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法治周末特约撰稿 储殷

责编 | 马蓉蓉

7月7日，希腊举行议会选举。据希腊内政部当晚对90%选票的统计结果，主要反对党新民主党击败总理齐普拉斯领导的激进左翼联盟赢得大选。新民主党领导人米佐塔基斯将宣誓就任希腊总理。

7月7日，希腊新民主党领袖米佐塔基斯在该党位于雅典的总部发表针对大选结果的声明。

内政部的统计结果显示，新民主党得票率位居第一，约为39.8%;激进左翼联盟紧随其后，得票率约为31.6%。新民主党赢得议会300个席位中的半数以上议席。

齐普拉斯当晚发表讲话，承认激进左翼联盟在选举中失败。他说，希腊民众作出了选择，“我们必须要为那些我们作出的艰难决定付出代价”。报道称，齐普拉斯已经向米佐塔基斯祝贺胜利，并于7月8日向其移交工作。

连日来，希腊大选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之一。尽管希腊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欧洲强国，但是在作为欧洲金融危机的发源地，在危机8年之后的首次大选的确在某种程度上具有风向标的意义。 

齐普拉斯政权：高质量的民粹政治 

尽管就目前的形势而言，齐普拉斯政权似乎已经进入了历史，但坦率而言，就希腊在过去8年的表现而言，齐普拉斯政权在治国理政上表现出了出人意料的高水准。

8年前，作为政治素人的齐普拉斯在希腊传统政党政治陷入全面危机的情况之下脱颖而出，对外他表现出对欧盟的强硬态度，改变了右翼前政府对欧盟尤其是德国俯首帖耳的软弱政策，尽可能地为希腊争取了最大限度的优惠条件。

虽然齐普拉斯在执政初期被默克尔为代表的传统欧洲老牌政治家视为漫天要价的“无赖”，但他的确为希腊赢得了优越的援助条件，挽救了希腊岌岌可危的国民经济。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齐普拉斯改变了右翼政党一味依赖老欧洲的路线，顶着欧盟的巨大压力改善了希腊与俄罗斯的关系，并积极响应的“一带一路”倡议，为希腊的经济复苏创造了更有利的外部条件。

对内，齐普拉斯政权相比于传统的希腊家族政治联盟，对希腊社会底层民众的基本生活保障表现出了更多的责任感。在社会危机时刻，齐普拉斯政权以“杀富济贫”的方式，让社会中下阶层获得了更多的救济。

虽然这让齐普拉斯政权得罪了希腊的富人与中产阶级，但却让他获得了相当多数的社会底层民众的支持，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齐普拉斯政权的确表现出了不同于希腊右翼政府的廉洁。齐普拉斯可能是历史上最为贫穷的希腊总理，以至于很多希腊老百姓认为齐普拉斯是希腊唯一“不偷不抢”的政治家。

平心而论，齐普拉斯政府虽然由于缺乏执政经验犯下了一些错误，但在让希腊尽快摆脱危机方面表现出了出人意料的高水平。在齐普拉斯执政初期，外界不乏将其视为危机之中希腊反欧盟、反建制的民粹浪潮的产物，并认为他更多地代表了愤怒的抗议力量而缺乏建设性的力量，但8年过去之后，齐普拉斯政府的表现却应该得到公允的表扬。

即便在此次选举当中失利，齐普拉斯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于民粹政治人物长于破坏短于建设的印象，事实证明齐普拉斯在经过了初期的幼稚期后在处理内政外交，尤其是改善民生方面表现出越来越成熟理性的特点。 

政权交替：常态政治的回归 

尽管齐普拉斯政权在危机状态下表现不俗，但随着希腊危机状态的结束，以及经济的缓慢复苏，齐普拉斯政权的政治基础却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这是因为一方面，齐普拉斯政权的政治基础并不稳定，它主要依赖于被危机状态激发出来的愤怒动员。在一致的愤怒之下，实际上是一个利益诉求各不相同的大拼盘。当危机过去、愤怒不再的时候，各有所图、各自为战甚至分道扬镳就成为了必然。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齐普拉斯政权是民主政治陷入到危机当中时反对常态政治的革命政权，一旦危机结束，民主政治回归常态，革命政党所依赖的社会动员就会大大失效。8年前愤怒的年轻人现在成为了更加理智、现实的中年人，他们消退的政治热情让齐普拉斯也丧失了曾经的魔力。

