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查沁君

编辑 | 申学舟

设计 | 范晓雯

“正偎翠倚红，应记浮生若梦；若一朝情冷，愿君随缘珍重。”

在1995年上映的电影《偷偷爱你》中，这两行无所谓对仗、但情谊充沛的小诗，是由邱淑贞饰演的东东对梁朝伟饰演的阿Wing的表白语。现在的很多观众看到后诧异道：这是王晶写的？看着怎么像是王家卫写的？

一直以来，萦绕在王晶身上、更多为人所熟知的标签是：烂片之王、屎尿屁导演，当2017年的《追龙》呈现出老港片的质感时，人们感叹“认真起来的王晶真可怕”。赞誉声并未维持多久，日前同系列但内容毫无承接性的《追龙2》上映，“追龙变打狗”，人们又对王晶发出“怒其不争”的喟叹。

“毁誉参半”几乎可以总结为外界对王晶的评价，而他自身也呈现出南辕北辙的两极状态：既有精明商客的狡黠，又有知识分子的觉悟；光明正大地拍着三俗电影，背地里常看《资治通鉴》和《辞源》；在商业和艺术的天秤上，他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商业，却拿着商业赚来的钱去支持艺术电影。

“他这人，我常怀疑骨子里有我们看不见的深度。但他绝不承认，你问他，也不会问得出所以然来。他乐于摆个浅薄样来面对世界，一切嘻嘻哈哈，就打发过去了。”黄霑如是形容王晶。

市场环境与教养学识让他身上混杂着生意人与创作者的迥异属性，从某种程度上看，王晶身上的这种分裂性甚至是难以复制的，但它的出现却是香港社会文化发展下的一种必然。

长期浸淫在香港人情社会和商业基因里，王晶深谙市民阶级和大众圈层的娱乐心理：当人们推崇享乐主义时，纸醉金迷的“赌神”系列诞生；在人们渴望风花雪月时，《精装追女仔》满足了一切关于爱情的幻想；当人们开始缅怀那个逝去的香港黄金年代和消失的情义江湖时，“追龙”系列接连奉上。

作为从香港邵氏原始片坊制度下走红的最后一位导演，王晶生逢其时，赶上了香港电影“尽皆过火、尽皆癫狂”的黄金时代，在大量资本蹙拥、精准商业思维和高效率产出下，成为香港电影蓬勃时期的弄潮儿。随后又经历了香港电影市场如过山车般的高潮迭起，成为风雨飘摇、哀鸿遍野中死死坚守的那个。

王晶成于此，又受困于此。四十年前，他通过影像满足大陆民众对香港这座城市的想象；四十年后，在观众品位和市场风向走向新时代的当下，他依然是港味的传递者，并保持着高效率产出和自我更新。这些看似是贩卖情怀、“炒冷饭”的电影实则是他基于受众需求所做出的主动选择，而且，他或许根本就不在乎由此带来的负面评价。

所以，即便打了些许折扣，在怀旧复古风仍然盛行的今天，王晶们依然可以票房大卖。但几乎不可逆转的是，面对国产电影的狂飙突进、好莱坞的大片轰炸，他们已不再可能站上华语商业片的巅峰。

“你不能自作浪，你只是滑浪的人，你尽量跟着浪走，这个浪是社会造成的，不是某个大导演，每个人都是随浪逐流。”在接受《ELLENMEN》采访时，王晶曾如是说道。

01“从段皇爷变成一灯大师”

1975年4月初的一天，还在港中大读大一的19岁少年，跟着身为电影导演的父亲坐车来到五台山广播道，面对眼前这份向往已久的暑期工，他心生忐忑。入行第一天，父亲王天林把他交给刘天赐，后者心想：这孩子大概就只是来玩玩而已。

但少年王晶却当了真。当时他生性好赌的母亲已陷入第二次骗局，父亲不得不拼命拍片偿还债务。“这一次，我跟父亲都崩溃了。我哭了一个晚上，向自己发誓，这辈子，我不要再这样哭了。这也直接令我的人生态度成形。我决定走不空谈只务实的路，我不能再让家人受我跟父亲一样的苦。”

