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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周刊】那些年 我参与的校园欺凌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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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周刊】那些年 我参与的校园欺凌事件

从一个被扇上百个耳光的“乡巴佬”,到用烟头烫别人的“大姐大”,一位 曾经的校园暴力的受害者制定了周密的复仇计划,成为施暴者。若干年后, 反思曾经的遭遇,她说,不要试图用成人思维,去理解孩子的世界。

24岁的韦怡对视频中的场景再熟悉不过。

9个十几岁的初中女孩围殴一名同龄女生。打人的女孩穿着高跟鞋,化着浓妆,戴着墨镜,超出了学生的装扮。她们轮番上去扇耳光,揪头发,脚踹腹部。被打的女孩被踹倒,跪在地上,双手捂着已红肿的脸。这段视频后来被证明是发生在江西永新县的一起校园暴力事件。

韦怡曾是校园暴力的亲历者,从一个被扇上百个耳光的“乡巴佬”到用烟头烫别人的“小太妹”,绝情的暴力、绝望的求助和绝命般的自杀,这个受害者最终选择制定周密的报仇计划,摇身一变为一呼百应的“大姐大”。不到两年时间,她“完美复仇”,代价是3年内换了5所高中,以及勉强上了一所艺术类高校。

不过,在韦怡看来,最大的代价还是难以复返的青春。

来自“新新人类”的威胁

韦怡长着一副标准的瓜子脸,大眼睛,说话温婉可人。她曾是一家电视台的项目经理,负责一个十来人的小团队。最近,她刚刚跳槽,到广州一家上市公司做公关。无论到哪,同事和领导对这个“乖乖女”都关照有加。

只有男友知道她的“秘密”。

1991年,韦怡出生在湖南的一个军人家庭。从记事起,她就“寄宿”在乡下奶奶家。父亲在部队服役很少回来,母亲在城市里工作,每个月回来看她一次。同样住在奶奶家的堂妹,与她年纪相仿,性格相似,自然成了她最好的玩伴。

或许是为了弥补在农村成长的缺陷,到了上学年龄,父辈们将她俩送进市里最好的私立学校,姐妹俩被分在了一个班,每人一年学费8千多元。那是1997年。

但重金难以填平城乡教育的鸿沟。她们发现,同学们各有所长,能歌善舞,而她俩身无长物。更要命的是,她们过重的乡音,身上穿的奶奶做的大红挂绿的衣裳,都成为同学们的笑柄。“我俩成绩都很差。三年级之前,我们都不知道老师在讲什么。”韦怡说。

同学们给她们很快起了外号“乡巴佬”,一叫就是六年。调皮的同学还组织公选了“班级四丑”,全班76名同学匿名投票,韦怡和妹妹高票当选。她们因此又多一个绰号。同学们有意无意地孤立她们,但姐妹俩互相做伴,也不太在乎。“学校给我的是一个假象,我只要有妹妹,就不需要交朋友。”韦怡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韦怡也有在乎的事情。同学们在班上炫耀,父母给班主任送了什么礼物,换来老师什么样的关照,韦怡也希望如此,便求父母送礼。“不能助长这种歪风邪气。”父亲不容置喙地回答。此后,她便很少再和父母交流学校生活。

2003年,韦怡考上了省重点初中。一个年级近两千人,她每次都能考进前50名,最好一次排名全校第三。在成绩即一切的中学校园,这个自闭寡言的女孩成为班长兼团支书。

跨入中学阶段的90后,很快成为一代“新新人类”。这个1990年代的台湾词汇在21世纪传入大陆后,迅速被大陆“新新人类”刷新了内涵。他们的时尚法则是:三天两头翻新奇特的发型,和怪异乱搭的服饰。

韦怡还记得,初二时,班里有几名“混社会”的小太妹,喜欢穿裆及膝盖的吊裆裤,用烟熏烫或玉米烫,做出头发根根直立的效果。她们在课间大谈与男友做爱的细节,甚至分享堕胎的痛苦。“那时都还没有是非观,大家感到的都是新奇。”韦怡回忆说。

班里的5个刺头儿很快和韦怡结下了梁子。韦怡是班长,会将她们迟到、旷课以及不交作业的情况向班主任汇报。在学校,向老师打小报告的人似乎都会受到鄙视。但最为致命的是,班主任会在韦怡报告后让她们请家长。这对处于青春期的初中生们,意味着极刑。

她们开始挑衅韦怡,在班里大声谩骂,或是闲聊时冷嘲热讽“管闲事的人没有好下场”,“我在外面认识人,想什么时候打她就能打她”。那时,“打同学”似乎成为一部分同学的“潮流”。韦怡班上一个叫郭美玲的女孩常鼻青脸肿地来上课,同学们议论,是校外人打的。若干年后,她改名为郭美美,并因炫富让中国红十字会饱受争议。

