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敬明从缺乏照明且狭长的过道走过来，被几位助手簇拥着。虽然身材瘦小，但任何人都会立刻知道，这一群人当中，他才是主角。在窗前的微光中站定，他微微欠身，问好，就座。他礼貌、谦恭，但绝对强势。对每一个问题，他有问必答，从不掩饰，回答坦诚真切，同时滴水不漏。拍照时，他一套套换衣服，不厌其烦地一次次做出同样的表情，用不带个人情感的职业化态度对待这项工作。

对话中，这个一直被巨大争议所遮蔽的年轻人，坦露了内心深处的想法，关于财富、权力、社会公平、富二代、垄断，关于孤独与死亡。

“我不要一个行业做到99分，我就要做5个行业，每个行业都做到80分”

中国新闻周刊：如果仔细看你的访谈，会发现你经常提到一些在艺术和思想上影响过你的人，电影方面有岩井俊二、蔡明亮、王家卫，作家有苏童、史铁生、王小波。但为什么你的作品中没有这些人的痕迹？

郭敬明：我涉猎的范围很广。在初中高中我们疯狂阅读的时候，我在自贡，其实没办法接触到很多类型，所以在这个范围里面看到的比较多，我喜欢这些文艺的东西。2000年去了上海，这是我人生最黄金的14年，它对我的性格多少是有改变的，包括视野、审美取向。上海是特别务实、国际化的城市，它的很多文化审美很西化、国际化。你会接触更多的类型，这样会发现自己喜欢的东西也越来越多。就像我看电影一样，我喜欢看一些很闷的电影，比如金基德的电影，像《莫比乌斯》，我看到后面都哭了，很压抑，我觉得这是它能撼动人的东西。但是我是不是要拍这样的东西？不是。我可能擅长于大众都能接受的东西。但是到了很文艺、很厚重，比如王小波、王朔、莫言的高度，我很清楚我自己的能力没有到那个位置。

中国新闻周刊：但你想有一天能到那个位置吗？

郭敬明：不勉强，很难，一两百年留得下一两个人就不错了。在电影的层面，好的商业片、类型片是可以通过学习和练习，通过好的资源整合去做出来的，但是传世的经典作品，真的是可遇不可求。每个导演都想拍出那样的作品，但不是每个导演都做得到。

我的人生价值观取向就是，不是要一个行业做到巅峰、做到99分，去无限地追求，对我而言，我就要做5个行业，每个行业都做到80分，我的人生体量是400分的总体量，而你是99分的总体量，你很难说是99分更成功，还是400分更成功。

中国新闻周刊：这是你后来才有这个想法，还是一开始写作的时候？

郭敬明：渐渐地在这个环境里面产生的判断。从写作开始，你会面对很多诱惑，就要有很清晰的敏感度去判断哪些你能去做，哪些不能做。我以前也被叫去当歌手，去演戏，但是帮别人做过这些之后，知道这不适合我。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一开始不会有那么清晰的人生规划。

“不安全感已经渐渐冲淡了”

中国新闻周刊：回到开始你在小城的生活，以前你父母对你的未来有什么要求吗？

郭敬明：我的爸妈很普通，我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要好好念书、好好努力，上个好大学，找个好工作，才能有钱，不然就会很穷，找不到好老婆，不能买大房子买车，孝敬父母。全中国90％的父母都是这样教育小孩的。我父母对我要求的前提是不能犯法，不能做伤天害理的事情，你得靠自己的努力。

我的价值观是从小形成的，只要不犯法，靠自己的双手辛辛苦苦工作过上好日子，别人就不要干涉我。我合理地享受生活。我赚了这么多钱，不用就对了吗？还是说要全部捐给别人？这是一种道德绑架。不能因为有钱，就定义这是罪恶。

中国新闻周刊：这和中国的社会发展矛盾和贫富差距有关。

郭敬明：对，我觉得我扮演了一个催化剂的作用，一个符号的作用。但实际上我并没有要煽动什么，要去挑战什么。以前爸妈一个月给我1500块钱，我就在1500块钱内生活。现在可能一个月不是1000多块钱，是10万块钱了，我如果还是按这个来花，还是买200块的鞋子，那样的生活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中国新闻周刊：你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这些是什么时候？坦白讲，是不是最初也有逆反心理，“你们这样说我，我反而要炫富给你们看一看”？

