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金淼

作为社会福利的重要组成部分，医保承担着各国医疗保健的重任。如何花最少的钱，覆盖更多的民众，从而使医保效益最大化，是全球范围内各个国家都面临的问题。

仅从投入产出比来看，美国似乎不是一个好的例子，因为为了达到现有的支付体系，美国的医保支出已经直逼GDP的20%。

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引入企业、商保支付的日本全民医疗覆盖系统，是世界范围内第一批覆盖全民的医疗保障系统。但是随着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日益严峻，日本在养老上投入越来越多，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1961年到1981年，我们实现的是覆盖范围的扩大……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老龄化超过了10%，就需要我们在老龄化人口的养老方面有更多的投入，所以日本在2000年建立起了养老的保险体系。在这期间，我们准备了非常长的时间，所以（制度的设定）需要为未来做好准备。” 全球健康创新技术基金会主席中谷比吕树在博鳌亚洲论坛·全球健康论坛大会上表示。

除了日本对待老龄化问题的解决方式值得中国学习外，与中国推行分级诊疗类似的土耳其的医疗制度，其医保支付或也能给中国更多的经验。

由于推行基础医疗卫生服务，土耳其目前85%人口都已经实现健康覆盖，并且逐步从工资支付为主的医疗健康服务转变为惠及全员的医疗保险制度。与土耳其全员医保相匹配的是其家庭医生制度，“相较于四五年前的数据来看，目前人均家庭医生的使用率已经提高了很多，并且在此之外，也有私人医疗机构可供选择，但是后者需要支付更多费用，所以目前大家更愿意去急诊和家庭医生处看病。但是，随之而来的新问题是基层医生人手短缺。“世界银行东亚及太平洋大区健康、营养及人口全球实践主管Enis Baris介绍。

值得中国在发展全科医生时借鉴的激励制度是，由于推行基础医疗卫生服务，土耳其基层医生门诊量上升，收入较过去翻5-6倍。

而泰国为了节约医保资金，则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护士上，“由于医生的费用问题，在泰国有50%的家庭医疗服务都是由护士所提供的，而不是医生。我们也想对当地医疗人员进行培训，促使医护人员留在当地，这样成本会更低。”国际卫生政策项目基金会副主席Suwit Wibulolprasert说。泰国的医疗支付体系中，健康干预技术评估基金会、全民健康基金会都会进行医疗费用的支付。后者每年支付费用达50-60亿美元。除此之外，个人和政府也都需投入资金到医疗保障体系中。

众所周知，我国于2002年起，为解决农民的基本医疗卫生问题建立起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不同于城镇人口靠社保支付医疗费用，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中，政府的的补助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中国的卫生保障体系融合了不同的方法。”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孟庆跃说。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陈金甫在论坛上指出，中国的医疗保障计划立足于减贫，“首先通过普遍的社会保险制度解决普遍医疗需求，减少因病致贫的发生率；第二是推进医疗保险过程中首要关注贫困人群，针对这个，我们建立了新型的农村医疗合作制度，解决8亿人的问题。解决医疗贫困问题，不仅（考验）支付能力，还有医疗服务能力。13亿的体量，上千万的贫困人口，解决这个问题不只是一个技术性，制度性的问题，中国的问题，可能还要有中国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