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姗姗来迟的性别平等:欧盟首位女“总理”诞生的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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姗姗来迟的性别平等:欧盟首位女“总理”诞生的背后

借着这股历史旋风登上欧盟权力顶峰的冯德莱恩,女性身份或许是个起点,但那不该、也不会是她的终点。

资料图:2015年11月25日,德国柏林,德国总理默克尔与时任国防部长冯德莱恩出席下议院会议。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记者 | 王磬 发自布鲁塞尔

“说到底,欧罗巴是个女性。”

7月初,在一封宣布下届欧盟领导人提名的公开信中,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Donald Tusk)动情地写道。

今天用来指称欧洲的“欧罗巴”(Europe)一词,最开始是古希腊神话里一位公主的名字。图斯克所指的,是那次提名开创的欧盟历史:第一次,欧盟委员会主席一职的提名落在了一位女性的头上,60岁的德国女防长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

7月16日晚,欧洲议会以微弱优势通过了冯德莱恩的提名。这意味着,欧盟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政治经济联盟之一,终于正式迎来了它创建以来的第一位女“总理”。

姗姗来迟的第一次

即使是在以性别平等著称的欧洲,第一位欧盟女主席的到来也并非顺风顺水。

对于欧洲许多国家的女性来说,2019年是个相对特殊的年份。整整一百年前的1919年,荷兰、卢森堡的女性首次获得了投票权。在奥地利,第一次有女性成为了议员。在爱尔兰,第一次有女性担任了内阁部长级的职位。

然而,一百年之后,欧洲的女性参政情况却仍然不容乐观。截至2019年,在欧盟的5.12亿人口中,女性与男性的比例是51% : 49%。尽管女性人口占了总人口的一半还多一点,但女性在政治层面的代表却远远低于这个比例。

一份来自欧洲议会的调查显示,截至2019年3月,在欧盟28个成员国的国家议会中,没有任何一国的女性议员人数超过了男性。在各成员国的内阁之中,28国里只有瑞典实现了部长级别职位的性别平衡。具体到职位的性质上,外交、防卫、司法、财政和工业部门重要职位领导人多为男性,女性更多任职于社会文化等实权较轻的领域。

公众对女性参政的态度也显现出性别分化:一项由Special Eurobarometer于2017年开展的民意调查显示,欧盟范围内,有57%的男性认为,政治中已经实现了性别平等;但只有45%的女性同意这个看法。

在欧盟层面,性别不平衡的现象比起成员国可谓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当前的欧洲议会里,女性议员仅占36.1%。

欧洲议会历年的男女比例

其中,匈牙利、保加利亚等经济和民主均欠发达的成员国的女性议员所占比重又更小。

欧盟各成员国的欧洲议会议员男女比例

自1952年以来,欧盟委员会共有过183名委员,只有35名是女性。本届欧盟委员会里,28名委员中也仅有9名女性,所占比重不到三分之一。

这些活跃在欧盟政治中的女性不乏表现亮眼的明星。令科技巨头闻风丧胆的“罚单女王”、欧盟竞争委员维斯塔格(Margrethe Vestager,丹麦籍);化解了多个世界级外交危机的欧盟“外长”莫盖里尼(Federica Mogherini,意大利籍);在欧洲年轻人中掀起了“绿色旋风”的欧洲绿党党首凯勒(Ska Keller,德国籍);等等。

但她们都未能抵达权力的最核心。即使是身为欧盟外交政策与安全事务高级代表的莫盖里尼,也只官至欧盟委员会副主席的级别。

过去数十年里,一些主要的欧盟成员国中已经陆续出现了女性国家/政府元首,包括上世纪八十年代英国的撒切尔夫人,以及当今德国的总理默克尔。但欧盟层面的这一突破仍然姗姗来迟。

为何需要女性领袖

前两年在欧洲曾流传过这样一个逸闻:一位德国父亲告诉他年幼的儿子,你将来可以成为任何想要成为的人,包括我们国家的总理。儿子看着电视上的默克尔,不解地问,男人也可以做总理吗?