这一年,还有一个名叫马家爵的大学生因为打牌争执,杀死自己的4名同学。2004年的一项校园暴力问卷调查显示,10.5%的学生曾面临校园暴力的威胁,94%的学生认为,在社会中自身安全不能得到保障。

但韦怡没受影响。她的逻辑是:大家都是同学,更何况我是为了帮你进步。所以,当一个小太妹用手指着她威胁说“你以后说话给我注意点”时,韦怡只是轻轻地“哦”了一声。她后来回忆,那时她从没想过自己会和“校园暴力”扯上关系。

第一次遭围殴

距中考还有一个月左右的某天,一位同学偷偷塞给她一个纸条:放学不要一个人走,让你爸来接你。神经大条的韦怡并未在意。

因为高考占教室,学校提前放了学。韦怡还没来得及收拾书包,那5个女生就把她围住,要带她出去谈谈。她们拽着韦怡出了学校。“我当时腿都软了,一句话都不敢说。”韦怡被带到距学校步行十多分钟的一个水坝工地。

“你知道为什么要找你吗?”对方问。

她摇摇头:“不知道。”

“好,不知道就打到你知道。”就像发生在江西永新的视频一样,5个女孩轮番扇韦怡耳光,一共扇了5轮,平均每人打了十多个。

韦怡的脸顿时全是火辣的灼伤感,嘴角流出血来。但出人意料,她没有哭,也没有求饶。“我自尊心强,当时觉得,被打已经很丢脸了,再掉眼泪那就更丢人了。”

最后,她被打蒙了过去,再次清醒时,打她的女孩们已经走了。她的眼泪喷涌而出。尽管离家步行只要五六分钟,她还是打了出租车。她吓得浑身发抖,连书包都没顾上拿。

可是,当她浑身裹着泥、衣服上布满脚印、头发凌乱、嘴角带血地出现在家里时,军人出身的父亲的第一反应竟是机关枪般地训斥:“哭什么哭?还有脸哭?”“为什么连帮你的同学都没有,为什么不打别人,你想过没有,你这都是自找的。”

韦怡没吃晚饭,躲在房间从晚上7点一直哭到夜里9点。她越想越害怕,捂着红肿的脸冲到客厅:“明天送我上学,然后报告班主任行吗?”父亲拒绝了,“小孩子打打闹闹很正常。”父亲以部队的生活经验作为判断依据:部队里打架流血很正常,被打只能说明没本事。

韦怡当时的理解是,她们是打算把初中3年的仇恨在毕业前发泄,毕业之后就两不相干。在家养了几天伤后,韦怡才去上学。班级里的气氛明显不一样了,她感到同学们都在背后对她指指点点,却没人来安慰她。上课,她很难集中精神;下课,极度没有安全感的她以交作业为由躲在老师办公室。“我没有告诉老师,因为怕她们再打我,真的怕了。”

但第二次暴力事件很快发生了。上学第二天中午,5个姑娘要求她在放学前凑够500块钱,否则后果自负。一下拿出500块钱,对一个初中生来说不是小数目。“我当时想,一下拿出500块,非偷即抢,那我还是宁可选择被打吧。”

她“如愿以偿”了。地点还是大坝工地。拳打脚踢过后,姑娘们说第二天放学前要收到1000元,否则没完。“你们别想了,我爸妈不可能给我那么多钱。”韦怡嘴硬,“你们想干什么就抓紧,六点半回不到家,我爸就会来找我。”当天中午,她已请妹妹帮忙通知家人,放学后来接她。但这句威胁话换来的是一百多个耳光。

韦怡身上的八十多块钱都被抢走了。她狼狈地走回家。父亲只是冷冷地看了她一眼。她回到房间,开始了与父母的冷战。“我当时觉得,可能我并不是他们的亲生骨肉。”事后她才知道,妹妹也没有转告她的请求,理由是“去救你也来不及了”。

“我决定去死”

韦怡不再哭了。无助和无法逃避之后,她选择了忍耐。但是,1000元的威胁并没有作废,她第三次在放学后被架到了工地。

这次除了班里的5位“侠女”,又多了5个校外女生。她们化着烟熏妆,穿着高跟鞋和吊带衣,脖子、胸前、小腿上都有文身。校外女生显然是老江湖。

一顿殴打折磨后,10个女生离开时,还抢走了韦怡的小灵通。韦怡一瘸一拐地走到附近小卖部给家里打了电话。母亲看到女儿的惨状泣不成声。在医院,医生用消毒水清洗伤口,拿镊子将玻璃渣一粒粒夹出来。韦怡疼得边哭边骂:“我一辈子都恨你们,不要想让我孝顺,你们死了我都开心。”母亲一声不吭,倒是医生在一旁帮腔:“哪有你们这样的家长,怎么连孩子都看不好。”第二天,韦怡的腹部变成了紫黑色。

母亲终于向老师说明了情况,并给韦怡请了几天病假。但班主任的态度模棱两可,看起来不太想直接处理这件事。同班的5个女生中,有一个与韦怡家同住一个小区。母亲找到了她的家长,对方登门道歉,还赔偿了5000块钱。不成想,这成了韦怡下一次遭遇的祸根。

