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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钱缺人缺产业,开一家智能制造产业园的正确姿势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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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钱缺人缺产业,开一家智能制造产业园的正确姿势是什么

一个成功的智能制造产业园对当地经济发展和产业提升作用不可小觑,但各地在发展此类园区时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很多。

文|创邑icity

中关村固安园总经理王玉龙是一名产业园区运营“老兵”,从业十多年来,一直实操园区的招商和管理。

在5月24日《世界智能制造中心发展趋势报告(2019)》(以下简称《报告》)发布会的沙龙讨论环节,王玉龙分享了自己对于智能制造产业园发展的一些观点。他认为,智能制造产业园虽然蓬勃发展,但很多地方存在盲目布局智能制造产业园以及产业扶持力度不足的弊病。

智能制造产业园的隐忧

“中国智能制造产业园的分布绝对是跟资源经济挂钩的。”王玉龙发现,中国基金的分布情况和《报告》中中国智能制造产业园的分布情况是完全吻合的。也就是说,智能制造的热度在哪里,钱就会走到哪里。

《报告》显示,全国共有537家智能制造产业园。(全部园区名单获取方式见文末)

在对上面这份目前全国最全的智能制造产业园区目录进行数据可视化展示后,可以看到,智能制造园区大多分布在经济发达地区的主要城市。贵州、河南等经济相对落后地区,也在通过政策大力引导,在大数据、智能装备等方面发力,提升城市竞争力。显然,如果政府对智能制造的培育力度到位,资本也会嗅着机会的味道跟风而来。

王玉龙坦言,一个成功的智能制造产业园对当地经济发展和产业提升作用不可小觑,但各地在发展此类园区时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很多。

王玉龙负责管理运营的中关村固安园位于大清河畔,占地57平方公里。由于毗邻科技高地北京,园区的产业定位之一也是智能装备制造。但王玉龙也坦言,虽然园区已经引进了部分的产业,但产业还没有形成精准的定位,更没有形成产业链。他认为,产业定位不清晰,产业链不完整,这也是目前河北周边产业园区的一个现状。

在问题的另一面,则是来自北京的产业资源对河北的价值有多大。在很多人看来,河北是京畿重地,在发展智能制作产业方面可谓近水楼台先得月。近年来北京掀起轰轰烈烈的产业疏解运动,仅在2018年就有超过500家制造业企业疏解出北京,河北很多地区纷纷到北京中关村、通州等产业聚集区抢夺资源。但在王玉龙看来,这样的情况也在发生变化——他在今年4月份在北京通州区的一场活动中看到了一份长长的企业疏解名单,熟悉河北产业发展需求的王玉龙发现,这份疏解名单上的企业河北是基本不要的。原因就在于,河北省的产业也在升级,并不是北京疏解出来,河北就一定要。

河北的案例也表明,在获得智能制造的核心资源方面,很多地方存在极大的困难。王玉龙认为,尽管各级政府认识到发展智能制造的重要性,但政府产业扶持力度的不足也是阻碍当地智能制造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以河北为例。

对北京迁出企业来说,在河北安家落户首先是钱的问题。王玉龙算了一笔账,以北京周边工业用地45万元/亩来计算,一家占地100亩的制造企业的拿地成本、建筑成本和设备成本总计达到3亿元。如此高的前期投入,即便在智能制造产业园这样高大上的园区中,也没有一家企业敢拍着胸脯说自己不差钱。其次是人才流失的问题。统计显示,如果一个企业外迁距离超过50公里,它基本基础员工流失率就达到50%以上,这对一家企业来说是不可承受之重。在人才流失的另一面,则是人才引入的困境。王玉龙提到,曾有朋友在新疆做了一家大数据产业园但以失败告终,因为大数据产业园的维护全都是高端人才,偏远地区是无法吸引这些人才的。他走访的十几家山东产业园也面临相似的尴尬局面。显然,相对于繁华的北京,河北很多园区也在面临相似的问题。

因此,企业能否放心落户,能否给企业切实减轻经济负担是重要一环。

现在各级政府已经在逐渐意识到这个问题,但是做的还不够。比如,如何给企业减负?王玉龙认为政府能做的至少有三个方面。首先是土地出让金的返还,这一项政府不要看眼前利益,最高返还比例能达到45%;第二块是落地投的返还,最多能返75%;第三块是税收返还,县级留成部分最多能返70%。