王晶被安排给无线电视台的综艺节目《欢乐今宵》写笑话，一个笑话的稿酬是8元港币，短剧稿酬80元，必须采用并演出才计数。第一个月，王晶拿到96元，到第二个月增加到800元，第三月已逾千元。

“9岁就睇完四大名著，11岁睇完金庸全集”的王晶，其天赋和才华此时已锋芒毕露。在练就了一身高效率的故事写作本领后，他的职业生涯也随即从电视转向电影。

1981 年，王晶开拍处女作《千王斗千霸》，他找到老板邵逸夫谈条件，表示愿意接受全邵氏最低薪酬，但要求得到这部电影最高的票房分红比例。最终这部影片斩获于500 万港元票房，王晶分到25万港元，超过当时分红比例最高的前辈楚原导演。

他敬楚原为师傅，楚原是出了名的弹性高的导演，演员档期如何难，他都能解决。跳拍对他来说小菜一碟，一个景他可以同时让四、五部戏用，而在古龙电影最高峰时，他同时在拍八部，而丝毫不会混乱。

虽然楚原从未传授给王晶任何电影技巧，但电影圈中的生存哲学却让他受益匪浅。他在不同场合提及这位恩师的肺腑之言：“王晶，电影圈你就算拍戏睡觉，拍戏赌钱，拍戏泡妞，都可以！唯一一条死罪，就是不卖钱。”

楚原的这条结论并非空穴来风。八十年代初，随着香港经济环境改善，香港电影市场吸引大量资金，形成了一大批大规模的电影制片公司，独立小制片公司夹缝求生，尤其是香港“新浪潮”影片几乎消失殆尽。电影投资方要求自己所投资的电影必须是盈利的，所以在当时“票房”几乎是香港电影唯一的出路。

与此同时，伴随经济的高速发展，人们的生活节奏加快，香港人的心理压力越来越大，三俗画面以及毁坏性的动作场面，可以让观众宣泄内心的焦虑，排解精神的压力。《香港电影的秘密》作者、美国电影学者大卫 波德威尔曾指出香港电影中的“百无禁忌”，追求感官刺激是当时香港电影人一个着力追求的方向，王家卫等后来在国际上频频得奖的电影人，在当时完全是被嘲笑的对象。

叶泽锟回忆当年《阿飞正传》时的情景：“电影院的椅子都被刀划烂了。”原来当年电影院管理混乱，很多人带刀进剧场，看到不喜欢的场景就习惯在椅子上划一刀，一场《阿飞正传》下来，影院里已经没有完好的椅子。

但王晶似乎从来没有这种忧虑。熟谙市民阶层观众的娱乐心理，王晶的“赌片”系列迎合了八九十年代香港人好赌和急功近利的心态；爱情喜剧迎合了小市民们的爱情白日梦；风月三级片极大满足人们对情色、暴力的深层欲望。正因为具有了鲜活的世俗气息，即使在香港电影的低谷时期，王晶的电影也能收回投资。

他早年在《中国经济网》的采访中提到他的喜剧方法论。“喜剧最难拍最难演，并强调要和社会结合，同时要有敏锐的触觉，一旦你脱离了社会，跟没有了价值观一样，喜剧就是对价值观的冲击。触动了观众价值观的按钮，他们才会笑。你不理解那个时代的价值观，你拍出来的东西永远不好笑。”

在王晶位于香港的办公室书架上一直摆放着《资治通鉴》，他在港中大读中文系时辅修历史学，在他看来，以史为鉴值得人们重视，与此同时，生活在社会中的人和人际关系永远处于循环状态，历史与社会学是不可分割的，“我做这么多年电视和电影，都是用社会学作为基础。”

王晶懂市场，更懂人性。在掌握社会情绪和价值观风向后，他利用低俗粗鄙、荒诞不经的元素，以及信心十足的技巧，建立起自己的电影风格。

《珠光宝气》里高秀萍的好色上司淫剑辉为自己在工作时看“黄色录像带”辩称：“淫，是人类本能，而不是好像一般世俗人那样将‘淫’变成一种玩意。像我，不过将‘淫’变成一种艺术，好等大家慢慢享受到‘淫’这种意识同形态。”