休息数天再回到学校,距中考只有十几天,韦怡对考试彻底失去信心,上课就想哭,晚上12点还睡不着,被打的场景就像电脑病毒,强行按顺序在脑海里播放。

但没过几天,那个赔了5000元钱的“女汉子”又跳了出来,扬言要制服韦怡,找回父母赔钱的面子。“我们今天还要打她,所有人都要在场,谁不去我们就打谁。”她在班里公开宣布。

最后有三四十名同学出现在工地,以女生为主。5个女生要求每人至少扇韦怡一个耳光。一个同学反对:“大家都是同学,何必这样呢。”刚说完,她就被甩了十多个耳光。

大部分打韦怡时都是装装样子,但也有人下狠手。“直到现在,这都是我人生最为屈辱的一幕。” 韦怡高声叫道:“你们会遭报应的,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们。”对方一脸不屑:“报应赶紧来吧,我们这是替天行道。”韦怡的心理防线很快崩溃了。同学们七嘴八舌地议论,她只能看到嘴动,听不到任何声音。

同学们渐渐四散,留下韦怡孤零零的一个人。茫然四顾,她不知道是该回家,还是留在工地。除了被打的屈辱,她心里不断冒出来的念头是:明天会怎么样?后天呢?

她站起身,没有回家,而是朝着大坝下的江边走去。她决定去死,不再面对这个残酷的世界。

她一步步走入江中,水漫到腰部时,突然感到有两只胳膊将她抱住。原来,同班的一名男生没有离开,一直跟着她。韦怡与男生厮打起来,哀求对方放手。尽管被呛了几口水,男生最终还是把她拖了上来。

男生把她送回家,讲述了整个过程。韦怡第一次看到严厉冰冷的父亲惊慌失措的样子。虽求死而不得,韦怡似乎依然从这个仪式般的行为中获得了某种新的能量。那个晚上,她在日记中宣布——她要复仇,并列出了详细计划:第一步,成为有势力的人;第二步,存钱,有了钱才能有小弟;第三步,将10倍的耳光一一还回去。“不报此仇誓不为人。”

这一年,在中国校园暴力的受害者中,韦怡不是最惨的。甘肃会宁县四名初三学生围殴一名男生,其中将长刀插进受害者颅脑内12厘米。2006年似乎也成为校园暴力高发年份,媒体甚至在年末盘点全年的二十余起严重的校园暴力事件。也是在这一年,台湾地区专门开通了反霸凌免付费电话,提供24小时申诉服务。

“打人居然很爽”

靠着“吃老本”,韦怡考上一所市重点高中。她的成绩本来可以考上省重点高中。

暑假里,韦怡启动了第一步计划。她一天十几个小时泡在本市的百度贴吧里,与各种人搭讪,也观察、考量着每个人的身份。她注意到一个女网友的发言,总会有很多人追捧,在吧内一呼百应。“她的人脉应该很广。”

韦怡决定结识她。她主动攀谈,向她献殷勤,并渐渐学会了花言巧语,察颜观色。上了高中后,她一改从前自闭的生活习惯,广交朋友,每个月家里给她1500元住校生活费,她省下来请同学们吃饭。人漂亮,性格开朗,出手大方,她很快成了年级的焦点。但由于高中实行半军事化管理,为了“复仇”的人脉拓展不至于半途而废,韦怡常凌晨翻墙出去上网。开学不到两个月,她就被学校开除了。

自杀事件之后,父母一直对她心存愧疚,被开除后的韦怡开始为所欲为。韦怡与那个呼风唤雨的女网友见面了,把自己省下的钱都花在她身上,甚至深夜给她送夜宵。韦怡这时知道,她是一个酒吧坐台女,那年21岁,韦怡也刚满15岁。韦怡认这位网友为姐姐。

姐姐带着她游走各种场子结交朋友。虽然身份是坐台女,但韦怡能感到姐姐并不是是非不分。姐姐有时会吸食大麻和打K(吸食K粉),但从来不让韦怡碰,有朋友想灌韦怡酒,姐姐都会帮她会拦下来。“我觉得她是真对我好。”。

一个偶然的机会,韦怡与姐姐、朋友在KTV唱歌,居然遇到了初中打她的那5个女孩中的一位。“给我跪下说100声对不起。”韦怡招呼包房的二十多人把她围住,瞪着对方叫道,就像当年她们瞪着自己一样。对方完全没有了当年叱咤风云的样子,低头跪在地上开始说“对不起”,每说一句,周围的人就数数,一直数到100。“那时还下不了手。”

这个女孩显然不服,事后叫上曾让韦怡跪玻璃的校外女孩与她约架,地点仍然是那个水坝。对方只带了四十多个高中生,而姐姐却帮韦怡叫了六十多个夜店看场子的哥们,刚一碰面,还未动手,对面就有一半人被吓跑了。

