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金淼

6月6日，中国政府网发布《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2019年重点工作任务的通知》，在推进落实的重点工作中，“组织开展‘互联网+医疗健康’省级示范区建设，继续推进全民健康信息平台国家平台和省统筹区域平台建设，改造提升远程医疗网络。”被写入其中。

就在同一天，工信部向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和中国广电在内的4家电信运营商发布5G商用牌照，这意味着大规模的5G网络建设将随之展开，5G将不再只局限于小规模试验领域。

当深化医改遇上5G的大规模推行，近几年冷热交替的“互联网+医疗”，将再一次拓展医疗健康服务的空间和内容。智能化医疗、医联体建设等将进一步探索分级诊疗，解决基层看病难问题。与此同时，“互联网+医疗”对政策制定者、医保、医生和医院都提出了新的挑战，在这些新问题解决后，“互联网+医疗”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数据显示，2016年国内互联网医院建设数量为30家，2017年为51家，而2018年则已经达到了119家。前瞻产业研究院预计，到2022年，中国互联网医疗市场规模将达到1754亿元人民币。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在全国医疗机构中最早试水5G实验专网全覆盖，“5G最大的特点是大流量、大带宽、大连接、低时延，这几个特性恰恰适合了未来医疗的需求。”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副书记赵杰，在今年的博鳌亚洲论坛·全球健康论坛大会上介绍道。

目前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已经通过5G实现了科室间、医院间的会诊以及移动查房等，“我们现在正在测试机器人查房，这个主要会用在重症监护室。以美国为例，一个医生通过机器人查房可以负责多个监护室。”

一些以往常见的“互联网+医疗”场景，如远程实时会诊、远程专科诊断、远程手术等，得益于5G的使用，或能进一步提高数据传输能力，减少延时，为互联网在医疗中的使用提供更多解决方案。

此前解放军301医院已经通过5G完成了全球首例的人机手术。“5G的特点，是高速率、低时延、海量连接。4G的带宽是有限的，比如影像数据的及时回传，在4G时代是做不了的，但是到5G的时候，都已经实现了。”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政企客户分公司总经理、中国卫生健康互联网+远程医疗联盟理事长戴忠表示。

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进医疗联合体建设和发展的指导意见》已经指出，将逐步形成多种形式的医联体组织模式，大力发展面向基层、边远和欠发达地区的远程医疗协作网，鼓励公立医院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提供远程医疗、远程教学、远程培训等服务，利用信息化手段促进资源纵向流动，提高优质医疗资源可及性和医疗服务整体效率。

作为医联体建设的重要一部分，“互联网+医疗”一直被寄予厚望，业内外均希望其能作为分级诊疗的基础设施，解决医疗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

以江西省上饶市人民医院为例，上饶人民医院在2017年11月时成立医联体，上联北京协和医院、解放军301医院在内的70余家顶尖三甲医院，下联107家区域医院。病人可在医联体内双向转诊，对于向下转诊的恢复期病人，上饶市人民医院可通过远程平台继续指导基层医院，实现远程查房。“截至去年3月，医联体会诊数量约2千例，远程查房查过2万例。”江西上饶市人民医院远程会诊中心主任郑德富介绍。

“基于机构之间、医生之间的协同，必然将解决基层医生解决不了的病。”国家卫生健康委远程医疗管理与培训中心办公室主任卢清君说。

伴随着5G的商用，以及医联体内患者数据的打通，“互联网+医疗”将迎来新的发展。但是在此之前，或要解决几个亟需解决的问题：如何提高使用率？对于医生来说，工作量上升，如何激励？一旦出现问题，谁来负责？以及最根本的，谁来买单？

目前业内对于责任的归属已经趋于明朗，“我们的医患是首诊负责制，首诊的医生一定负主要责任，受邀的医生是会诊性质，所以是附带责任。基层医生请你来帮忙，你指导错误是要负责任的。如果是平台方导致的技术保障出问题了，比如病历传输错误，平台方也要承担技术责任，这是至关重要的。”卢清君表示。

而各个医院为了实现互联网医疗成立的医联体，也有不少沦为了口号。国家卫健委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底，全国22个省建立了省级远程医疗平台，协作覆盖所有地市和1808个县的1.3万余家医疗机构。但是同时，数据显示，医联体中仅有20%的资源得到利用。

以解放军301医院为例，其链接了超过1300家医院，但年会诊数量为1.2万例，平均到各家医院不足10例。“全国大部分医院都是类似情况，省级人民医院一般年会诊数量不超到1000例。”中卫佰医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袁玉平表示。

问题到这里似乎成了一个无解的难题，“利用率不到20%，原因在哪里？专家有时间吗？专家忙得不在点上，很多忙在不该大专家、教授忙的活上，所以建立协同机制是至关重要的。”卢清君说。但是分级医疗体系一天没建立，顶层医疗机构的专家、教授就一天无法从大量常规的诊断治疗中解放出来，两者互为因果，短时间内仍然要共存。

在最基础的患者数据收集上，不同地区、甚至同地区的不同医院间医疗信息系统的接口都存在差异。虽然不少地区、医院参与医联体建设，但是医院与医院间、科室与科室间仍然存在数据不开放的问题，数据显示，95%的患者电子病历仍然未能实现全院流通。除此之外，在一些第三方，如药店、商保等数据接口仍然也处于未打通状态，患者数据无法实现闭环。

而作为数据的主要提供者——上下级医院的会诊医生，在付出更多劳动的同时，如何激励才能使他们继续使用远程医疗系统，从而实现医联体、互联网+医疗的长效运转，目前仍然没有明确。“远程会诊，我们是要求医务人员利用碎片化和休息时间进行的。这些是额外的劳动，应该给予额外的报酬，希望政府这方面有项目资金的支持。”郑德富表示。

卢清君表示在9月前，靴子则可能落地。“国家医保局正在酝酿出台相关的物价政策和医保政策，这个政策在9月份之前会落地。有了政策，就知道什么科目是国家定价、纳入医保，哪个定价是医院协议定价。有了这个，就知道哪些医疗保险付，哪些作为特许医疗，是纳入到患者自费或者商业保险支撑里的。”一旦靴子落地，不只患者的部分医疗费用会被纳入到医保里，医院和医生或也能从中获得收入。

郑德富在论坛上也呼吁扩充基层医疗机构药品品种，实行按需购药。“我们转诊到基层医疗机构的患者，他们接不住，有些药物都没有，没有药物的话怎么接得住呢？”而不仅是药物，对于迫切需要医疗服务的基层来说，仍然有许多地区信息化建设不足，无法进行医疗所需的大量数据传输。

以上这些问题解决后，我们期待“互联网+医疗”能走得更远，期待能够利用大数据评价处方，对各医院药品使用差异原因进行分析、监管，使用无线可穿戴设备对慢病进行管理，乃至最终实现去机构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