不可避免的是，这种极端出格的操作引来电影同仁的诟病，很久以前尔冬升就暗指王晶：“我最讨厌有的人，不用心拍电影，拍一些烂片欺骗观众。你明明是有能力拍好的！”

面对质疑，王晶语出自负与霸气。“我有十二、三年强迫自己在片子中绝不提屎尿屁三个字，但人家一样照讲不误，我才知道，骂的人是贪口爽，他根本不留意电影细节，看我的片时照狂笑，回家之后文章照骂。这种人我眼见已经淘汰了七八个generation，一个不剩，所以我再也不把这种评论放在心里。我心里明白，任何人都不可能把王晶二字在华语电影史中删除，今天的我，已由段皇爷变成一灯大师了。”

02“文艺片是从屎尿屁土壤中生长出的花”

在香港铜锣湾的一家茶馆里，王晶和王家卫坐在一起喝茶聊天，席间谈笑风生。一个年轻人推门进来看到这一幕，惊讶地合不拢嘴，潜藏在年轻人内心的台词大抵是：为什么这俩人不打架还喝茶？

那是在王家卫拍完《阿飞正传》后，香港媒体和大众已将拍“屎尿屁电影”的王晶与拍文艺片的王家卫，划分为相对的两极“掌门人”。但那时俩人并没有过多交集，直到1993年王家卫自立门户成立泽东电影公司，开拍《东邪西毒》，和王晶依靠同一个台湾片商的资金拍戏。

这里存在一个更大的历史背景：在香港电影正处巅峰时期的九十年代，1990年《整蛊专家》、1991年《东方不败》等多部大片票房高涨的刺激，台湾片商认为香港电影就是最大的金矿，纷纷高价抢购港片。

当时台湾有五大片商，包括杨登魁、蔡松林、王应祥、邱复生与一个录影带商新船公司，背后各有财团的支持。但台湾片商的钱并非是无限量的，他们也需要依靠电影上映后的票房，让资金回笼，才能承接下一部。

“他（王家卫）的片比人家大两倍，但拍了两三年仍未完，把资金压死了，片商的钱自然就捉襟见肘，本来该给我们的钱就给不了，但我们的片也要完成，只好压缩成本，质量当然也无法达到预期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一而再，再而三出现之下，埋怨几句是任何人都会做的事。”王晶在自传《少年王晶闯江湖》中写道，“在被传媒无限放大后，从此，我和王家卫变成了不共戴天的对顶人。”

在电影《精装难兄难弟》中，王晶以他的方式表达了他对王家卫的复杂感情。故事的设定中，艺术片导演王晶卫在那个年代得不到任何人的欣赏，可他对艺术的忠诚，却吸引到一个拥趸，那是个异于常人的胖男孩，名字叫——王晶。

穿着绿色格子、双肩背带裤的小王晶对带着墨镜的王晶卫说：“我看过你的三部影片，我觉得你的电影很有风格很有新意。”后者感慨：“你是唯一懂得欣赏我的人，竟然是你懂得看我的电影。”小王晶更表示自己长大后要拍艺术片，王晶卫则告诉他要拍就只管拍赌片及色情喜剧，还说愈多屎尿愈好，“你不低俗，怎显得我的高格调？”

如果要用一个更精当的比喻来形容两种电影类型的关系，大抵可以是：屎尿屁是最香港市井的电影，而文艺片则是从这样的土壤里生长出来的花。

1995年，台湾开放进口电影后，香港电影仿佛失去“保护神”，香港市场萎缩并逐渐走向滑坡，再加上盗版盛行，极大程度挤压正版生存空间，港片无可避免地走向衰退。

香港《明报月刊》以“香港电影之死”作为该期封面专题，文章指出：“急功近利、膨胀过速，题材重复、创意不继，人才青黄不接、银幕上老面孔充斥，拍片一窝蜂、重量不重质等，这种恶性循环终令香港电影步入力有不逮困境。

也是在那一年，王晶成立电影公司，开始投资商业片之外的各种类型的影片，为了不让自己一贯的恶俗刻板印象影响影片口碑，绝大多数时候，他都隐藏在幕后，毫不声张，甚至不在影片上署名。