“妹妹,是你亲自动手,还是我们上。”一个壮汉问韦怡。韦怡摆出大姐大的派头:“把棍子给我。”三个曾经给韦怡的双腿留下伤疤的女孩跪在她面前,她抡起棍子就打,直至三个人抱头求饶。姐姐这时候站了出来,打了每人三个耳光:“这是我妹妹,要再找她麻烦,我奉陪到底。”

一种从未有过的满足感从天而降,韦怡终于感到可以充分自由地呼吸了,所有曾经消失了感受瞬间回到了她身上:自尊、成就与兴奋。她觉得整个人都满血复活了。

“那次打人之后,我感到很爽,觉得这种生活令人羡慕,就算不上学也无所谓了。”韦怡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为了感谢这些朋友,韦怡请大家去KTV消费,一共花了7千多块。但韦怡暗暗给自己定了规矩:只针对那些曾经欺负过自己的人,绝不伤及无辜。她正式成为了“混社会”中的一员,并以文身作为投名状。她在锁骨处文了一个精灵,寓意涅槃重生,又在腰部文了坐台姐姐的英文名字,以示铭记和感恩。

“复仇计划完成了,那就学习吧”

韦怡的父亲转业后进入商界,手头还算宽裕。家人花了5万元,将她送到另一所市重点。只过了3个月,因为与老师打架,韦怡再次被开除。“爸妈彻底对我失望了,觉得我需要看心理医生。”

但韦怡却巴不得这样。她逐一寻找“黑名单”上人的下落,继续未竟的复仇计划。她对此也驾轻就熟。如果是约架,她就带上三四十人赴约,若是去校门口搞突然袭击,只需带十几个帮手即可。复仇现场,她也不再纠结,一阵耳光,连打带踢后,她就袖手旁观,交给打手们处理。当年对她颐指气使的姑娘们,往往没打几下就哭着求饶。“真没我有骨气。”韦怡一脸不屑。

那时开始流行用烟头烫。有打手要烫对方的脸,韦怡制止了。“烫手就可以了。”她指示。如今,韦怡觉得那时的自己虽然有些嚣张,但内心还算善良。

高二时,她去了第三所高中,她浑浑噩噩地混了过去,快到高三时,家人再次花重金将她转到了一所省重点高中。这个社会经验丰富的女孩一眼就看出了问题,学校把花钱来的学生分在一个班,她居然跟男友成了同班同学。

但奇怪的是,满身风尘气的韦怡开始看不惯班里的氛围。同学们在课间玩炸金花赌博,起步就50元;有的晚上去泡吧还会打K;几个官二代傲气十足,每天专车接送。17岁的韦怡渐渐脱离了以“复仇”得来的快乐,被一种巨大的心理空虚所笼罩。

她向家里主动要求再次换学校,到省会一家培训机构学画画,准备报考艺术类院校。“那时突然觉得复仇计划完成了,人生没了目标,连玩都变得没有意思,那就学习吧。”半年后,韦怡勉强被一所艺术类院校录取。

上大学后,韦怡开始反思这段混乱而无序的生活。但她发现,十四五岁的孩子的世界,是无法用成人的理性思维来认识的。虽然她如今仍无法理解,只因她完成老师交付的工作,同班女生就用暴力来对待她,但之后几年的经历使她发现,那个年龄的社会是名副其实的丛林社会,“强者才被羡慕,弱者不值得同情”——人人都有成为“强者”的渴望,如果不能在学习的任何一个方面成为强者,孩子们也不会拒绝依靠暴力成为强者。因为,他们所被灌输和所看到的世界,就是那样一个世界。暴力行为会随着打人后的征服感和成就感不断升级,幼稚而无知,使暴力变得更加残酷。就像她自己一样——依靠暴力为自己讨回了她所认为的公道。

但相比校园里的暴力,韦怡感到更刻骨铭心的,是父母的冷漠。他们认为这只是“孩子们之间打打闹闹”,质问她“为什么只打你,不打别人”,这让她感到自己被所有人讨厌,没有人关心她、爱她。直到工作后,韦怡才鼓起勇气问父亲,为什么在她最需要家庭帮助时那样冷漠,父亲总是转移话题,最多只说过三个字:别想了。

许多经历过校园暴力的人终身活在痛苦的记忆中,但韦怡是幸运的。她渐渐走出了校园暴力留下的心理阴影。她远离了曾经发生这一切的城市,并渐渐与家人、社会和过去的自己达成了某种和解。

如今的韦怡,温柔可人、工作稳定,正筹划着组建家庭。她说,如果她的孩子重复她的经历,她会选择先报警,再通知学校和对方家长,三方共同当面解决问题。“我会对孩子说,无论你遇到什么,都要告诉妈妈,妈妈会永远站在你身边,成为你面对一切的勇气。”

(应受访者要求,韦怡为化名)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原标题:那些年 我参与的校园欺凌事件