“如果把这三项加在一起,企业是不是能减负?”王玉龙说道。

政府扶持,需要的是真金白银和真刀真枪

在王玉龙看来,要解决上述问题,政府除了在建立智能制造产业园时要结合本地实际尊重客观规律外,政策扶持是最关键的。

“为何天津和滨海新区在智能制造领域能够脱颖而出?”王玉龙说,《报告》的数据已经充分说明,这与天津对于人才和产业扶持的重视程度密切相关。

《2019中国智能制造中心城市排行榜》显示,以滨海新区为智能制造产业主要承载区的天津,在发展潜力上仅仅落后于上海、深圳、苏州这样的科技和制造业强城,潜力值超越北京,在国内城市排名中居于第四位,在全球排名上也进入前十。此外,在《世界政府扶持前十名城市榜单》中,亚洲和欧美城市各半,天津仅次于深圳位居全球第二。

天津市滨海新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张桂华在发布会上介绍了滨海新区的智能制造发展经验。她指出,滨海新区区位优势明显,产业基础雄厚,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经济结构转型调整的关键节点,未来,滨海新区将从政策扶持、研发平台产业化、开放应用场景等方面加快实施步伐,构建智能制造创新生态,推进产业深度融合发展。

可以看到,滨海新区在智能制造政策扶持方面的深度和广度。

正因如此,在《报告》的很多单项榜单中,天津的表现极为亮眼。数据显示,这大多与天津的产业扶持政策相关。

首先,在智能制造涉及行业数量排名中,天津以26个行业高居世界首位;其次,智能制造产业结构合理性有助于该产业迅速发展,天津以84.89%的产业结构稳居全球第一,显著高于样本整体产业结构的75.2%;最后,在智能制造专项扶持基金方面,天津设立了总规模100亿元的智能制造财政专项资金,其规模居全球首位,比第二名的纽约多出了27亿元,可见当地发展智能制造的决心。

王玉龙认为,当今世界,大力发展智能制造产业是中国发展的必由之路。不过,《报告》也显示,在智能制造领域,国外技术对中国呈现碾压式优势,这需要政府、企业、园区运营商和媒体等各界人士合力推动,这个过程会很慢但很必要。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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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钱缺人缺产业,开一家智能制造产业园的正确姿势是什么

一个成功的智能制造产业园对当地经济发展和产业提升作用不可小觑,但各地在发展此类园区时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很多。

文|创邑icity

中关村固安园总经理王玉龙是一名产业园区运营“老兵”,从业十多年来,一直实操园区的招商和管理。

在5月24日《世界智能制造中心发展趋势报告(2019)》(以下简称《报告》)发布会的沙龙讨论环节,王玉龙分享了自己对于智能制造产业园发展的一些观点。他认为,智能制造产业园虽然蓬勃发展,但很多地方存在盲目布局智能制造产业园以及产业扶持力度不足的弊病。

智能制造产业园的隐忧

“中国智能制造产业园的分布绝对是跟资源经济挂钩的。”王玉龙发现,中国基金的分布情况和《报告》中中国智能制造产业园的分布情况是完全吻合的。也就是说,智能制造的热度在哪里,钱就会走到哪里。

《报告》显示,全国共有537家智能制造产业园。(全部园区名单获取方式见文末)

在对上面这份目前全国最全的智能制造产业园区目录进行数据可视化展示后,可以看到,智能制造园区大多分布在经济发达地区的主要城市。贵州、河南等经济相对落后地区,也在通过政策大力引导,在大数据、智能装备等方面发力,提升城市竞争力。显然,如果政府对智能制造的培育力度到位,资本也会嗅着机会的味道跟风而来。

王玉龙坦言,一个成功的智能制造产业园对当地经济发展和产业提升作用不可小觑,但各地在发展此类园区时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很多。

王玉龙负责管理运营的中关村固安园位于大清河畔,占地57平方公里。由于毗邻科技高地北京,园区的产业定位之一也是智能装备制造。但王玉龙也坦言,虽然园区已经引进了部分的产业,但产业还没有形成精准的定位,更没有形成产业链。他认为,产业定位不清晰,产业链不完整,这也是目前河北周边产业园区的一个现状。