郭敬明：我觉得之前也有炫富的阶段，但不是你说的这种心理，而是很朴素的。比如男孩买了辆山地车，女孩买了漂亮裙子，会想给朋友看，还是小朋友的那种有了好东西的心态。但是这一过程中，忽略了作为公众人物的示范效应。但是现在，你看不出我穿什么品牌，我也很少会对外提及我用的什么、穿的什么。确实我也渐渐过了迷恋品牌的年纪，我觉得舒服就好了，不用再去证明什么了。以前是不讲究不行，别人会要求你。现在不讲究，别人不敢说你不行。当你越强大，自我越完整的时候，你就不用再去用外界的符号去定义你自己，你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强烈的符号，一个品牌的形象。就像乔布斯，永远就是一件黑毛衣，你也不能说他什么。

中国新闻周刊：你在自贡小城的成长经历，是你到上海面对繁华之后有自卑感、不安全感的来源吗？

郭敬明：可能前面一两年，大一大二刚进学校的时候会有，但是我很快就开始写书赚钱了，所以那个阶段没有持续很久。而且当时跟同学的差别可能就是我的鞋子500，你的鞋子1000。有压力，但是没有到受不了的地步。反倒是成为公众人物、进入娱乐圈之后，压力陡然放大了，就是刚成名那两三年。

中国新闻周刊：假如有人说你是小城青年，你觉得这个词是贬义的吗？

郭敬明：我觉得这是客观的存在。

中国新闻周刊：那凤凰男呢？

郭敬明：凤凰男是什么意思？

中国新闻周刊：在小城长大，通过自己的努力成功在大城市里立足，但仍然有着小城青年的自卑和劣根性的这样一种人。这是贬义词吗？

郭敬明：自卑在我身上越来越少了，几乎不会有明显的存在。但周围有朋友说我骨子里还是像乡下的小孩，喜欢热热闹闹的，吃饭、出去玩要带一大帮人，有天生的热情张罗感。而从小在纽约、东京生长的小孩，那种冷漠和隔阂是很难改变的，可能就是自己享受红酒、美食。我觉得我这样也挺好的，不是坏事，我性格里就是喜欢分享。

中国新闻周刊：据说你没有办法忍受一个人吃饭？

郭敬明：现在已经接受了，之前有点不习惯。现在很忙，一个盒饭，10分钟、15分钟吃完就继续工作。去餐厅的话，如果是一个人，我还是接受不了。

中国新闻周刊：你是个很怕孤独的人吗？

郭敬明：我不怕孤独，但是我喜欢热闹的状态。

中国新闻周刊：28岁的时候你立了遗嘱，你是很怕死的人吗？

郭敬明：我不怕死，主要是我死了之后有太多事情要安排，不能抱着撒手不管的心态。我是掌控性很高的人，我喜欢我的人生是有规划的。

中国新闻周刊：你曾经写过：“我要挣足够多的钱，让父母在晚年身体不好的时候可以治病，甚至换命。”这种不安全感是一直伴随着你吗？到现在也没有解决掉吗？

郭敬明：可能就是在父母方面比较较真。我不会因为其他事情跟你动怒，但是在这个事情上你不要碰，这是我的底线。虽然现在我没跟他们一直在一起，但是我心里有一个屏障，哪怕退到最后的位置，我还是一个儿子，这个身份是最底线的安全感。但是他们去世了，我连最后一个身份都没有了，这是比较可怕的。我小时候和他们关系非常好，如果有一天，明明我知道（父母的健康）是花钱可以解决的问题，而我没有钱，我会恨死我自己。其他方面，不安全感已经渐渐冲淡了。你自己越来越强大，就不太怕所谓的失去，失去了会再有，还可以再挣钱。但是有些你无力改变，比如衰老、死亡。

“我20岁时是少年，到30岁时已经是中年了”

中国新闻周刊：你写的《小时代》的女主角——林萧的可爱简单、顾里的强势和理性、南湘的感性和爱憎分明，唐宛如的无脑单纯——特别像你的四种人格的投射。

郭敬明：不只女主角，其实男性角色也有我性格的侧面。小说里这群人是我性格打散了的状态。《小时代》算是复合主人公，她们单独拆散了不是主人公。

中国新闻周刊：你曾说到，《小时代》连载了5年，加上拍电影一年，这段时间是你人生观、价值观变化最大的，到底是哪些东西在变化？

郭敬明：最大的变化是从学校的体系蜕变到社会的体系。在大学之前，不用担心经济收入，也不用考虑职场竞争，你的任务就是学习，这是一个像温室房子一样的封闭空间。做《小时代》的5年，是我从大学毕业到工作的时期。不光是我，每一个年轻人都会经历剧烈的人生变化。你是对这个世界妥协呢，还是坚持自己？你想要很多东西，也会丢掉很多东西。我选择从她们大四快毕业开始写，之前的经历用一年就够了，之后进入社会，这5年是她们变化最大的一个时期，从曾经的学生到初期的成年人。