最新更新时间:07/16 16:25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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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周刊】那些年 我参与的校园欺凌事件

从一个被扇上百个耳光的“乡巴佬”,到用烟头烫别人的“大姐大”,一位 曾经的校园暴力的受害者制定了周密的复仇计划,成为施暴者。若干年后, 反思曾经的遭遇,她说,不要试图用成人思维,去理解孩子的世界。

24岁的韦怡对视频中的场景再熟悉不过。

9个十几岁的初中女孩围殴一名同龄女生。打人的女孩穿着高跟鞋,化着浓妆,戴着墨镜,超出了学生的装扮。她们轮番上去扇耳光,揪头发,脚踹腹部。被打的女孩被踹倒,跪在地上,双手捂着已红肿的脸。这段视频后来被证明是发生在江西永新县的一起校园暴力事件。

韦怡曾是校园暴力的亲历者,从一个被扇上百个耳光的“乡巴佬”到用烟头烫别人的“小太妹”,绝情的暴力、绝望的求助和绝命般的自杀,这个受害者最终选择制定周密的报仇计划,摇身一变为一呼百应的“大姐大”。不到两年时间,她“完美复仇”,代价是3年内换了5所高中,以及勉强上了一所艺术类高校。

不过,在韦怡看来,最大的代价还是难以复返的青春。

来自“新新人类”的威胁

韦怡长着一副标准的瓜子脸,大眼睛,说话温婉可人。她曾是一家电视台的项目经理,负责一个十来人的小团队。最近,她刚刚跳槽,到广州一家上市公司做公关。无论到哪,同事和领导对这个“乖乖女”都关照有加。

只有男友知道她的“秘密”。

1991年,韦怡出生在湖南的一个军人家庭。从记事起,她就“寄宿”在乡下奶奶家。父亲在部队服役很少回来,母亲在城市里工作,每个月回来看她一次。同样住在奶奶家的堂妹,与她年纪相仿,性格相似,自然成了她最好的玩伴。

或许是为了弥补在农村成长的缺陷,到了上学年龄,父辈们将她俩送进市里最好的私立学校,姐妹俩被分在了一个班,每人一年学费8千多元。那是1997年。

但重金难以填平城乡教育的鸿沟。她们发现,同学们各有所长,能歌善舞,而她俩身无长物。更要命的是,她们过重的乡音,身上穿的奶奶做的大红挂绿的衣裳,都成为同学们的笑柄。“我俩成绩都很差。三年级之前,我们都不知道老师在讲什么。”韦怡说。

同学们给她们很快起了外号“乡巴佬”,一叫就是六年。调皮的同学还组织公选了“班级四丑”,全班76名同学匿名投票,韦怡和妹妹高票当选。她们因此又多一个绰号。同学们有意无意地孤立她们,但姐妹俩互相做伴,也不太在乎。“学校给我的是一个假象,我只要有妹妹,就不需要交朋友。”韦怡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韦怡也有在乎的事情。同学们在班上炫耀,父母给班主任送了什么礼物,换来老师什么样的关照,韦怡也希望如此,便求父母送礼。“不能助长这种歪风邪气。”父亲不容置喙地回答。此后,她便很少再和父母交流学校生活。

2003年,韦怡考上了省重点初中。一个年级近两千人,她每次都能考进前50名,最好一次排名全校第三。在成绩即一切的中学校园,这个自闭寡言的女孩成为班长兼团支书。

跨入中学阶段的90后,很快成为一代“新新人类”。这个1990年代的台湾词汇在21世纪传入大陆后,迅速被大陆“新新人类”刷新了内涵。他们的时尚法则是:三天两头翻新奇特的发型,和怪异乱搭的服饰。

韦怡还记得,初二时,班里有几名“混社会”的小太妹,喜欢穿裆及膝盖的吊裆裤,用烟熏烫或玉米烫,做出头发根根直立的效果。她们在课间大谈与男友做爱的细节,甚至分享堕胎的痛苦。“那时都还没有是非观,大家感到的都是新奇。”韦怡回忆说。

班里的5个刺头儿很快和韦怡结下了梁子。韦怡是班长,会将她们迟到、旷课以及不交作业的情况向班主任汇报。在学校,向老师打小报告的人似乎都会受到鄙视。但最为致命的是,班主任会在韦怡报告后让她们请家长。这对处于青春期的初中生们,意味着极刑。

她们开始挑衅韦怡,在班里大声谩骂,或是闲聊时冷嘲热讽“管闲事的人没有好下场”,“我在外面认识人,想什么时候打她就能打她”。那时,“打同学”似乎成为一部分同学的“潮流”。韦怡班上一个叫郭美玲的女孩常鼻青脸肿地来上课,同学们议论,是校外人打的。若干年后,她改名为郭美美,并因炫富让中国红十字会饱受争议。

这一年,还有一个名叫马家爵的大学生因为打牌争执,杀死自己的4名同学。2004年的一项校园暴力问卷调查显示,10.5%的学生曾面临校园暴力的威胁,94%的学生认为,在社会中自身安全不能得到保障。