在问题的另一面,则是来自北京的产业资源对河北的价值有多大。在很多人看来,河北是京畿重地,在发展智能制作产业方面可谓近水楼台先得月。近年来北京掀起轰轰烈烈的产业疏解运动,仅在2018年就有超过500家制造业企业疏解出北京,河北很多地区纷纷到北京中关村、通州等产业聚集区抢夺资源。但在王玉龙看来,这样的情况也在发生变化——他在今年4月份在北京通州区的一场活动中看到了一份长长的企业疏解名单,熟悉河北产业发展需求的王玉龙发现,这份疏解名单上的企业河北是基本不要的。原因就在于,河北省的产业也在升级,并不是北京疏解出来,河北就一定要。

河北的案例也表明,在获得智能制造的核心资源方面,很多地方存在极大的困难。王玉龙认为,尽管各级政府认识到发展智能制造的重要性,但政府产业扶持力度的不足也是阻碍当地智能制造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以河北为例。

对北京迁出企业来说,在河北安家落户首先是钱的问题。王玉龙算了一笔账,以北京周边工业用地45万元/亩来计算,一家占地100亩的制造企业的拿地成本、建筑成本和设备成本总计达到3亿元。如此高的前期投入,即便在智能制造产业园这样高大上的园区中,也没有一家企业敢拍着胸脯说自己不差钱。其次是人才流失的问题。统计显示,如果一个企业外迁距离超过50公里,它基本基础员工流失率就达到50%以上,这对一家企业来说是不可承受之重。在人才流失的另一面,则是人才引入的困境。王玉龙提到,曾有朋友在新疆做了一家大数据产业园但以失败告终,因为大数据产业园的维护全都是高端人才,偏远地区是无法吸引这些人才的。他走访的十几家山东产业园也面临相似的尴尬局面。显然,相对于繁华的北京,河北很多园区也在面临相似的问题。

因此,企业能否放心落户,能否给企业切实减轻经济负担是重要一环。

现在各级政府已经在逐渐意识到这个问题,但是做的还不够。比如,如何给企业减负?王玉龙认为政府能做的至少有三个方面。首先是土地出让金的返还,这一项政府不要看眼前利益,最高返还比例能达到45%;第二块是落地投的返还,最多能返75%;第三块是税收返还,县级留成部分最多能返70%。

“如果把这三项加在一起,企业是不是能减负?”王玉龙说道。

政府扶持,需要的是真金白银和真刀真枪

在王玉龙看来,要解决上述问题,政府除了在建立智能制造产业园时要结合本地实际尊重客观规律外,政策扶持是最关键的。

“为何天津和滨海新区在智能制造领域能够脱颖而出?”王玉龙说,《报告》的数据已经充分说明,这与天津对于人才和产业扶持的重视程度密切相关。

《2019中国智能制造中心城市排行榜》显示,以滨海新区为智能制造产业主要承载区的天津,在发展潜力上仅仅落后于上海、深圳、苏州这样的科技和制造业强城,潜力值超越北京,在国内城市排名中居于第四位,在全球排名上也进入前十。此外,在《世界政府扶持前十名城市榜单》中,亚洲和欧美城市各半,天津仅次于深圳位居全球第二。

天津市滨海新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张桂华在发布会上介绍了滨海新区的智能制造发展经验。她指出,滨海新区区位优势明显,产业基础雄厚,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经济结构转型调整的关键节点,未来,滨海新区将从政策扶持、研发平台产业化、开放应用场景等方面加快实施步伐,构建智能制造创新生态,推进产业深度融合发展。

可以看到,滨海新区在智能制造政策扶持方面的深度和广度。

正因如此,在《报告》的很多单项榜单中,天津的表现极为亮眼。数据显示,这大多与天津的产业扶持政策相关。

首先,在智能制造涉及行业数量排名中,天津以26个行业高居世界首位;其次,智能制造产业结构合理性有助于该产业迅速发展,天津以84.89%的产业结构稳居全球第一,显著高于样本整体产业结构的75.2%;最后,在智能制造专项扶持基金方面,天津设立了总规模100亿元的智能制造财政专项资金,其规模居全球首位,比第二名的纽约多出了27亿元,可见当地发展智能制造的决心。

王玉龙认为,当今世界,大力发展智能制造产业是中国发展的必由之路。不过,《报告》也显示,在智能制造领域,国外技术对中国呈现碾压式优势,这需要政府、企业、园区运营商和媒体等各界人士合力推动,这个过程会很慢但很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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