中国新闻周刊：可是你真实的成长经历、接触的人，与你的大学同学是两个世界，你怎么去把握这种状况？

郭敬明：其实没有办法去把握一个所谓的参照物或者标准。我的身份太特殊了，没有一个像我这样的人让我来学习。我大部分时候还是摸着石头过河，不断地去尝试。你不可能每件事情都处理得特别好，反过来，也是很多正面负面的新闻加在一起造就了郭敬明现象。在这个过程中，你必须极速地成长，否则你就很容易烧得太快，瞬间熄灭。这就需要你有很好的控制力，超人地付出。这个社会的资源本来就是遵循篝火理论，大家都希望把自己的柴放到燃得最旺的篝火里面，所以说当你越来越好的时候，其实你能够匹配到的资源就越来越好，你的选择更多了。当然这个前提是你付出别人想象不到的努力。你事业做到这么好的情况下，肯定牺牲了许多别的东西，恋爱、私生活等等作为人的享受。

我的青春成长比一般人要复杂得多。大家的20岁到30岁是从不懂事的男孩变成了青年，从30岁到40岁变成中年，但是我把这两个阶段混合到了一起。我20岁时是少年，到30岁时的心态已经是中年了。他们有很明显的分界，但我是直接从少年变中年。

中国新闻周刊：这导致你更温和、冷漠，还是无所谓呢？

郭敬明：更温和，现在没有以前激烈。我以前年轻气盛、恃才傲物，这样的状态激发了很多人对我的戒备。

这些年媒体对我的看法也渐渐在变，他们发现我其实也有很有趣的地方，发现我挺努力，挺有才华的，对商业把握也很准，对我有新的认知。虽然没有到全面肯定你的地步，但是至少跟以前拒绝了解、只从主观判断有很大的变化。如果放到几年前，这种变化我觉得很欣慰，但是现在，有了这种变化我也觉得无所谓了。

中国新闻周刊：你觉得自己变得温和，是从哪年开始的？

郭敬明：从做导演开始，变化是最明显的。这个行业的强度比其他更大。我还要负责投资、预算等等，更偏向于一个制片人的角色。接触的领域再一次陡然放大，面对更多的陌生人，更多挑战。这时你会变得越来越理性、温和。急躁不解决任何问题，只会激化矛盾。

以前我打助理的电话，如果他没接到，我会非常生气，我会给身边所有人打电话，让助理给我回电话，所以我的助理没有接到我的电话会很紧张。但现在我不会打不通继续打了，我会发条短信让他知道我找他什么事情。

“你过不去，谁帮你都过不去，只能靠自己”

中国新闻周刊：肯定有很多想与你进行利益交换甚至利用你的人，这不会让你的心里越来越戒备吗？

郭敬明：我本身不是很介意钱，因为我做好一件事情就一定能赚到钱。但是你上来就想要多少钱，把精力都放在这上面，反倒是做不好。我的合作原则就是，你跟我合作，我希望你一定赚钱，甚至比我赚得多，那你才会继续跟我合作。我看重的不是钱，而是郭敬明导演、郭敬明作家这个品牌，是整体的价值。和我合作的人我会很清晰地问他，你想要的是什么，是想要噱头、钱还是品牌效应？是想通过这个项目来融资？还是通过这个项目本身去实现利润？我会在你的需求上面做方案。

中国新闻周刊：你会这么直接地去问吗？

郭敬明：其实你不用问得很清楚，大概就会了解。谈生意双方都会很委婉地表达商业诉求，只要互相能匹配上。你要的对我来说不重要，我要的对你来说也没有意义，这样的情况下就能够很好合作，各取所需。如果你想要的东西正是我想要的，这种合作就会出问题。我认同一个原则：你想要赚钱，就要先让别人赚钱。

这都是渐渐成长起来的。处理事情、整合资源的能力是在这一过程中渐渐变强的。原先出一本书会想到版税、首印要多少，但是现在出一本书会想到很多周边的归属问题，怎么去开发、整合资源等，没有那么简单了。

