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日，《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将正式实施，上海市的生活垃圾全程分类将迈入“法治时代”。全国多地也陆续出台地方新规，明晰生活垃圾基本分类标准，建立居民“绿色账户”“环保档案”等奖励机制。在垃圾分类体系中，分类、转运、处理等环节本应“环环相扣”。但在此前的探索实践过程中，各个环节都遇到了难题，且环节之间较为割裂，我们该如何解题？6月19日，一场主题为“垃圾分类进入‘法治时代’：难点如何逐一破解？”的线上论坛举行，来自各领域的专家学者给出了自己的回答。

随着当前垃圾分类逐步执行落地，不少难点浮现出来。环保研究者阳平坚认为，一是居民的素质问题，主要是思想意识层面。“大家普遍有一个只图自己方便、不管公共利益受损的心态，也就是一个长期的‘利他之心’的教育问题；二是与居民分类相互适应的硬件配套和精细管理问题。“如果居民分好类了，干湿垃圾还是混合运输，或者湿垃圾运输过程中跑冒滴漏、臭气熏人，或者不同垃圾运到处理点，后续的焚烧、资源化、回收等分类处理又跟不上，都会极大影响垃圾分类的效果和积极性。”

浙江省公共政策研究院客座研究员夏学民表示，分类标准的细化也是难点之一。目前垃圾分类的四分法，在操作层面，很多人无所适从。夏学民建议，应考虑进一步修订垃圾分类的细化标准，从社区居民可操作的角度，扩大垃圾分类的细分标准。比如把可回收垃圾进一步细化为玻璃酒瓶、塑料罐、书报纸张、快递包装纸板箱、废弃衣物等。

对于生活垃圾混装混运这一难点，据联运环境项目中心副总监刘香奇分析，其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前端分类不彻底、中端运输不规范、后端处置跟不上。“我们的做法是建立垃圾分类监管体系，通过大数据手段，实现垃圾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收运、分类处理的监督和管理。同时，投入分门别类的干湿垃圾收运车辆，进行桶车分离运输，极大地提高居民垃圾分类的积极性。”

“垃圾是放错了地方的资源”，生活垃圾分类后需要找对地方进行资源化利用。“比如明星穿过的旧衣服，虽然对明星来说是生活垃圾，但他完全可以转化成一个慈善拍卖物，帮助更多的贫困儿童；家家户户的厨余垃圾应该成为美化阳台的资源；快递物流包裹的纸板箱，我们可以动动脑筋，进行二次创意设计再造，把它做成环保型家具。” 浙江省公共政策研究院客座研究员夏学民表示。

垃圾分类需要一手做加法，一手做减法。“互联网+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的O2O平台家宝兔总裁王爱华介绍，加法应该是增加可回收物的回收品类，整编零散回收渠道，形成一条回收系统。可以引进 “互联网+再生资源产业链平台”企业，运用互联网技术赋能传统回收企业，帮助产业升级，降本增效，做优做强。减法是我们生活的小区、写字楼都是由物业管理的，物业保洁应该做好并起到垃圾分类的协警作用。

在垃圾分类的实施过程中，社会组织也在发挥着作用。上海将从购买服务、培育发展、行业引导三方面，为社会组织参与垃圾分类创造条件。浙江省绿色科技文化促进会固废分会常务副秘书长李伟表示，在过去，社会组织、环保组织主要参与的都是一些垃圾分类宣教工作，“作为一家社会组织，我们深知推动治理社会问题需要多利益相关方的参与，我们成立的固废领域的行业学会，希望借此平台让平台内的机构、企业实现信息互通。我认为社会组织可以凭借其处事灵活的特殊性，起到穿针引线的作用。举个例子，绿色浙江在过去五水共治、环境监督等工作上，多次举行‘吾水共治圆桌会’，组织多利益相关方坐下来讨论，助推环境治理多方参与。上海的三方面引导，可以很好地带动本地区的社会组织发挥各自特性。既可以让社会力量发挥作用，也能将一定的‘矛盾’在小范围内化解掉。”

上海市7月1日起将“全面撤桶”，但此前出现的一些垃圾乱扔的不文明现象，引发了一些居民的担心。杭州市江干区城市管理局局长金炜竑表示，撤桶并点是习惯养成的一个中间环节，某种程度上“撤桶”的不方便能倒逼居民分类习惯的养成，但容易出现反复。垃圾分类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居民生活习惯的改变需要很长的过程，只有真正通过顶层设计落实责任，通过持之以恒的入户宣传、“桶长”督导、强化监管和常态执法等强势推进，才能真正提升居民垃圾分类正确率，从而养成源头分类的好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