不去过多计较这个逸闻的真实性,它至少揭示了这样一件事:榜样对于公众心理的鼓舞作用中,性别是其中很关键的一点。社会之所以需要更多的女性领导人,对年轻女性的示范效应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仍然以默克尔为例子。在不少欧洲左翼看来,她在推动性别议题方面的贡献简直少得不像话。作为一个东德牧师的女儿,文化上的保守倾向和所处党派的局限性让她甚至拒绝称自己为“女性主义者”(feminist)。但不可否认的是,作为女性的她能够登上德国政治权力的顶峰,这件事本身便已经能对各行各业的女性产生鼓舞作用。

不过,榜样的力量还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国际上,已经有汗牛充栋的文献论证“为何需要促进女性参政”及“为何需要女性领导人”。联合国曾对此有过总结,并提出了六大论据:

  • 公正(justice):女性占据了总人口的一半,在政治中应有与之相符的代表。
  • 经验(experience):女性能够在管理决策时提供不同于男性的经验和视角。
  • 利益(interest):女性能够更好地代表女性自身的利益。
  • 群聚效应(critical mass):女性代表能更好地促进女性内部的团结。
  • 象征(symbolic):女性榜样的示范力量。
  • 民主(democracy):两性在政治中的平等呈现有助于民主在总体上的发展。

今天来看,这些论据也有其不甚严谨之处。例如“经验”,有观点指出,先验性地预设女性能够在管理和决策时提供不同于男性的经验和视角,其实也是在某种程度上“他者化”女性、甚至会导致对女性的偏见。也是因为这样,许多老一辈的女性领导人会在工作中淡化自己的女性身份,以免被区别对待。

政界女性困难重重

过去许多年,欧盟都希望能够推进女性在领导层里的角色。例如,欧盟曾希望通过一项立法,让公司有义务在其董事会里囊括至少40%的女性成员。但这一举措遭到了不小的反对。

其中的一个声音来自保守派议员:“为什么我们在大多数国家的央行看不到女行长呢?过去的女性很少有机会学习数学、金融、经济、企业管理和国民经济学这些专业。所以那一代女性到了今天,该担当管理层重要职位的年纪,却很少适合出现在领导岗位上。”

这种声音虽有其争议之处,但却指出了一个事实:相比于男性,女性往往缺乏通往领导力的资源。时间、金钱、社交网络、不平等的家庭责任,等等。在政治中,这种不平衡又更为明显。

一方面,男性主导的管理层文化,导致政党在招募成员、筛选候选人、组织竞选的过程中,都有较大的性别偏好。另一方面,由于政治家需要直接面对公众,公众舆论因此也扮演了比在商界更重要的作用。“女性不适合搞政治”的刻板印象仍然深入人心,而这又会影响到女性的自我认知,从而更加不会选择从政。

另一个不算让人意外的事实是,在政界里,针对女性的暴力层出不穷却又极难纠正。

国际组织“各国议会联盟”(IPU)在2018年开展了一项调查,采访了123位活跃在欧盟成员国议会的女性成员。79%的受访者表示她们曾在工作场合遭遇骚扰和暴力,40岁以下的女性是高发人群。作为民选代表,她们既没法像公司职员一样悄无声息地辞职了之,又出于自身政党利益的考虑而不得不保持沉默。

女性主义者冯德莱恩

不过,至少在性别的维度上,2019年的欧洲议会选举比2014年要“进步”许多。

彼时,六个主要党团之中,只有两个在竞选纲领中提到了性别平等。但到今年,性别平等已是多个党团的主打牌,“欧盟的关键职位里至少要有一半是女性”逐渐成为不少候选人的共识。

随着冯德莱恩的当选,已经获得理事会提名的法国女政客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也将于不日就任欧洲央行行长一职。实权最大的两个欧盟职位——欧盟委员会主席和欧央行行长——都将由女性掌舵。