但韦怡没受影响。她的逻辑是:大家都是同学,更何况我是为了帮你进步。所以,当一个小太妹用手指着她威胁说“你以后说话给我注意点”时,韦怡只是轻轻地“哦”了一声。她后来回忆,那时她从没想过自己会和“校园暴力”扯上关系。

第一次遭围殴

距中考还有一个月左右的某天,一位同学偷偷塞给她一个纸条:放学不要一个人走,让你爸来接你。神经大条的韦怡并未在意。

因为高考占教室,学校提前放了学。韦怡还没来得及收拾书包,那5个女生就把她围住,要带她出去谈谈。她们拽着韦怡出了学校。“我当时腿都软了,一句话都不敢说。”韦怡被带到距学校步行十多分钟的一个水坝工地。

“你知道为什么要找你吗?”对方问。

她摇摇头:“不知道。”

“好,不知道就打到你知道。”就像发生在江西永新的视频一样,5个女孩轮番扇韦怡耳光,一共扇了5轮,平均每人打了十多个。

韦怡的脸顿时全是火辣的灼伤感,嘴角流出血来。但出人意料,她没有哭,也没有求饶。“我自尊心强,当时觉得,被打已经很丢脸了,再掉眼泪那就更丢人了。”

最后,她被打蒙了过去,再次清醒时,打她的女孩们已经走了。她的眼泪喷涌而出。尽管离家步行只要五六分钟,她还是打了出租车。她吓得浑身发抖,连书包都没顾上拿。

可是,当她浑身裹着泥、衣服上布满脚印、头发凌乱、嘴角带血地出现在家里时,军人出身的父亲的第一反应竟是机关枪般地训斥:“哭什么哭?还有脸哭?”“为什么连帮你的同学都没有,为什么不打别人,你想过没有,你这都是自找的。”

韦怡没吃晚饭,躲在房间从晚上7点一直哭到夜里9点。她越想越害怕,捂着红肿的脸冲到客厅:“明天送我上学,然后报告班主任行吗?”父亲拒绝了,“小孩子打打闹闹很正常。”父亲以部队的生活经验作为判断依据:部队里打架流血很正常,被打只能说明没本事。

韦怡当时的理解是,她们是打算把初中3年的仇恨在毕业前发泄,毕业之后就两不相干。在家养了几天伤后,韦怡才去上学。班级里的气氛明显不一样了,她感到同学们都在背后对她指指点点,却没人来安慰她。上课,她很难集中精神;下课,极度没有安全感的她以交作业为由躲在老师办公室。“我没有告诉老师,因为怕她们再打我,真的怕了。”

但第二次暴力事件很快发生了。上学第二天中午,5个姑娘要求她在放学前凑够500块钱,否则后果自负。一下拿出500块钱,对一个初中生来说不是小数目。“我当时想,一下拿出500块,非偷即抢,那我还是宁可选择被打吧。”

她“如愿以偿”了。地点还是大坝工地。拳打脚踢过后,姑娘们说第二天放学前要收到1000元,否则没完。“你们别想了,我爸妈不可能给我那么多钱。”韦怡嘴硬,“你们想干什么就抓紧,六点半回不到家,我爸就会来找我。”当天中午,她已请妹妹帮忙通知家人,放学后来接她。但这句威胁话换来的是一百多个耳光。

韦怡身上的八十多块钱都被抢走了。她狼狈地走回家。父亲只是冷冷地看了她一眼。她回到房间,开始了与父母的冷战。“我当时觉得,可能我并不是他们的亲生骨肉。”事后她才知道,妹妹也没有转告她的请求,理由是“去救你也来不及了”。

“我决定去死”

韦怡不再哭了。无助和无法逃避之后,她选择了忍耐。但是,1000元的威胁并没有作废,她第三次在放学后被架到了工地。

这次除了班里的5位“侠女”,又多了5个校外女生。她们化着烟熏妆,穿着高跟鞋和吊带衣,脖子、胸前、小腿上都有文身。校外女生显然是老江湖。

一顿殴打折磨后,10个女生离开时,还抢走了韦怡的小灵通。韦怡一瘸一拐地走到附近小卖部给家里打了电话。母亲看到女儿的惨状泣不成声。在医院,医生用消毒水清洗伤口,拿镊子将玻璃渣一粒粒夹出来。韦怡疼得边哭边骂:“我一辈子都恨你们,不要想让我孝顺,你们死了我都开心。”母亲一声不吭,倒是医生在一旁帮腔:“哪有你们这样的家长,怎么连孩子都看不好。”第二天,韦怡的腹部变成了紫黑色。

母亲终于向老师说明了情况,并给韦怡请了几天病假。但班主任的态度模棱两可,看起来不太想直接处理这件事。同班的5个女生中,有一个与韦怡家同住一个小区。母亲找到了她的家长,对方登门道歉,还赔偿了5000块钱。不成想,这成了韦怡下一次遭遇的祸根。

