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汪吕杰（《彭博商业周刊/中文版》评论部）

中共北京市委10日—11日召开全体会议并强调，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关键环节和重中之重。北京要更加重视发挥好辐射带动作用，推动首都的科技、产业、文化及公共服务资源延伸到周边地区，实现优势互补、良性互动。北京市未来将聚焦通州，加快“市行政副中心”建设。

在中国足球超级联赛中，北京国安与天津泰达算是一对宿敌，每当京津德比，北京工人体育场或者天津泰达足球场便如临大敌一般，带有戏谑性质的称呼往往比球赛本身更激烈。国安与泰达之间的矛盾，除了球场上的竞争之外，折射出来恰恰是北京与天津之间的竞争，而这背后则是京津城市发展水平的此起彼伏。在19世纪成为通商口岸之后，天津在外贸的推动下发展成为当时中国北方的工业、商业与金融中心，但新中国的成立后，北京被树立为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大量的资源被政治权力吸引到了北京。相对于上海与广州，天津的发展明显滞后了。

尴尬的京津关系正被一个消息撬动，北京与天津有了一个重新开始、携手发展的机会。与中央政府存在紧密联系的香港《文汇报》于6月13日报道：“权威渠道向本报证实，北京市四套班子（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市政协）将在今年国庆节前夕全部由城区迁往通州区，具体搬迁方案不日即将正式公开。在此之后，京津冀一体化将有更大动作出台，包括央企、医院、大学迁出核心区，北京、天津同城化管理等重大规划或将启动。”经实地探访，目前可能的搬迁地——通州区潞城镇的搬迁尚未正式开始，今年十月前不可能提供足够的办公场所。之后多家大陆媒体曝出，搬迁时间可能是2017年，这就为建设和搬迁提供了足够多的时间。潞城镇位于通州区东端，紧邻河北省大厂自治县，与天津的宝坻区和蓟县也更为接近。

河北的省域是中国各省市中最不完整的，中心区域被北京和天津所占据。无论是石家庄还是唐山，都偏居于一域，唐山——石家庄直线距离360公里，远超广州——深圳的100公里，杭州——宁波的140公里，只与沈阳——大连的340公里，济南——青岛的308公里接近；广深、杭甬与沈大、济青之间在城市群发展水平上的比较，能够显示出核心城市之间距离过远不仅阻碍了交通的发展和城市之间经济、文化往来，更在根本上阻碍了城市扩散作用的发挥和城市群的发展。居于河北地理中心位置的保定与廊坊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历史名城保定距离北京140公里，对于北京企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而言，从北京搬迁至保定的心理落差要远远大于搬去通州；廊坊现在只是一个小城，甚至是一个“睡城”，根据廊坊市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和河北省统计局的数据，廊坊市2014年国民生产总值占河北全省国民生产总值的7%。相比于杭州的23%，武汉的40%，廊坊距离一座能带动周边地区发展的中心城市还很远。

如果将北京、天津、河北分离地看，关于发展我们将得到许多个答案；如果我们将京津冀考虑为一个整体，可以很清晰地说，京津冀需要的是一个健康的城市带。

包括德国鲁尔区、日本东京-横滨城市带、美国波士顿-华盛顿城市带以及中国长三角、珠三角城市带在内的世界著名城市带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现代化城市的密集。长期关注北京城市发展的“总部经济”专家，北京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赵弘指出，在研究比较世界上几个著名城市带之后，城市之间距离不宜过远，保持在30—70公里比较恰当。他分析到，这样的距离有利于社会各种要素的顺畅流通。

对于一个城市带而言，小而密的城市分布模式优于目前大而疏的分布模式。天安门到天津眼的直线距离超过了100公里，这个距离决定了两个城市之间缺乏密切的日常联系，虽然高铁非常快捷，但对于很多人来说，高铁的价格超出了日常的负担；其他交通工具又在时间上不太合适，高速路的拥堵更加剧了人们对于交通的忧虑，所以绝大多数人并不会将跨城旅行日常化。2014年《北京青年报》曾调查京津通勤族，也就是工作在北京、生活在天津的人群，每天的交通费用高达2596元，这对于大多数上班族而言是无法接受的。因此工作在北京的困居在北京，天津亦如是。大城市病在北京表现得尤为明显：拥堵、高房间、环境污染。但是北京又提供了许多可贵的机会，让人们在指责北京的同时却又无法离开。