留着干练短发的冯德莱恩是位经验丰富的政治家,是默克尔在基民盟的亲密战友,还是七位孩子的母亲。

她的当选远非一帆风顺:她不是欧洲人民党推出的“领衔候选人”、有违程序正义;她担任德国防长期间成绩平平、似乎难以服众;她甚至还在任期内卷入了滥用公共资金的丑闻。

但对于关注性别平等的人士来说,她的当选无论如何都应该是个好消息。

冯德莱恩是德国的首位女防长。在担任防长之前,她曾先后担任德国家庭事务部长、劳工部长。尽管她所在的基督教民主联盟(CDU)以保守著称,她本人却一直持相对进步的文化立场,推进了包括同性婚姻合法化在内的多项富有进步色彩的政策,甚至一度被称为“基民盟的社会良心”。她因此在基民盟党内树了不少敌,但也吸引了不少左翼支持者。

在担任家庭事务部长时,冯德莱恩的一项举措是,把“产假”(maternity leave)变为“育婴假”(parental leave),让产假不再是女性的专利。她的一个中心思想是,要加强父亲在养育孩子过程中的责任,以更好地解放女性。

作为七个孩子的母亲,冯德莱恩还打破了一项上世纪后半叶德国社会仍广泛存在的惯例:孩子三岁之前,母亲最好不要返回职场。当然,这也引发了关于她特权阶层的争议。冯德莱恩家境优渥——“冯”在德国是个贵族姓氏——可以负担得起全天候的保姆,不少人认为,那恐怕是她能够兼顾职场和家庭的最直接原因。

冯德莱恩的回应是,她希望也能为中下阶层的德国女性争取权利。为此,她主导出台了幼儿日托的补贴政策,还改进了德国的最低工资制。

7月16日的投票结束后,有人提出质疑:冯德莱恩最终通过了投票,正是因为她的女性身份——欧洲议会怕背骂名,不敢否决历史上第一位被提名主席的女性。

投票箱的背后究竟是怎样的心理逻辑,我们已经无从猜测。不管怎样,借着这股历史旋风登上欧盟权力顶峰的冯德莱恩,女性身份或许是个起点,但那不该、也不会是她的终点。

未经正式授权严禁转载本文,侵权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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姗姗来迟的性别平等:欧盟首位女“总理”诞生的背后

借着这股历史旋风登上欧盟权力顶峰的冯德莱恩,女性身份或许是个起点,但那不该、也不会是她的终点。

资料图:2015年11月25日,德国柏林,德国总理默克尔与时任国防部长冯德莱恩出席下议院会议。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记者 | 王磬 发自布鲁塞尔

“说到底,欧罗巴是个女性。”

7月初,在一封宣布下届欧盟领导人提名的公开信中,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Donald Tusk)动情地写道。

今天用来指称欧洲的“欧罗巴”(Europe)一词,最开始是古希腊神话里一位公主的名字。图斯克所指的,是那次提名开创的欧盟历史:第一次,欧盟委员会主席一职的提名落在了一位女性的头上,60岁的德国女防长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

7月16日晚,欧洲议会以微弱优势通过了冯德莱恩的提名。这意味着,欧盟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政治经济联盟之一,终于正式迎来了它创建以来的第一位女“总理”。

姗姗来迟的第一次

即使是在以性别平等著称的欧洲,第一位欧盟女主席的到来也并非顺风顺水。

对于欧洲许多国家的女性来说,2019年是个相对特殊的年份。整整一百年前的1919年,荷兰、卢森堡的女性首次获得了投票权。在奥地利,第一次有女性成为了议员。在爱尔兰,第一次有女性担任了内阁部长级的职位。

然而,一百年之后,欧洲的女性参政情况却仍然不容乐观。截至2019年,在欧盟的5.12亿人口中,女性与男性的比例是51% : 49%。尽管女性人口占了总人口的一半还多一点,但女性在政治层面的代表却远远低于这个比例。

一份来自欧洲议会的调查显示,截至2019年3月,在欧盟28个成员国的国家议会中,没有任何一国的女性议员人数超过了男性。在各成员国的内阁之中,28国里只有瑞典实现了部长级别职位的性别平衡。具体到职位的性质上,外交、防卫、司法、财政和工业部门重要职位领导人多为男性,女性更多任职于社会文化等实权较轻的领域。

