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日前发布解决执行难问题的5年工作纲要，明确了多项强制执行措施，包括加大对拒执行为的惩处力度等。专家认为，若相关规定均能严格执行，财产性判项执行难问题将有望彻底解决。

作为未来五年指导人民法院执行工作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纲要（2019—2023）》（简称《纲要》）于2019年6月11日上午正式发布。

《纲要》明确了多项强制执行措施，包括落实财产报告制度，加大对不报告、报告不实等行为的处罚力度，增强制度威慑力。对被执行人存在违反财产报告制度，或者有隐匿财产、财产凭证、会计账簿等行为的，坚决采取搜查措施等。

此前在2016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2019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作工作报告时表示，三年来，人民法院共受理执行案件2043.5万件，执结1936.1万件，执行到位金额4.4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98.5%、105.1%和71.2%，“基本解决执行难”这一阶段性目标如期实现。

不过，最高法执行局局长孟祥在6月12日举行的发布会上表示，“基本解决执行难”的阶段性目标与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切实解决执行难”总体目标，与民众的新期待、新要求之间还有较大差距。执行难问题在有些方面、有些地区仍然存在。《纲要》的目的就是巩固“基本解决执行难”成果，健全解决执行难的长效机制。

界面新闻注意到，《纲要》提出，要完善民事、刑事、行政案件执行一体化的工作机制，在进一步完善民事执行制度的同时，加强刑事涉财产部分的执行和行政执行制度建设，完善相关工作机制，补齐刑事、行政案件执行短板。

具体要求包括，完善刑事涉财产部分执行案件立审执协调配合机制及执行与减刑、假释工作衔接机制，提升刑事涉财产部分执行力度与规范化水平。完善刑事涉财产部分执行案件的涉案财物管理，健全涉案财物保管、拍卖、变卖、上缴国库等工作程序。

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周铭川认为，《纲要》有望彻底解决财产性判项执行难问题。所谓“刑事涉财产部分”，既包括刑事案件中判处追缴犯罪所得赃物、没收违禁品、没收供犯罪所用财物的判项，也包括行政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中，那些没有强制执行权的行政主体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等行政处罚的判项。

实际上，在财产性判项的执行与减刑、假释工作相衔接方面，最高人民法院2016年9月发布《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规定》作了许多规定。此次出台文件，进一步提升了刑事涉财产案件的执行力度与规范化水平。“如果这些规定均能得到切实而严格的执行，则财产性判项执行难问题将有望彻底解决。”周铭川说。

对于外界普遍关注的“执行案件转破产”，《纲要》也提出，要强化执行程序中“僵尸企业”的清出力度，从根本上减少执行案件存量。完善当事人申请或同意执转破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做到应转必转、当破必破，确保渠道畅通，运转有序。

《纲要》还明确，要着力解决执转破进程中缺少破产费用的问题，推动建立清出“僵尸企业”的专项基金。完善办理执转破案件及审理破产案件考核机制，推进简易破产程序设计，快速审理“无财产可破”案件等。

长期研究破产领域问题的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陈界融认为，执行的前提是有公正判决，同时也要符合衡平原则、比例原则，注重法益平衡。

关于执转破，陈界融认为，许多地方法院立案庭在处理执转破案件时，都要求原告举证资不抵债之后再受理，但原告无法证明的情况普遍存在。此外，原告还要缴纳破产费用，“都是法院软件系统自动提示费用，有的按照注册资金收，有的按债权金额收，未来这些问题（该如何处理）都应该予以明确。”

“是不是执行不到位就要破产？”陈界融认为，如果存在“资能抵债，但是没执行好”的情况，就要谨慎考虑是否破产。他建议，对于执行不了的，可以通过另外的解释，“比如在破产重整里面增加一个条件，即‘没有足额执行法院判决裁定所确定的财产给付义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