休息数天再回到学校,距中考只有十几天,韦怡对考试彻底失去信心,上课就想哭,晚上12点还睡不着,被打的场景就像电脑病毒,强行按顺序在脑海里播放。

但没过几天,那个赔了5000元钱的“女汉子”又跳了出来,扬言要制服韦怡,找回父母赔钱的面子。“我们今天还要打她,所有人都要在场,谁不去我们就打谁。”她在班里公开宣布。

最后有三四十名同学出现在工地,以女生为主。5个女生要求每人至少扇韦怡一个耳光。一个同学反对:“大家都是同学,何必这样呢。”刚说完,她就被甩了十多个耳光。

大部分打韦怡时都是装装样子,但也有人下狠手。“直到现在,这都是我人生最为屈辱的一幕。” 韦怡高声叫道:“你们会遭报应的,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们。”对方一脸不屑:“报应赶紧来吧,我们这是替天行道。”韦怡的心理防线很快崩溃了。同学们七嘴八舌地议论,她只能看到嘴动,听不到任何声音。

同学们渐渐四散,留下韦怡孤零零的一个人。茫然四顾,她不知道是该回家,还是留在工地。除了被打的屈辱,她心里不断冒出来的念头是:明天会怎么样?后天呢?

她站起身,没有回家,而是朝着大坝下的江边走去。她决定去死,不再面对这个残酷的世界。

她一步步走入江中,水漫到腰部时,突然感到有两只胳膊将她抱住。原来,同班的一名男生没有离开,一直跟着她。韦怡与男生厮打起来,哀求对方放手。尽管被呛了几口水,男生最终还是把她拖了上来。

男生把她送回家,讲述了整个过程。韦怡第一次看到严厉冰冷的父亲惊慌失措的样子。虽求死而不得,韦怡似乎依然从这个仪式般的行为中获得了某种新的能量。那个晚上,她在日记中宣布——她要复仇,并列出了详细计划:第一步,成为有势力的人;第二步,存钱,有了钱才能有小弟;第三步,将10倍的耳光一一还回去。“不报此仇誓不为人。”

这一年,在中国校园暴力的受害者中,韦怡不是最惨的。甘肃会宁县四名初三学生围殴一名男生,其中将长刀插进受害者颅脑内12厘米。2006年似乎也成为校园暴力高发年份,媒体甚至在年末盘点全年的二十余起严重的校园暴力事件。也是在这一年,台湾地区专门开通了反霸凌免付费电话,提供24小时申诉服务。

“打人居然很爽”

靠着“吃老本”,韦怡考上一所市重点高中。她的成绩本来可以考上省重点高中。

暑假里,韦怡启动了第一步计划。她一天十几个小时泡在本市的百度贴吧里,与各种人搭讪,也观察、考量着每个人的身份。她注意到一个女网友的发言,总会有很多人追捧,在吧内一呼百应。“她的人脉应该很广。”

韦怡决定结识她。她主动攀谈,向她献殷勤,并渐渐学会了花言巧语,察颜观色。上了高中后,她一改从前自闭的生活习惯,广交朋友,每个月家里给她1500元住校生活费,她省下来请同学们吃饭。人漂亮,性格开朗,出手大方,她很快成了年级的焦点。但由于高中实行半军事化管理,为了“复仇”的人脉拓展不至于半途而废,韦怡常凌晨翻墙出去上网。开学不到两个月,她就被学校开除了。

自杀事件之后,父母一直对她心存愧疚,被开除后的韦怡开始为所欲为。韦怡与那个呼风唤雨的女网友见面了,把自己省下的钱都花在她身上,甚至深夜给她送夜宵。韦怡这时知道,她是一个酒吧坐台女,那年21岁,韦怡也刚满15岁。韦怡认这位网友为姐姐。

姐姐带着她游走各种场子结交朋友。虽然身份是坐台女,但韦怡能感到姐姐并不是是非不分。姐姐有时会吸食大麻和打K(吸食K粉),但从来不让韦怡碰,有朋友想灌韦怡酒,姐姐都会帮她会拦下来。“我觉得她是真对我好。”。

一个偶然的机会,韦怡与姐姐、朋友在KTV唱歌,居然遇到了初中打她的那5个女孩中的一位。“给我跪下说100声对不起。”韦怡招呼包房的二十多人把她围住,瞪着对方叫道,就像当年她们瞪着自己一样。对方完全没有了当年叱咤风云的样子,低头跪在地上开始说“对不起”,每说一句,周围的人就数数,一直数到100。“那时还下不了手。”

这个女孩显然不服,事后叫上曾让韦怡跪玻璃的校外女孩与她约架,地点仍然是那个水坝。对方只带了四十多个高中生,而姐姐却帮韦怡叫了六十多个夜店看场子的哥们,刚一碰面,还未动手,对面就有一半人被吓跑了。

