良的文艺青年之一的Ozgur怎么谈起政治那么激动，好像变了一个人，变得我都不认识了。

“……总之，我们选在Gezi公园示威的两周年纪念日那天办婚礼。我和Ceren就是那天在示威的时候认识的，一起被警察抓了，聊起来才发现我们在同一个大学工作了好几年。那次的示威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Ozgur说到这眼神又温柔起来。

我知道Gezi公园事件。起因是政府要把塔克辛广场的最后一片绿地Gezi公园改成购物中心，环保人士自发去公园静坐表示抗议，警察却使用暴力对待静坐的人群，焚烧他们的帐篷。事件于是愈演愈烈，从伊斯坦布尔的普通市民扩展到全国上百个城市，并由最初抗议公园演化成对现任总统诸多政策特别是言论控制和媒体控制的抗议。

大概Ozgur就是从那时起开始关心政治的吧。那时我还在国内，需要翻墙才能上脸书，每次上去都看见他在大片大片的刷屏。他也一直和我报告事件进展，我除了叮嘱他注意安全，对事件本身并无兴趣。我是个连中国总理是谁都不太肯定，也说不出德国总统和欧盟主席是谁，几乎有些anti政治的人。政治对我来说，是政客的把戏，追求权力的人才会喜欢政治。而民主，是属于别的国家的，与我何干。

第二天我独自走过加拉塔桥，准备去苏丹迈哈迈德闲逛忆当年。才走到耶尼清真寺，就被广场上相距不到十米的两辆面包车吵炸了。那显然是两个不同党派的竞选广告车，各有一位长者举着大喇叭在车前疾呼，还有一些工作人员摆着摊送宣传册和小气球。围观的人挤得把路都堵了，不是为了拿免费气球，这些人真的在认真看宣传册，或者在听大喇叭说什么。

我兴致全无。走回贝伊奥卢等我的罗马尼亚朋友Ana和John。他俩是建筑师，曾骑摩托车一年环了非洲，又从欧洲骑到土耳其和中亚直到蒙古，最后我们在北京相识。我想，就等这两个好玩的人来解救我了。

他俩的主意是，开车去欧洲区的角落黑海边的小村子见一个美国女人Lisa。他们其实也不认识，有一个共同的朋友，她在伊斯坦布尔已经生活了八年，现在在大学教书。美国女人不美国女人的，我只管去看黑海。

Lisa的家在宁静的小村庄山顶，视野极好，院子里是一大株樱桃树，随手可摘来吃。她人超好相处，经历也很丰富，在罗马尼亚当过两年和平队员。她打算领我们去黑海边最有名的一家餐馆吃饭。沿路都是极美的森林，在我们的车快要开到时，右手边出现了一大片砍倒的树木和建筑工地。Lisa突然愤怒起来：“我知道总统说要盖第三座跨海大桥，但没想到已经在建了，还砍了那么多大树！”其他人也生气起来，只有我无动于衷：“这太正常了，我们国家也很爱造桥和砍树。”

“但建在这有什么意义呢？这里远离伊斯坦布尔，不能缓解城市的交通拥堵。咱们这一路上都没见多少车，人迹罕至，建了给谁用呢？”

我惊讶Lisa的天真，竟然不知道这个道理，“建了桥，修好了路，地产开发商就能盖新房子，地价房价就涨了啊。”

原本计划美好的海边午餐，因为海景正好能看见建设中的大桥，Lisa余怒未消，于是饭桌的话题又回到了政治：“大桥将以奥斯曼帝国的一个暴君命名。是不是很可笑？他（总统）打算把土耳其重建成帝国，到处都在修和奥斯曼帝国有关的东西……”

Lisa细数土耳其政治时，我又开始神游。坐在看不见尽头的黑海边，海浪打着巨大的礁石，我旁边的三个人却似乎坐在议会大厦里。简直了，这几天什么也没玩到，尽在听人讲这些了。我想着自己觉得要气炸了。婚礼赶紧开始，赶紧结束，我要赶紧离开伊斯坦布尔，城市变了，人也太政治了。

那时的我还不知道这场选举对土耳其和生活在土耳其的人有多重要，也不知道不仅仅是在伊斯坦布尔，从中部的卡帕往东到Malatya，再到近伊朗的凡城，毗邻亚美尼亚的Kars，离格鲁吉亚200公里的Trabzon，每个地方都是如此，人人都在谈论选举，人人都有自己的立场，都非常清楚自己的那一票要投给谁。最后甚至连我，都可以毫不犹豫的说出，如果我有投票权，会投给谁。在卡帕多奇亚和Murat的相遇，让我很快意识到选举会是永远笼罩在此次旅行上空的乌云，根本躲不掉。

于是，我决定拥抱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