公众对女性参政的态度也显现出性别分化:一项由Special Eurobarometer于2017年开展的民意调查显示,欧盟范围内,有57%的男性认为,政治中已经实现了性别平等;但只有45%的女性同意这个看法。

在欧盟层面,性别不平衡的现象比起成员国可谓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当前的欧洲议会里,女性议员仅占36.1%。

欧洲议会历年的男女比例

其中,匈牙利、保加利亚等经济和民主均欠发达的成员国的女性议员所占比重又更小。

欧盟各成员国的欧洲议会议员男女比例

自1952年以来,欧盟委员会共有过183名委员,只有35名是女性。本届欧盟委员会里,28名委员中也仅有9名女性,所占比重不到三分之一。

这些活跃在欧盟政治中的女性不乏表现亮眼的明星。令科技巨头闻风丧胆的“罚单女王”、欧盟竞争委员维斯塔格(Margrethe Vestager,丹麦籍);化解了多个世界级外交危机的欧盟“外长”莫盖里尼(Federica Mogherini,意大利籍);在欧洲年轻人中掀起了“绿色旋风”的欧洲绿党党首凯勒(Ska Keller,德国籍);等等。

但她们都未能抵达权力的最核心。即使是身为欧盟外交政策与安全事务高级代表的莫盖里尼,也只官至欧盟委员会副主席的级别。

过去数十年里,一些主要的欧盟成员国中已经陆续出现了女性国家/政府元首,包括上世纪八十年代英国的撒切尔夫人,以及当今德国的总理默克尔。但欧盟层面的这一突破仍然姗姗来迟。

为何需要女性领袖

前两年在欧洲曾流传过这样一个逸闻:一位德国父亲告诉他年幼的儿子,你将来可以成为任何想要成为的人,包括我们国家的总理。儿子看着电视上的默克尔,不解地问,男人也可以做总理吗?

不去过多计较这个逸闻的真实性,它至少揭示了这样一件事:榜样对于公众心理的鼓舞作用中,性别是其中很关键的一点。社会之所以需要更多的女性领导人,对年轻女性的示范效应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仍然以默克尔为例子。在不少欧洲左翼看来,她在推动性别议题方面的贡献简直少得不像话。作为一个东德牧师的女儿,文化上的保守倾向和所处党派的局限性让她甚至拒绝称自己为“女性主义者”(feminist)。但不可否认的是,作为女性的她能够登上德国政治权力的顶峰,这件事本身便已经能对各行各业的女性产生鼓舞作用。

不过,榜样的力量还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国际上,已经有汗牛充栋的文献论证“为何需要促进女性参政”及“为何需要女性领导人”。联合国曾对此有过总结,并提出了六大论据:

  • 公正(justice):女性占据了总人口的一半,在政治中应有与之相符的代表。
  • 经验(experience):女性能够在管理决策时提供不同于男性的经验和视角。
  • 利益(interest):女性能够更好地代表女性自身的利益。
  • 群聚效应(critical mass):女性代表能更好地促进女性内部的团结。
  • 象征(symbolic):女性榜样的示范力量。
  • 民主(democracy):两性在政治中的平等呈现有助于民主在总体上的发展。

今天来看,这些论据也有其不甚严谨之处。例如“经验”,有观点指出,先验性地预设女性能够在管理和决策时提供不同于男性的经验和视角,其实也是在某种程度上“他者化”女性、甚至会导致对女性的偏见。也是因为这样,许多老一辈的女性领导人会在工作中淡化自己的女性身份,以免被区别对待。

政界女性困难重重

过去许多年,欧盟都希望能够推进女性在领导层里的角色。例如,欧盟曾希望通过一项立法,让公司有义务在其董事会里囊括至少40%的女性成员。但这一举措遭到了不小的反对。

其中的一个声音来自保守派议员:“为什么我们在大多数国家的央行看不到女行长呢?过去的女性很少有机会学习数学、金融、经济、企业管理和国民经济学这些专业。所以那一代女性到了今天,该担当管理层重要职位的年纪,却很少适合出现在领导岗位上。”

