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刘林

中国经济在经历了2019年一季度的回暖后近期有所调整，再加上中美贸易摩擦升级，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担心中国经济的中长期走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认为，从长期来看，中国经济仍然具有非常大的韧性、潜力和发展空间。

她对界面新闻指出，中国经济的韧性来自六个方面：一是创新驱动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二是我国具有世界上最为完备的制造体系，三是中国拥有世界最大的市场，四是中国正在逐步形成了具有纵深感的区域布局，五是日趋完善的软硬基础设施，六是“举国体制+市场微观主体活力”的制度优势。

在采访中，陈文玲强调，我国需要重新确立制造业发展的指导思想，深刻地认识到制造业是大国之要、强国之基、大国之重器，必须不断发展壮大。

面对外部的不确定性，陈文玲表示，我们既要防范输入型金融风险、应对以及贸易冲突带来的新挑战和新问题，同时也不能让风险打断我们的发展进程。

以下是界面新闻对陈文玲女士的采访

界面新闻：目前，有不少人对中国经济的中长期发展走势颇有忧虑，您怎么看？

陈文玲：确实，大家现在有很多的迷惑，中国到底能不能扛得住，经济会不会受到重创？回答这些问题，需要从历史发展的长周期、中国经济发展的全局出发，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韧性，要有非常清晰的分析和判断。

我认为，中国有长期抗风险能力，有长期保持向好的能力，中国经济仍然具有非常大的韧性、潜力和发展空间，经济发展的周期会继续延长。

界面新闻：这个判断基于什么原因？

陈文玲：原因有多个方面，第一，中国已经形成了若干开放和创新的战略高地，这些开放和创新高地是中国独特的经验，也是我们在大国竞争与博弈中的底气。创新驱动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它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最大的创造力，给中国带来的发展动能不可限量。

过去四十年，国家陆续推出了一批特殊经济功能区，形成若干创新的开放和创新的战略高地。到目前为止，已经建设了219个国家级开发区、168个高技术开发区、19个新区、37个跨境电商试点。中国实际上已经在多个地方形成了若干非常有特色的创新高地，比如北京中关村系、武汉光谷系、合肥的中科系（也叫科大系），比如贵阳、成都、重庆的大数据、电子信息产业，比如长三角G60科技创新长廊等等。此外，新的创新高地正在形成，如粤港澳大湾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中国的开发区、园区、特区等，现在成为世界各地学习模仿的样板，特别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很多国家都在复制中国经验。

第二，中国经济总体上以实体经济为主，具有比较强的抗风险能力。2018年我国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的7.2%，是同期美国第一产业增加值的2倍；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40.6%，是美日欧的总和，中国制造业占比较高，拥有体系最完备的制造能力。中国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发展，总体上是均衡的，还没有出现像美国这样过度虚拟的产业形态。美国从小布什、奥巴马到特朗普，一直梦想重振制造业，想让制造业回流，现在特朗普的减税政策也是希望制造业回到美国，但谈何容易。

第三，中国还有世界最大的市场，去年市场销售规模已经超过美国。美国3.2亿人，中国14亿人，其中有4亿中产阶级，我们的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进出口贸易总额、物流市场总额加起来达到352万亿元。中国的市场红利还会持续很多年，这将是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最大底气。世界各国的投资者看重的也是中国强大的市场需求，中国的市场就像一片汪洋大海，它不仅是中国的市场，还将成为世界的市场、世界转口贸易的中心、世界交易的中心。而这个市场是我们中国的底气所在。

第四，中国正在重塑区域布局，目前已经出现了重大调整与演化，逐步形成了具有纵深感的区域布局，从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到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乃至正在成为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前沿和桥头堡的延边地区。我们还形成了若干个世界级的大城市群，我们在“一带一路”战略下形成了内外联动的新的区域布局。与此同时，原来发展最快的地方在东部沿海，现在也在向中部和西部转移，等等。这些变化增加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韧性和回旋空间。

第五，日趋完善的基础设施，可以支撑中国延长经济发展的周期。自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我们就开始了基础设施的超常发展，开始是高速公路，2008年以后是高铁，到2030年，将要建成八纵八横的高速铁路网，覆盖全国、网络更密，高铁时代会改变城乡的空间布局，还有城市之间连接方式。除了硬基础设施外，互联网、云服务、大数据、人工智能等软基础设施也发展迅速，下一步中国软基础设施的发展可能会走在世界前列，特别是5G。软基础设施会支撑中国从硬基础设施的连接走向软硬两方面的连接，这种连通会给老百姓带来更大的好处，会使中国经济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具有更大的韧性。

第六，中国经过建国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的探索，形成了“举国体制+市场微观主体活力”的制度优势。过去四十年，我们重塑了经济制度，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我们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进入世界市场体系，我们成为了市场经济国家、开放型经济国家。开放给我们国家带来了重大机遇，市场经济体制激发了经济发展的原动力。中国发展快的确是中国人民干出来的，但是计划经济条件下中国人民也在干，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人民也在干，但为什么今天能够积累财富、能够取得快速发展？中国实际上创造了一种独特的优势，我认为就是“举国体制+市场微观主体”的活力。