中国新闻周刊：你写东西、拍电影、进入娱乐圈，任何一步都没有“精神导师”吗？或者能有谁让你倾诉的吗？

郭敬明：没有。

中国新闻周刊：有谁能让你在困惑的时候打个电话说一说的吗？

郭敬明：没有办法打电话，打给谁也不能解决困惑，连我都不懂这些东西的时候，他们更不能理解。如果是专业领域我就会问专业的人，财务问题我问财务顾问，法律问题问律师，但是个人层面如何解决心理问题、个人品牌等等，就没有办法问别人，很难去听谁的，只能自己消化。有人说过，我是一个是什么都能商量又什么都不妥协的人。我喜欢问所有人的意见，但最后整合的时候，我会有自己的判断，别人不会干涉，我也不会动摇。

中国新闻周刊：过不去的事，没有要去找朋友谈心的需求吗？

郭敬明：没有，我连宗教信仰都没有。谈心没用，你过不去，谁帮你都过不去，只能靠自己。

中国新闻周刊：你是从小这样吗？

郭敬明：差不多一直这样。

中国新闻周刊：你的所有判断中，到目前基本上没有犯大的错误？

郭敬明：没有。

中国新闻周刊：不知你能不能坦诚地回答，以你这么特殊的地位、状态和年纪，你身边有真正的朋友吗？

郭敬明：很少。与我高度匹配的不太可能。我身边的人，要么是与我有工作关系的人，要么是纯私生活中的人，中间是没有交集的，（能有交集的人）最多有一两个。但我对人有很强的信任感，有所谓的朋友间的关系。比如与你合作久了，我认可你，不会去想着坑你。

中国新闻周刊：你说你喜欢party，一屋子里几十个人，你觉得如果没有钱、名声，这些人会到你这里来吗？

郭敬明：大概有四五个人可以。

中国新闻周刊：你回忆中说，过年的时候回到家乡，和以前的朋友喝酒唱歌，会放下外面的“郭敬明”，现在还会这样吗？

郭敬明：只要过年回去我都是这样一种状态，但是很短暂，两三天而已。一回去就跳回高中的状态。不会跟他们聊工作，聊的都是当年的事情，能把时间拉回去。但是，只跟当时玩得很好的那几个人玩儿，稍微有点隔阂的人我都不接触。因为他们看你还是看明星、符号。

“我加入不加入作协都是可以的，对我没有任何改变”

中国新闻周刊：你会不会有意或无意地对都市中的高楼大厦、勾心斗角有夸张化的呈现？

郭敬明：会。这是在我的作品里很常见的。为什么会经常被人批评，他们觉得你这个不是大事儿，我们经历的饥荒、战争等等，每一件事都远超于你描述的东西。但是你得回到我的生活经历。我没经历过文革、战争，我们这代人生活中最大的事不就是死了个男朋友，闺蜜跟我翻脸了，或者商业上勾心斗角？我身边连犯罪的人都没有。硬要去写杀人后的心理状态等等，我觉得我的虚构能力不够。当然有的作家很擅长虚构，而我有擅长的东西，我能把小矛盾、小细节写得很撼动你。我觉得用你擅长的去强化你的美学风格就可以。

中国新闻周刊：你有没有想过，你总有一天会变成真正的中年人，你写的东西可能不会被那时的年轻读者喜欢？

郭敬明：我觉得谁也不知道我未来会写什么东西。我不一定40岁的时候还写《小时代》，但是你问我现在写什么，我就一定写《小时代》。现在我能把握的普世情感，就是《小时代》里面的友谊地久天长、青春梦想万岁。再往深、再往大里去说，就要等我有更深的人生厚度之后。这是一个量力而行的过程。

中国新闻周刊：你对于老作家，比如作协系统内的王蒙、莫言等人，永远抱着非常谦虚、尊敬的态度。这是因为你觉得通过这种态度可以得到他们的庇护，还是只是觉得这是晚辈对长辈应有的态度？

郭敬明：我觉得应该尊敬他们。他们人生取得的成就、他们看过的东西，是远超于你的。我是发自内心地尊敬。我相信成功者必有成功之处，能做到今天一定是有厉害的地方。成功不止钱的方面，而是各个领域的。我受的教育很传统，尊老爱幼是我骨子里的东西，看见隔壁老人，我也会帮忙拎垃圾袋。