这种声音虽有其争议之处,但却指出了一个事实:相比于男性,女性往往缺乏通往领导力的资源。时间、金钱、社交网络、不平等的家庭责任,等等。在政治中,这种不平衡又更为明显。

一方面,男性主导的管理层文化,导致政党在招募成员、筛选候选人、组织竞选的过程中,都有较大的性别偏好。另一方面,由于政治家需要直接面对公众,公众舆论因此也扮演了比在商界更重要的作用。“女性不适合搞政治”的刻板印象仍然深入人心,而这又会影响到女性的自我认知,从而更加不会选择从政。

另一个不算让人意外的事实是,在政界里,针对女性的暴力层出不穷却又极难纠正。

国际组织“各国议会联盟”(IPU)在2018年开展了一项调查,采访了123位活跃在欧盟成员国议会的女性成员。79%的受访者表示她们曾在工作场合遭遇骚扰和暴力,40岁以下的女性是高发人群。作为民选代表,她们既没法像公司职员一样悄无声息地辞职了之,又出于自身政党利益的考虑而不得不保持沉默。

女性主义者冯德莱恩

不过,至少在性别的维度上,2019年的欧洲议会选举比2014年要“进步”许多。

彼时,六个主要党团之中,只有两个在竞选纲领中提到了性别平等。但到今年,性别平等已是多个党团的主打牌,“欧盟的关键职位里至少要有一半是女性”逐渐成为不少候选人的共识。

随着冯德莱恩的当选,已经获得理事会提名的法国女政客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也将于不日就任欧洲央行行长一职。实权最大的两个欧盟职位——欧盟委员会主席和欧央行行长——都将由女性掌舵。

留着干练短发的冯德莱恩是位经验丰富的政治家,是默克尔在基民盟的亲密战友,还是七位孩子的母亲。

她的当选远非一帆风顺:她不是欧洲人民党推出的“领衔候选人”、有违程序正义;她担任德国防长期间成绩平平、似乎难以服众;她甚至还在任期内卷入了滥用公共资金的丑闻。

但对于关注性别平等的人士来说,她的当选无论如何都应该是个好消息。

冯德莱恩是德国的首位女防长。在担任防长之前,她曾先后担任德国家庭事务部长、劳工部长。尽管她所在的基督教民主联盟(CDU)以保守著称,她本人却一直持相对进步的文化立场,推进了包括同性婚姻合法化在内的多项富有进步色彩的政策,甚至一度被称为“基民盟的社会良心”。她因此在基民盟党内树了不少敌,但也吸引了不少左翼支持者。

在担任家庭事务部长时,冯德莱恩的一项举措是,把“产假”(maternity leave)变为“育婴假”(parental leave),让产假不再是女性的专利。她的一个中心思想是,要加强父亲在养育孩子过程中的责任,以更好地解放女性。

作为七个孩子的母亲,冯德莱恩还打破了一项上世纪后半叶德国社会仍广泛存在的惯例:孩子三岁之前,母亲最好不要返回职场。当然,这也引发了关于她特权阶层的争议。冯德莱恩家境优渥——“冯”在德国是个贵族姓氏——可以负担得起全天候的保姆,不少人认为,那恐怕是她能够兼顾职场和家庭的最直接原因。

冯德莱恩的回应是,她希望也能为中下阶层的德国女性争取权利。为此,她主导出台了幼儿日托的补贴政策,还改进了德国的最低工资制。

7月16日的投票结束后,有人提出质疑:冯德莱恩最终通过了投票,正是因为她的女性身份——欧洲议会怕背骂名,不敢否决历史上第一位被提名主席的女性。

投票箱的背后究竟是怎样的心理逻辑,我们已经无从猜测。不管怎样,借着这股历史旋风登上欧盟权力顶峰的冯德莱恩,女性身份或许是个起点,但那不该、也不会是她的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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