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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价冲上历史最高点,茅台“平价供应”何时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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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价冲上历史最高点,茅台“平价供应”何时实现?

股价冲上历史最高点,在放大了茅台品牌价值的同时,也让茅台的各项隐患被放大,使得此前李保芳一直强调的“平价供应”更难以实现。

文|华夏酒报

在上市近18年后,茅台又一次创造了股市奇迹,股价飙升到1000元以上。其市场表现同样堪称神勇,飞天茅台实际零售价已经飙升到2000元/瓶以上,远高于厂家指导价1499元,且市场长期处于断供状态,一瓶难求。

但“眼看着起高楼”,来自于市场的担忧和批判也不绝于耳——消费股走高的同时,外界对白酒业的负面观感和误判也随之加大,而在茅台一骑绝尘的状况下,它很可能会陷入“代整个行业受过”的境地;股价与市场表现的正相关,也会导致任何一端的波动,会随时传导到另一端,形成从“互为支撑”到“互为拖累”的不利局面。

茅台实际上已经成为舆论靶标,从过去的反腐败,到如今的行业标准问题上,莫不如此。

在社会舆情与反腐措施的双重叠加下,茅台容易成为众矢之的,这让戴上价格王者桂冠的品牌,陷入到一种既沾沾自喜而又如临深渊的境地。

2012年开始的“严禁三公消费”不止重挫了酒类产业,也让部分品牌饱受批评,这其中尤以茅台为代表。彼时在外界看来,茅台一直是“官酒”、“三公消费”的典型代表,它的繁荣与发展,是建立于公务消费等腐败行为之上。这让茅台在这一轮波动中,不仅产品价格直线下滑,还饱受舆论抨击。

放眼整个行业,在“严禁三公消费”前,包括诸多地方名酒在内,都极为倚重公务消费,但是由于茅台的焦点效应,导致整个抨击都导向于它,让其“代整个行业受过”。

2019年6月,有消费者以茅台50年陈产品标注与实际不符、存在“欺诈”为由,将茅台告上法庭。这一事件引发了大讨论,实际上,由于欠缺行业标准,酒企推出的“年份酒”,普遍与消费者的认知不符。但同样由于“焦点效应”,让在这一问题上相比其他酒企更为“厚道”的茅台,陷入到吃官司的境地。

如今,在茅台股价一路飙高、鹤立鸡群的状态下,消费者和外界对整个白酒行业的负面观感难免会更加集中于茅台身上,而行业普遍性存在的问题,会被放大,且很有可能会被投放于类似茅台这样的“靶标”之上。

股价冲上历史最高点,在放大了茅台品牌价值的同时,也让茅台的各项隐患被放大,使得此前李保芳一直强调的“平价供应”更难以实现。在业界看来,茅台独一无二的高股价,既是茅台本身高价值的体现,也在一定程度上,是经销商、投资者(股市投资者,茅台酒产品投资者、收藏者)共同推高而成。

就如同楼市一样,在热钱无处可去的情况下,楼市一度成为最大的投资口。当其处于上行期时,获得消费者与投资者一路追捧,一旦市场稍有波动,则会陷入停滞。这种投资者普遍追高的情况,让茅台的市场销售与价格表现,容不得一丝波动。因为此时茅台的股价表现,与其产品的市场表现、产品的零售价涨跌呈正相关。

但与楼市不同的是,茅台作为一种奢侈品,并非刚需。它不会因为零售价格的飙高而导致政府出台刚性政策加以限制。在一定程度上,茅台集团董事长李保芳竭力喊出的“平价供应”,属于茅台的一种“亲民化人设”和自我限定。这种自我限定,更多来自于社会舆论的压力,来自于隐性政策的影响——尤其是各项反腐败政策与行动的影响。

今年5月,茅台集团前董事长袁仁国正式受到审查的消息一传出,立即导致茅台股价波动,这也促使企业现任决策者努力将茅台品牌与“腐败”切割,塑造亲民形象。

今后,茅台若放任股价、零售价继续飙高,则会导致公众有更多负面观感,让其努力塑造的“亲民人设”崩塌、“平价供应”的诺言难以兑现。但若更多投放以平抑价格,则会对投资者与经销商形成压力,造成此前股价与市场表现“互撑”的局面瓦解,形成互为拖累的负循环,这对茅台而言同样不是好消息。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

贵州茅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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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价冲上历史最高点,茅台“平价供应”何时实现?