吴君如首次执导电影《四面夏娃》时值29岁，正处于人生焦虑期，希望用一部实验探索性质片子证明自己。王晶出资协助，最终票房惨败。随即他又继续投拍了自己中学师弟关锦鹏的《越快乐越堕落》，这部电影也不卖座。

王晶对此看得很开：“全世界的文艺片都不赚钱的啦，自己口袋里还有钱，可以支持就支持一下吧。如果不能赚钱，就当培养新人。

最被媒体人津津乐道的例子是王晶与许鞍华。王晶一面吐槽许鞍华的文艺电影，说胖胖老女人的故事“爱看谁看”，但还是默默为许鞍华的《极道追踪》、《上海假期》《天水围的日与夜》等多部影片出资。每年二人都会见上一两次，由许鞍华讲故事、提预算，王晶根据听到的故事决定是否投资。这样的沟通持续了十多年。

2008年，许鞍华决定拍摄《天水围的夜与雾》，这是一个根据香港天水围地区真实发生的凶杀案改编的剧本，讲述了一个内地新娘和她的孩子都被香港丈夫杀害的故事。

这样一个香港本土故事，很难在外埠找到投资，但如果光是在香港本地找钱来拍电影，外埠市场很难打开，本地的发行难以负担成本，几乎所有的电影投资人都拒绝给许鞍华投资。

那年王晶执导的《大内密探灵灵狗》被打上低俗无脑的标签，但却挺进当年大陆票房排行榜前十。王晶提取其中700万投资《天水围的夜与雾》，后者最终只收获口碑，但口碑与王晶无关。他在后来的采访中提到，自己之所以坚持投资给艺术片导演，只是因为“香港的电影生态，既需要屎尿屁电影，也要有文艺片，因为再不拍，就没有了”。

刘德华这样形容长期被“污名化”的王晶：“大家不喜欢把有他参与的优秀作品和他联系起来，不喜欢聊他的这方面。他其实很像一只受了伤的小鸟，快死了，飞不飞呢？飞起来又会掉下来，还是稳妥一点吧。”

03“你不能跟潮流硬拼，否则只有损失”

2010年的一天，王晶坐在北京家里，看看窗外的中央台大楼和朝阳公园的美丽小湖，这个现代又闲适的北京，是十七年前从香港北上的他未曾想象的。

时值1993年，王晶来北京看景，准备筹拍《倚天屠龙记》。那时的他对北京一无所知，带了件厚衣在手上，到了北京才发现穿一件白衬衣已酷热难耐。此外，最深刻的印象是：灰蒙蒙的天气；沙尘暴一来，整个天变成深黄色，像特技片中的妖气冲天。

尽管环境陌生，但出于商人的直觉，王晶毅然北上。“当时在回归前，很多香港人惶惶恐恐怕得要死，那时候我就知道，这是一片很大的市场。那些怕的人，不敢过来的人，是他们白痴而已。”

九十年代中后期，受到外部环境和亚洲金融风暴的影响，香港电影业陷入低谷，香港电影人开始担忧港片的未来将何去何从。香港回归之后，内地市场开放，两地之间的互动加强，香港导演开始寄希望于中国内地这个有着无限潜力的市场。

在之后的2003 年，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签署了《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简称CEPA），随着 CEPA 的逐步实施，香港与内地电影的交流与合作更加深入，大批香港导演王晶、徐克、周星驰、陈嘉上、陈可辛、杜琪峰、刘镇伟、许鞍华等开始进入内地拍片。

“北上”之后，为了迎合内地观众以及政府的导向，香港导演做出了妥协，以前商业环境下的香港类型电影，其独特的画面节奏、快速紧张、以及粤语方言等一系列的本土特色逐渐淡化，尤其是其原有的商业美学特色逐渐消解，在对影片的创作上选取了内地更加容易接受的题材、类型，在表现手法上也越来越内地化。

2013 年陈可辛的《中国合伙人》将“中国梦”搬上银幕，这是首部体现内地时代大潮发展的影片，其题材的创作空间也相对宽泛。第二年徐克的《智取威虎山》更是以武侠片包装红色故事，将经典重新搬上银幕。