中国新闻周刊：外界也许会认为你是对权力的臣服，你会去解释这些东西吗？

郭敬明：我臣服不臣服他又怎么样呢？王蒙老师跟我没有交集。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复杂。对作协为什么要不屑呢？这个组织，里面有很多厉害的作家，我们从小看他们的作品长大的，我今天可以成为他们的一分子，我为什么非要站出来说“我就不”？我很喜欢李安、诺兰，他们都是电影家协会的，他们要是说“小四我希望你来跟我们一起”，我说“不”，我疯了吗？我不可能那样。我加入作协之后并没有要去从政，我还是保留我个人的东西，我不认为这是对我有多大影响的事情。本质上来说，我加入不加入都是可以的，对我没有任何改变。

中国新闻周刊：大家可能觉得作协代表体制。

郭敬明：我的政治观念很薄，你说“体制”，我都不一定听得懂，我是真的听不懂。

中国新闻周刊：作协里的被认为是官方作家，比如会部分承担宣传任务。

郭敬明：从来没有接到这样的要求。说实话，如果说得再直白一点，如果今天要让我联系作协，我都不知道该联系谁。我都不知道作协在哪儿。

中国新闻周刊：你在博客上写过，2009年韩红在太庙开专辑发布会，你问别人：“这靠钱是搞不定的吧？”然后你才知道韩红是空军干部，你说“太牛了”。别人会觉得，你对特权是有崇拜的。

郭敬明：倒也谈不上崇拜。只是觉得很厉害，很简单的惊讶感。我和韩红只是过节问候一下。我是很随缘的，走得近就是走得近，不会特意去经营这种关系，这是我比较淡泊的部分。

中国新闻周刊：可能这有点阴谋论，我为什么一直有种感觉，媒体塑造的你的形象，你无意去打破？

郭敬明：一方面我没有办法改变。媒体特别奇怪，一方面看不起你，一方面又想让你去做商业推广。我控制不了媒体怎么去塑造我的形象。另外，媒体怎么定义我，我渐渐也觉得无所谓了。

中国新闻周刊：实际上这种状态对你是有好处的，因为如果没有“点”可做，曝光度就会消失很多。你会有这种想法吗？

郭敬明：我觉得是双刃剑。这就是我说的，好的新闻坏的新闻共同作用，构成今天这样的郭敬明现象。

“我的知识结构决定我做不了一个知识分子”

中国新闻周刊：你永远没有想过，要用自己的公众身份来说一些话，来做一些矫正社会或批判性的事情吗？

郭敬明：我觉得第一是我不擅长这个领域。我们有所谓的公知，他们对社会现状、权力结构有清晰认知和鲜明观点。但是我不懂，我不知道我的观念看法是否正确。因为你的影响力太大之后，你轻易说一句，会有一个放大的效应。在这么多不确定的情况下，我干脆就不表达，我去做好我的事情。术业有专攻，我作为作家能写很好的小说，作为导演可以好好拍电影，我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也是有贡献的。有的事我不擅长做，你要让我做，这不见得是一件好事。就算你喜欢韩寒，崇拜韩寒，但是如果这个国家13亿人都是韩寒，你觉得会好吗？

中国新闻周刊：举个例子，比如你的私人公司这么努力才赚一个亿，但是垄断企业什么都不用干，盈利会比你多，这时你会怎么想？你不会有任何抱怨吗？

郭敬明：我没有感觉，主要是我也不懂。可能他们有政府资源，会稍微容易一点，但是在一个国家的政治结构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你就去遵守嘛。可能有很多不合理的东西，但我这样一个小小的作家，轮不到我来说这个事情。

中国新闻周刊：你和朋友聊天会聊这些社会不公的问题吗？

郭敬明：很少。主要是我不懂。我的生活除了工作没有别的了。

中国新闻周刊：公众有潜在的心理要求，希望你作为所谓的知识分子，用自己的影响力去改变一些东西，你认同这种想法吗？

郭敬明：我不认同。我的知识结构决定我做不了一个知识分子。我只在我的专业领域里很懂，但在非专业领域里面，我就非常不懂。就像你不会要求农民工去做知识分子发表评论。在政治或其他领域，我和他们的知识储备是差不多的。一来我不关注这些东西，二来我也不太懂。

中国新闻周刊：你有一段时间特别愿意谈论爱国，比如，在微博说，奥运会时五星红旗升起，你泪流满面。

郭敬明：我并不是现在得到利益才这样，我小时候就这样，小时候看到中国得冠军，我真的很开心，是很朴素的爱国情怀。我就是很喜欢这个国家的状态，民族文化、吃的菜、过春节热闹的感觉。西方文化的氛围我受不了，这是骨子里的情感。我有太多机会可以移民，但是我受不了生活在那些地方，接受不了那套价值体系和文化。