股价冲上历史最高点,在放大了茅台品牌价值的同时,也让茅台的各项隐患被放大,使得此前李保芳一直强调的“平价供应”更难以实现。

文|华夏酒报

在上市近18年后,茅台又一次创造了股市奇迹,股价飙升到1000元以上。其市场表现同样堪称神勇,飞天茅台实际零售价已经飙升到2000元/瓶以上,远高于厂家指导价1499元,且市场长期处于断供状态,一瓶难求。

但“眼看着起高楼”,来自于市场的担忧和批判也不绝于耳——消费股走高的同时,外界对白酒业的负面观感和误判也随之加大,而在茅台一骑绝尘的状况下,它很可能会陷入“代整个行业受过”的境地;股价与市场表现的正相关,也会导致任何一端的波动,会随时传导到另一端,形成从“互为支撑”到“互为拖累”的不利局面。

茅台实际上已经成为舆论靶标,从过去的反腐败,到如今的行业标准问题上,莫不如此。

在社会舆情与反腐措施的双重叠加下,茅台容易成为众矢之的,这让戴上价格王者桂冠的品牌,陷入到一种既沾沾自喜而又如临深渊的境地。

2012年开始的“严禁三公消费”不止重挫了酒类产业,也让部分品牌饱受批评,这其中尤以茅台为代表。彼时在外界看来,茅台一直是“官酒”、“三公消费”的典型代表,它的繁荣与发展,是建立于公务消费等腐败行为之上。这让茅台在这一轮波动中,不仅产品价格直线下滑,还饱受舆论抨击。

放眼整个行业,在“严禁三公消费”前,包括诸多地方名酒在内,都极为倚重公务消费,但是由于茅台的焦点效应,导致整个抨击都导向于它,让其“代整个行业受过”。

2019年6月,有消费者以茅台50年陈产品标注与实际不符、存在“欺诈”为由,将茅台告上法庭。这一事件引发了大讨论,实际上,由于欠缺行业标准,酒企推出的“年份酒”,普遍与消费者的认知不符。但同样由于“焦点效应”,让在这一问题上相比其他酒企更为“厚道”的茅台,陷入到吃官司的境地。

如今,在茅台股价一路飙高、鹤立鸡群的状态下,消费者和外界对整个白酒行业的负面观感难免会更加集中于茅台身上,而行业普遍性存在的问题,会被放大,且很有可能会被投放于类似茅台这样的“靶标”之上。

股价冲上历史最高点,在放大了茅台品牌价值的同时,也让茅台的各项隐患被放大,使得此前李保芳一直强调的“平价供应”更难以实现。在业界看来,茅台独一无二的高股价,既是茅台本身高价值的体现,也在一定程度上,是经销商、投资者(股市投资者,茅台酒产品投资者、收藏者)共同推高而成。

就如同楼市一样,在热钱无处可去的情况下,楼市一度成为最大的投资口。当其处于上行期时,获得消费者与投资者一路追捧,一旦市场稍有波动,则会陷入停滞。这种投资者普遍追高的情况,让茅台的市场销售与价格表现,容不得一丝波动。因为此时茅台的股价表现,与其产品的市场表现、产品的零售价涨跌呈正相关。

但与楼市不同的是,茅台作为一种奢侈品,并非刚需。它不会因为零售价格的飙高而导致政府出台刚性政策加以限制。在一定程度上,茅台集团董事长李保芳竭力喊出的“平价供应”,属于茅台的一种“亲民化人设”和自我限定。这种自我限定,更多来自于社会舆论的压力,来自于隐性政策的影响——尤其是各项反腐败政策与行动的影响。

今年5月,茅台集团前董事长袁仁国正式受到审查的消息一传出,立即导致茅台股价波动,这也促使企业现任决策者努力将茅台品牌与“腐败”切割,塑造亲民形象。

今后,茅台若放任股价、零售价继续飙高,则会导致公众有更多负面观感,让其努力塑造的“亲民人设”崩塌、“平价供应”的诺言难以兑现。但若更多投放以平抑价格,则会对投资者与经销商形成压力,造成此前股价与市场表现“互撑”的局面瓦解,形成互为拖累的负循环,这对茅台而言同样不是好消息。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