改革开放重塑了我国的经济微观主体，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中出现了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迈入国际一流企业的行列，中国的企业充满了活力、动力和竞争力。这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长期保持发展动力的重要基础。

此外，地方政府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很大助力和动力。这些年中国的地方政府形成了竞争机制。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地方政府发挥了积极作用，在对微观主体的支持态度和力度上，地方政府比中央一些部委更大、更直接。如果加大生产关系的调整力度，使之适应生产力发展，加快上层建筑改革使之适应经济基础的调整，中国经济发展的长周期会进一步延长。

界面新闻：对于举国体制的优势，国际上似乎常有批评之音？

陈文玲：虽然美国批评了我们国家的举国体制，但是，事实上，美国也在搞举国体制。美国用举国体制来打压华为，用举国体制阻止中国留学生赴美学习，用举国体制来搞国家安全，以此为借口限制中国企业赴美投资。

我曾经梳理了一下，美国从2011年开始连续出台振兴制造业的产业政策，比我们多得多，奥巴马时期出台的最多，特朗普政府2018年发布了《2030年人工智能计划》，在这个计划里，美国政府的支持力度和发挥的作用比中国还要大。美国政府采购也是一种举国体制，国家财政出钱，列入国家预算，由国防部设计若干重大项目，特别是面向下一代信息技术和战略性创新的重大项目，然后向企业招投标，比中国政府的补贴力度大得多。

比如，阿里云在研发下一代智慧城市，企业计划投资十几亿元，而美国通过国防部招投标，委托亚马逊、谷歌、英特尔这些企业，通过招投标支持资金就达到几百亿美元，只不过美国与我们补贴的方式不同而已。

当然，中国也有中国的优势，我们有庞大的资产做基础，也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中国还有两个一百年的蓝图、长周期15年的科技发展规划，五年一个周期的五年规划，有每年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政府工作报告，这样的举国体制确实是独特的。中国始终都在学习借鉴世界上各国先进经验，渐进地推动工作。

我们的举国体制加上人民群众的创造，这是中国成功之道。我认为没有必要害怕国外一些国家对我们的质疑。他们也搞举国体制，只不过方法不一样，我们实际上是学习了西方的经验和做法，经济制度再造、微观经济基础再造，已经形成了若干微观主体，使整个经济充满了生机、活力、爆发力。继续学习美国等国家政府采购的方式，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界面新闻：近期，美国频频打击中国高科技企业，这会对中国的科技创新发展之路产生什么影响？

陈文玲：短期内，中国企业确实会受到一定影响。但是，我们要看到，一方面受影响更大的其实是美国的高技术企业，无论是高通、博通，还是英特尔，这些企业生产的核心零部件特别是芯片，60%以上是卖给中国企业的，中国的市场体量这么大，并没有可替代者。如果对中国断供，我想早晚有一天，美国企业的损失会让美国政府转回头来。另一方面，我们的创新体系、企业的创新能力，早晚也会打破这种技术上的限制，从建国到现在，美国每次封锁中国，最后都未能成功。

不过，我们还是得小心。我们有一些对外依赖度较高，与国际产业链关系紧密，而又处于中低端的产业链，这些产业链会否出现被打断或者被分割的风险，这可能会影响到制造业的整体发展。

界面新闻：您曾经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这一次中美贸易摩擦，使我们懂得了一个道理：贸易摩擦是一个表象，而制造业发展水平才是竞争核心”。最近几年，不少制造业产业正在向东南亚、南亚转移，制造业投资增速也在持续回落。您认为，我们应该如何繁荣制造业？

陈文玲：传统的制造业确实在放缓，但是，高端制造业增长速度却在加速。2018年，我国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11.7%，占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达到13.9%，在沿海一些地区比重还要高；高技术制造业投资比上年增长16.1%，比制造业投资快6.6个百分点。

不可否认，过去一段时间在产业结构的调整中，一些地方曾经出现了偏差。在三次产业结构调整中，不断缩小制造业比重，增加服务业比重，并以此作为产业转型升级的目标，盲目追求服务业占比。我认为，这种做法是有失偏颇的，服务业尽管要在三次产业结构中占主体，占比却不是越大越好。把服务业占比作为产业结构高级化的重要指标，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在走美国和日本的老路。如果制造业过快转移，造成产业空心化，我国的转型将比这些国家要难得多。

我国需要重新确立制造业发展的指导思想。整个制造业体系不能过快地转移，不能过度地空心化，制造业不能被作为产业调整必须压缩的一部分，而是要作为必须壮大的一部分。

如果说以前我们在这个方面认识还有欠缺的话，那么通过当前这种大国博弈，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制造业是大国之要，是强国之基，是大国之重器。所以制造业核心地位不能丢，主体地位不能丢。