“妹妹,是你亲自动手,还是我们上。”一个壮汉问韦怡。韦怡摆出大姐大的派头:“把棍子给我。”三个曾经给韦怡的双腿留下伤疤的女孩跪在她面前,她抡起棍子就打,直至三个人抱头求饶。姐姐这时候站了出来,打了每人三个耳光:“这是我妹妹,要再找她麻烦,我奉陪到底。”

一种从未有过的满足感从天而降,韦怡终于感到可以充分自由地呼吸了,所有曾经消失了感受瞬间回到了她身上:自尊、成就与兴奋。她觉得整个人都满血复活了。

“那次打人之后,我感到很爽,觉得这种生活令人羡慕,就算不上学也无所谓了。”韦怡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为了感谢这些朋友,韦怡请大家去KTV消费,一共花了7千多块。但韦怡暗暗给自己定了规矩:只针对那些曾经欺负过自己的人,绝不伤及无辜。她正式成为了“混社会”中的一员,并以文身作为投名状。她在锁骨处文了一个精灵,寓意涅槃重生,又在腰部文了坐台姐姐的英文名字,以示铭记和感恩。

“复仇计划完成了,那就学习吧”

韦怡的父亲转业后进入商界,手头还算宽裕。家人花了5万元,将她送到另一所市重点。只过了3个月,因为与老师打架,韦怡再次被开除。“爸妈彻底对我失望了,觉得我需要看心理医生。”

但韦怡却巴不得这样。她逐一寻找“黑名单”上人的下落,继续未竟的复仇计划。她对此也驾轻就熟。如果是约架,她就带上三四十人赴约,若是去校门口搞突然袭击,只需带十几个帮手即可。复仇现场,她也不再纠结,一阵耳光,连打带踢后,她就袖手旁观,交给打手们处理。当年对她颐指气使的姑娘们,往往没打几下就哭着求饶。“真没我有骨气。”韦怡一脸不屑。

那时开始流行用烟头烫。有打手要烫对方的脸,韦怡制止了。“烫手就可以了。”她指示。如今,韦怡觉得那时的自己虽然有些嚣张,但内心还算善良。

高二时,她去了第三所高中,她浑浑噩噩地混了过去,快到高三时,家人再次花重金将她转到了一所省重点高中。这个社会经验丰富的女孩一眼就看出了问题,学校把花钱来的学生分在一个班,她居然跟男友成了同班同学。

但奇怪的是,满身风尘气的韦怡开始看不惯班里的氛围。同学们在课间玩炸金花赌博,起步就50元;有的晚上去泡吧还会打K;几个官二代傲气十足,每天专车接送。17岁的韦怡渐渐脱离了以“复仇”得来的快乐,被一种巨大的心理空虚所笼罩。

她向家里主动要求再次换学校,到省会一家培训机构学画画,准备报考艺术类院校。“那时突然觉得复仇计划完成了,人生没了目标,连玩都变得没有意思,那就学习吧。”半年后,韦怡勉强被一所艺术类院校录取。

上大学后,韦怡开始反思这段混乱而无序的生活。但她发现,十四五岁的孩子的世界,是无法用成人的理性思维来认识的。虽然她如今仍无法理解,只因她完成老师交付的工作,同班女生就用暴力来对待她,但之后几年的经历使她发现,那个年龄的社会是名副其实的丛林社会,“强者才被羡慕,弱者不值得同情”——人人都有成为“强者”的渴望,如果不能在学习的任何一个方面成为强者,孩子们也不会拒绝依靠暴力成为强者。因为,他们所被灌输和所看到的世界,就是那样一个世界。暴力行为会随着打人后的征服感和成就感不断升级,幼稚而无知,使暴力变得更加残酷。就像她自己一样——依靠暴力为自己讨回了她所认为的公道。

但相比校园里的暴力,韦怡感到更刻骨铭心的,是父母的冷漠。他们认为这只是“孩子们之间打打闹闹”,质问她“为什么只打你,不打别人”,这让她感到自己被所有人讨厌,没有人关心她、爱她。直到工作后,韦怡才鼓起勇气问父亲,为什么在她最需要家庭帮助时那样冷漠,父亲总是转移话题,最多只说过三个字:别想了。

许多经历过校园暴力的人终身活在痛苦的记忆中,但韦怡是幸运的。她渐渐走出了校园暴力留下的心理阴影。她远离了曾经发生这一切的城市,并渐渐与家人、社会和过去的自己达成了某种和解。

如今的韦怡,温柔可人、工作稳定,正筹划着组建家庭。她说,如果她的孩子重复她的经历,她会选择先报警,再通知学校和对方家长,三方共同当面解决问题。“我会对孩子说,无论你遇到什么,都要告诉妈妈,妈妈会永远站在你身边,成为你面对一切的勇气。”

(应受访者要求,韦怡为化名)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原标题:那些年 我参与的校园欺凌事件

最新更新时间:07/16 1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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