中国新闻周刊：你是一个无论怎么也不会移民的人？

郭敬明：应该很难。这个不在我的考虑之内。

“我非常实用主义，又很浪漫”

中国新闻周刊：生意、电影、写作，哪个带来的快感最大？

郭敬明：先写作、电影，生意其次。

中国新闻周刊：你不断地说喜欢财经类杂志，你说财经不单是带来钱的积累，那是什么呢？

郭敬明：它是理性逻辑上的胜利，你有清晰的规划，就跟做数学题、物理题时解开答案时的感觉一样。而在写作和导演方面，就是艺术美的享受。

中国新闻周刊：除了现有的几项工作，你还有目标吗？

郭敬明：有啊。我未来很有可能会变成一位设计师，设计家具、杯子、包包，都有可能。我有很强烈的美学观念。拍电影也是在释放给我的美学观念。所有人都在骂《小时代》的时候，也会说画面很漂亮。

中国新闻周刊：你在这么小的年纪得到别人不可能得到的东西，会有一个阶段，去钻研形而上的东西，去想想终极的东西吗？

郭敬明：我现在还没有到那个程度。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到了可能会有想法，没到也无法去预想未来。

中国新闻周刊：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可以开玩笑、自嘲，别人对你身高的嘲笑都可以不在乎？

郭敬明：就这两三年吧。现在我上快乐大本营都尽量调侃，但是两三年前会提前说尽量不要提这方面的，会很尴尬。没有标志性的时间点，就是量变到质变的过程，现在觉得无所谓了。

中国新闻周刊：你能描述一下你内心最尊敬的是哪种人，最鄙视的是哪种人吗？

郭敬明：最尊敬的就是自力更生的人。

中国新闻周刊：那你应该很反感富二代、官二代？

郭敬明：这分人，很多人都一竿子打翻一船人。我认识的富二代，他们在知识、才华、修养等等任何方面都要甩所谓的屌丝十万八千里，再加上家庭条件好，凭什么不成功？很多人在逃避，觉得我不如你，就因为你爸妈比我爸妈好。同样的，我爸妈也不是很好，但你也不如我。这种人我就不喜欢。他们喜欢抱怨，不找自己的原因，永远找外界的原因。

中国新闻周刊：你觉得所有批评体制、批评不公的人，都是在抱怨吗？

郭敬明：不一定，要看状况。有些人也说得很对。只是这个国家这么大，真想要解决问题不是能这么快就解决的。从长远看，2014年的中国肯定比1975年的中国好。我不喜欢带倾向性的、贴标签的做法。

中国新闻周刊：你什么时候有的上海户口？什么原因呢？

郭敬明：很多年了。人才引进。

中国新闻周刊：那个时候是不是特别爽？

郭敬明：不爽，我整了好多年，特别麻烦。

中国新闻周刊：上海户口对你有什么用吗？

郭敬明：不是啊，我出国都要回自贡办手续，多头痛啊。如果是自贡户口，我很多国家都去不了。它不开放自由行。

中国新闻周刊：这个时候，你也不会去抱怨怎么是这样的户口政策？

郭敬明：很烦，但是也没办法，（现状）就只到这种程度。

中国新闻周刊：你不会想让这个社会更加公平，来保障你的财富安全？

郭敬明：没办法，这超过我的能力范围。

中国新闻周刊：外界普遍认为郭敬明是一个实用主义的人，你认同吗？

郭敬明：我很矛盾，我非常实用（主义），如果一件事情没有价值我就不愿意去做。但做事的同时，我是很浪漫的，我拍电影、写小说的内容都很不切实际，很夸张。我也不知道我是什么样的性格。

中国新闻周刊：有人说你是愿意去做利益交换的人。比如你想上重要杂志的封面，就会去谈你能给它们什么样的资源。你会做这样的事情吗？

郭敬明：可以啊，商业社会不是都这样吗？所有的商业公司之间都是相互满足。

中国新闻周刊：外界认为你什么东西都能计算。

郭敬明：看你的底线在哪。我的底线就是第一要合法，第二，不伤害别人。我出道这么多年，从来没有主动伤害过谁，都不批评别人。哪怕骂我再难听，我很少骂回去。我特接受不了就转身走了，不理你了。理你也没有太大的意义。

（实习生王思语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