当然，重视制造业并不等于眉毛胡子一把抓。我们需要看到，全球第五轮产业转移已经开始，正在从中国向东南亚、南亚、非洲、拉美一些国家和地区转移，特别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如纺织、服装、鞋帽、箱包等，很多已经转移到印度、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孟加拉等国家。这主要是因为资源环境难以支撑中国经济超高速增长，同时，土地、劳动力等综合成本也在不断抬升。

我们具有世界最完备的制造体系，制造业正在从中低端向中高端迈进，一些领域正在迈向高端或者顶端，智能制造将是下一个突破口。

中国已经先后推出工业化与信息化两化融合战略、《中国制造2025》、《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2019年将围绕基础理论、关键共性技术、新型感知、智能芯片等方面，继续在5G以及后5G更高速的移动互联网布局研发项目和基础能力建设，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和制造业转型同步进行，支撑智能制造高质量发展。

我们看到已经有一批创新型城市在崛起，如深圳、北京、上海、广州、重庆、西安等，聚集了一大批高端制造与创新载体。此外，为保证中国制造业稳步迈向中高端，中国构建了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建立了3个知识产权法院（分别在北京、上海、广州）、16个知识产权法庭、200多个知识产权保护中心。

我认为，中国渐次形成的巨大产能，将成为在新一轮全球竞争中的优势，将大大拉长中国制造业的繁荣周期。

界面新闻：但有不少人指出，在创新方面，我们似乎比较缺乏原始创新，更多的是集成创新，是引进消化吸收。

陈文玲：其实，我们已经从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创新，更多的转向了原始创新。目前，我们的原始创新在前沿领域，已经奠定了基础，比如5G。虽然有些国家在某些领域还具有垄断地位，但是，我认为这个局面不会太久。

中国目前的研发投入在全球排名第二，约占经济总量2.18%，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分享经济等为代表的新动能不断壮大。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中几乎所有重大项目都被攻克了。

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2018年全球创新指数》，这个报告基于80个指标对世界126个主要经济体的创新能力进行评价，中国排在第17位，是唯一进入前20位的发展中国家。

2018年，科技部发布《关于加强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发展的若干意见》，在这份文件中，设定了非常具体的目标，也就是说，到2020年，国家重点实验室总量保持在700个左右。其中，学科国家重点实验室保持在300个左右，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保持在270个左右，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保持在70个左右。到2025年，国家重点实验室体系全面建成。

不仅如此，不少企业建立了自己的创新体系。我曾经到阿里巴巴去调研，2018年8月份去的时候，阿里巴巴达摩院刚成立，只有70多位世界顶尖级科学家，今年1月我再去的时候，已经有500多人。另外，中国和新加坡建立了中新知识城，引进国际知名的顶尖科学家，给出的条件和待遇已经超过了一些发达国家。

目前，我们的企业主体，包括国有、民营、个体，有1.1亿个，差不多每3个人就有一个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他们是创新主体，当他们的创意转化为商品、甚至是一个产业的时候，整个的创新就推动了社会的发展。

我们的人才队伍，也是其他国家没法比的。中国有超过600多万的工程师，现在每年有800万左右的大学毕业生。可以说，中国创新的动能来自国家，来自企业，来自社会，来自每一个人，这是挡不住的。 

界面新闻：很多人担心老龄化问题将会严重拖累中国经济，对此，您怎么看？

陈文玲：2018年中国人平均预期寿命达到76.4岁，北京、上海超过80岁。按照中国健康2030规划，到2020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将达到77岁，到2030年达到79岁。

中国人生命周期延长，也蕴含着新的消费需求。消费者全生命周期的消费需求，健康消费、医疗消费、体育消费、养老消费、休闲旅游消费、文化消费、时尚消费、颜值消费、网络消费等，这些满足人们吃穿用住基本消费需求之外的潜在消费需求，将成为中国保持世界第一大市场的新增长点，将成为拉动中国不断产生市场红利的基本动因。

中国社会基本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美好生活的需求是人的全生命周期的需求。生命周期延长叠加购买力水平和生活品位提高，将使消费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另外，我们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框架，将实现100%的社会保障全覆盖。按照中央部署，到2020年要基本建成“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这意味着，2.55亿老年人口的养老保险、13.9亿人的医疗保险将实现100%的全覆盖。

界面新闻：请问我们还需要防范哪些主要风险？

陈文玲：最大的风险可能来自输入型的金融风险，第二个风险取决于中美贸易冲突能否化危为机，第三个风险来自在全面开放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一些新的问题和挑战。对于这些可能的风险，我们不能望而却步，得学会监控风险、防范风险，更不能让风险打断我们的发展进程。

我们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现在中国和美国的竞争与博弈，实际上是在一个历史长周期里比拼谁的制度设计最优、谁的开放步伐最大、开放程度最高，谁能通过经济全球化大势进行好的设计和行动，能够更大程度地赢得未来。我们需要在新的起点上面向未来思考问题，不仅是中央政府、包括各级地方政府、各个企业以及社会都要形成新的认知和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