这座坐落于潞城镇的新城，如果只是一个小规模的政府办公地，那么只能小幅度地减缓北京现有的问题。很大一部分公务员们只能奔波于北京与新城，即使加上现在已经规划好的项目，它的功能也相对单一，无法满足工作、学习在其中的人的重要需求。正如韩国新建的世宗市，虽然容纳了包括国务总理室在内的16个政府部门与20个附属机关，以及政府出资的多个研究机构，但恰如《瞭望》新闻周刊在2014年所发现的，“截至2013年末，在搬迁到世宗市的33个政府机构供职的8200名公务员中有超过四分之一的人没有在世宗定居，而是选择往返于首都圈上下班。”当地政府接到当地居民针对不便事项的申告及咨询主要集中在居住、交通、便民设施不足，办公设施、通勤公交不便，子女转学困难等方面。

当务之急，是在京津之间建设一座完备的新城。对于北京而言，这座新城能够起到有效疏解人口和产业的任务；对于天津而言，这座新城能够缩短起与北京的心理距离，将天津真正融入到京津冀城市圈中；对于河北而言，这座新城能够吸收京津的资源，真正带动河北经济社会发展。

相比于现在的通州乃至燕郊，未来的新城不是一个睡城，更多的睡城只会加剧北京交通的拥堵和人们的抱怨。新城也不只是一个大学城，相比于其他，大学的搬迁相对容易，而且大学里众多的学生能带动周边服务业的发展，但是大学带动的产业都比较初级，如果没有完善的产业配套，大学城离真正的城市还差得很远。

产业集中分布对于北京这样一座超大城市并不合适。将工业企业集中在一起并不能解决产业工人的居住问题，将大学集中在一起并不能解决学生工作与实习的需求，巨型居住区也不能解决工作的问题。这样导致的结果就是人们花费大量的时间在交通上。

这座新城并不应当局限于成为北京的副中心，而应当是京津冀新的核心，更为重要的是，成为河北的新核心，用来自京津的资源带动整个河北核心区域，乃至整个河北的发展。只有这样，京津冀才能得到均衡的发展。

与长三角、珠三角城市带相比，京津冀城市带的发展相对滞后。研究表明，单就第三产业而言，1993-2010年期间，北京是京津冀第三产业超级核心城市，且副中心城市发育程度较低，并出现了萎缩现象。这与全国倡导建设第三产业的趋势背道而驰，但也恰恰表明了京津冀发展的困局。

2005年，亚洲开发银行资助的一份调查报告首次提出“环京津贫困带”的概念：在北京和天津周围，环绕着河北的3798个贫困村、32个贫困县，年均收入不足625元的272.6万贫困人口。如果以150公里的直线距离计算，与北京接壤的河北省张家口、承德、保定三市就有25个国家级和省级贫困县。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研究员陈国松在2012年的研究中指出，“环首都贫困带”的收入区域差距并没有得到彻底的改善，从一般财政预算收入来看，北京市密云县和天津市静海县分别是最低的河北省涞水县的 10.1倍和 9.7倍。《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刘玉海也在其调查报道《环首都贫困带再调查：北京依然孤独地繁荣着》一文中实地探访确认整个“环首都贫困带”与北京周边郊县的差距在过去十年都在拉大。但是危机也意味着挑战，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薄弱基础也决定了其发展空间的巨大。

长三角与珠三角的发展正在面临困境。长三角地区16个城市2014年地区生产总值增速较去年同期下降，虽然高于全国，但差距较以往有所减小；长三角工业经济发展速度同样呈现减缓的趋势，外贸、房地产产业均受到较大的影响。08年金融危机严重打击了对珠三角地区的制造业；2014年广东省GDP总量在全国各省市中排名第一，但GDP增速仅为7.8%，不仅低于2013年预期，更在全国31个省区中（不包括香港、澳门、台湾）排名倒数第9。

中国经济的发展需要强大的发动力。在长三角、珠三角后续乏力下，中国需要京津冀实现协调发展；环首都贫困带的存在也为区域经济的发展增幅提供了空间。其中至关重要的一步就是京津冀城市带的健康发展，新城建设也就成了现在各项任务中的重中之重，亦或是破局之举。

在建设新城的过程中，一个需要重视并极力避免的问题就是厚此薄彼。通州位于北京的东南，潞城更是位于北京与河北交界处。如果以市财政负担整个新城的建设，大量资源不可避免地将聚集在通州。在一段时间内，地处西北的延庆、怀柔，乃至昌平都将无法被兼顾，而延庆与怀柔恰恰是急需财政政策倾斜的。

另外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就是行政效率的低下。政府机构之间的隔离，导致了信息沟通的不畅和行政效率的下降，这一点在韩国也体现得很明显。韩国目前行政部门分散于首尔、世宗、果川、大田等城市，被韩国《中央日报》批评为“世界上史无前例的低效率体制”。

目前的两大任务，即京津冀建成媲美甚至超出长三角、珠三角的城市带以及北京完成城市疏散，无疑都道阻且长，无疑都需要中央政府在国家层面统一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