对于王晶来说，以往充满过度娱乐和低俗调侃的王晶式喜剧电影，来到内地市场遭遇水土不服，从环境到观众群体、文化氛围、乃至受众接受度，都与香港喜剧电影市场有着不同程度的差异。在经历过一段时间的彷徨后，他逐渐找到新的突围方式，以其敏锐的市场感知度，很快搭上内地观众的娱乐神经。

近年来，以影片《无价之宝》、《大内密探灵灵狗》、《财神客栈》为代表的王氏喜剧电影将搞笑、夸张、色情等低俗的元素减弱，尝试将其他许多类型片的元素放进电影中，例如，加入动作、惊险等类型片元素，保证了影片的观赏性和票房收益。但是刨除类型元素，观众依然能够追溯到老式港片的痕迹和志趣。

王晶最近的两部电影更是证明了他的“复古”情怀。2017年《追龙》讲述了香港现代史上两个狠角色——大毒枭跛豪、五亿探长雷洛的传奇故事。前日上映的《追龙II》以“世纪悍匪”张子强的真实案件为原型，对以张子强为首的犯罪团伙绑架香港富豪及其被抓捕的过程加以改编，展现了20世纪香港社会的动荡不安。

尤其当《追龙2》开场，镜头回放《追龙》里的最后一幕，由刘德华饰演的雷洛在年老时说的一句话，“一个年代，怎么可以没有一两个枭雄出现呢”瞬间将观众拉回那个风云际会的乱世年代。

如今已64岁的王晶不是不渴望与时俱进，也不愿赖在旧世界里不出来，相反，他仍在保持自我更新。大部分的时间用来看内地的网络大电影、网络综艺。最近的《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以及新翻拍的《射雕英雄传》，乃至美剧、英剧、日剧、韩剧他都会看，而且一定要在电脑屏幕前看，因为这样更易投入。

而早在2015年，王晶就与爱奇艺签约了6部系列网络大电影的拍摄计划：关于内容，由王晶团队一手包办；而商业模式和营销，则由爱奇艺全权承担。2017年，他还开启倪匡科幻类作品“卫斯理系列”计划，也把《六指琴魔》重写重编，添加前情后续，增加人物，改变年代，形成《新六指琴魔》。

在今年的爱奇艺世界·大会上，爱奇艺会员及海外业务群总裁杨向华提到王晶于前年执导的电影《降魔传》，其院线票房接近1亿，在中国院线票房里排100多名，但是在爱奇艺线上的播放排进了40多名，说明这部电影与新兴的网络受众更为契合。

在新时代，王晶依然保持着高效率高产出，并尝试与新一代的年轻观众接轨，但他讲述的故事以及表达方式仍是他擅长的那一套规则，即便打了些许折扣，但在怀旧复古风仍然盛行的今天，王晶们依然可以票房大卖。

但几乎不可逆转的是，面对国产电影的狂飙突进、好莱坞的大片轰炸，他们已不再可能站上华语商业片的巅峰。

王晶对这一点显然是自知的。他对于时代的潮流和风向的判断几乎没有错失过，因为他明白：“当人们落入低潮时，需要忍耐，也需要把握一些对自己有利的形势。电影的潮流是轮回的，每到一个低潮，你都不能去跟潮流去硬拼，去违反潮流，那样你只会损失。”

参考资料：

1.《少年王晶闯江湖》——王晶

2.《王晶电影研究——对王晶电影缘何成为票房冠军的思考》何磊

3.《王晶喜剧电影娱乐主义实质的审视与批判》——冯萌萌

4.《CEPA后香港导演群体“北上”现象研究》——刘雯

5. 《回归10年的香港电影》——《三联生活周刊》马戎戎

6.《王晶：撕裂的香港社会里的中间人》——《ELLEMEN睿士》

7.《王晶：我的人生无法复制》——《时尚先生》

8.《少年王晶江湖老》——腾讯大家徐元

9.《香港人王晶》》——《南方人物周刊》张蕾

10.《你不了解的「烂片之王」王晶》——《知乎日报》

11.《许鞍华：我的老板是王晶》——《中国周刊》

12.《王晶钱色江湖》——《影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