另一方面，除了基本盘出现了分化与动摇之外，齐普拉斯政权在应对危机时的一些强硬政策却让它得罪了在常态社会中最为有组织、有力量的社会阶层。

在希腊过去的8年中，齐普拉斯政府的税收政策让他得罪了希腊的中产阶层与富裕阶层。在危机状态，这些阶层还能被一定程度的压制，一旦危机结束，它们在政治上对于齐普拉斯政权的报复则不可避免。

西方左翼力量往往成为对社会不公的抗议的力量，而缺乏理论上、观念上为社会进步指引方向的能力，这使得他们可以在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处于危机状态时代表大众大声地说不，却不能在常态的社会生活中塑造大众对于政治新的想象与共识。即便是在左翼力量非常强大、左翼运动传统深厚的希腊社会，这种反抗的力量也难以真正的走出一条新路。

在齐普拉斯执政的后期，由于缺乏对于社会发展的坚定思路，齐普拉斯政权表现出越来越多试图与内部的富裕阶层、中产阶层，外部的欧盟和解的企图，这些和解不仅没有讨好它的反对者，反而让它的支持者士气低落。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齐普拉斯政权大选里的一个软肋：北马其顿共和国改名协议，就是齐普拉斯妥协不成最后两头落空的结果。对于希腊的民族主义者来说，无论是北马其顿还是马其顿共和国，其国名中都涉及“马其顿”这一敏感词归属的问题。由于外交经验的缺乏，齐普拉斯政权在这种民族主义的大是大非问题上轻易作出了让步，最终导致了齐普拉斯被迫解散政府提前大选。 

希腊的未来往何处去 

由于齐普拉斯政权在全国大选之前的地方选举与欧盟议会选举中接连遭受重创，中间偏右主流政党新民主党再次执政。然而，这次政党轮换将会对希腊造成怎样的影响却并不清晰。

从目前新民主党的领袖米佐塔基斯的个人经历与政治主张来看，新民主党当选，基本意味着希腊传统政治势力的复辟。一方面，米佐塔基斯来自希腊最有权势的政治家族，是比较典型的“总理的儿子当总理、议员的儿子当议员”的希腊传统政治逻辑的产物。他的父亲曾经是希腊总理、妹妹做过希腊外交部长、外甥刚刚当选为雅典市长。

米佐塔基斯当选，意味着希腊政坛在很大程度上又回到了民主政治家族统治的老路上，而这条老路恰恰是希腊堕入危机之路。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即便米佐塔基斯拥有贵族的品格，但是相比于齐普拉斯，他实在是有太多的人需要照顾。希腊政治会不会在右派复辟之后，重新回到腐败低效的老常态中，实在让人担忧。

另一方面，米佐塔基斯尽管有着光鲜的履历，毕业于哈佛大学，曾经在金融界长袖善舞，但他的政策却仍然是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老生常谈，希望通过降税、放权与国际金融资本搞好关系来提高就业、促进繁荣。

问题在于，对于急需改善公共设施、提高政府效率的欧洲穷国，试图通过有限政府、无为之治来解决问题是行不通的。软弱而乏力的政府，往往无法让穷国、弱国摆脱穷、弱的自发状态，而冷酷无情的国际金融资本更不是扶危济困的善男信女。相比于齐普拉斯，米佐塔基斯肯定更讨欧盟喜欢，但欧盟并不一定总是希腊人民的朋友。

如果全球经济持续复苏，米佐塔基斯的自由主义经济学也许会获得一些好看的成绩，但是如果全球经济发生波动，基础薄弱的希腊政府恐怕很难避免危机的再次发生，而一旦到了那个时候，恐怕齐普拉斯会有很大的机会卷土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