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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人特工》袁锦麟:电影是一个「偏门」,你永远猜不到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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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人特工》袁锦麟:电影是一个「偏门」,你永远猜不到结果

“就制作上来说,内地电影的工业化进程跟内地工业发展一样,迅速且高速,制作水平已经接近香港和国际上的团队。”

文|三声 江婧怡

编辑|查沁君

走进会议室时,袁锦麟刚结束上一场专访。今天他的行程排得很满,和我聊完之后,晚上还有几场点映要参加。他站起身,出门溜达了一会儿,很快又折回来,开始努力地用一口港普跟我描述他的新作《素人特工》。

“提到特工片,大家最先想到的可能都是好莱坞的特工电影。我希望拍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特工电影,讲一个更贴近年轻人的故事。”袁锦麟对《三声》说道。

在这个关于成长与冒险的故事里,一群年轻人意外卷入一场恐怖袭击事件,阴差阳错地承担起拯救世界的责任,从普通人逐步成长为特工,这种模式和传统武侠片里徒弟拜师学艺、行走江湖的叙事结构相类似。

这些人物形象的设定有别于传统特工“专业有素”的套路。“素人特工们没有足够的智谋,毫无执行秘密任务的经验,做事冲动不顾后果。”袁锦麟对电影人物性格设计的出发点,源于他对当代年轻人生活状态的长期观察,由王大陆饰演的赵风有勇无谋,渴望被人关注,甚至会用作弊收买的方式换得在网络直播中的热度;张榕容饰演的淼淼患有狂躁忧郁症,情绪常在极度乐观和极度悲观的两极中游移。

尽管如此,敢于冒险、敢于尝试却是当代年轻人在生活重压之下的另一层鲜明特征。“每个人都可以当一秒钟的英雄。”这样的人物设定自然而然形成一种代入感,即敢于创造、敢于冒险的普通人也能干一番事业,这也是《素人特工》区别于市面上其他特工电影的独特之处。袁锦麟希望创造出一批年轻、有活力、截然不同于詹姆斯·邦德式的素人特工。

电影的动作场面设计保持了袁锦麟之前导演警匪片《风暴》的水准,从王大陆和肖战双人攀爬避雷针,到张榕容贴地飙边车,再到米拉·乔沃维奇与反派在街头双车漂移,节奏紧张的动作戏撑起了电影的主体。惊险刺激之外,还辅以轻喜剧的幽默表达,作为动作场面的调和剂。

《素人特工》是袁锦麟第二次独立执导电影。在此之前,2013年的《风暴》是其处女作。然而更多人熟知袁锦麟是因为其港产警匪片的编剧身份,他曾经编写出多部经典电影的剧本,诸如《双雄》《新警察故事》《宝贝计划》等。进入内地发展以后,袁锦麟又创作出了票房24亿的《捉妖记》的剧本。

经历从编剧、监制到导演的身份转换,袁锦麟学会了妥协。“某种程度上,编剧在创作层面可以天马行空,但是导演需要承担更多责任。如何让电影最接近想象地完成,是导演最大的技巧。”

作为香港导演北上拍片的一员,袁锦麟经历了香港电影又盛到衰的沉浮历史。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香港电影抓住商业化机遇,迅速完善工业化体系,得到高速发展。但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受经济危机、盗版猖獗、跟风滥拍、影视人才断层等因素影响,港产电影发展大不如前,香港影人纷纷北上,往内地寻找市场。

在袁锦麟看来,香港影人开拓内地市场的逻辑从来没有变过,和此前香港影人进入东南亚、中国台湾、韩国市场一样,都是力图走出一条配合市场甚至带领市场的道路。他认为现在香港电影渐渐在融入内地的电影市场,已经出现像林超贤导演这样成功的例子。

为了更好地适应内地市场,袁锦麟一直在密切关注内地的电影市场风向。他发现,近两年内地观众更爱看贴近现实的故事题材,《素人特工》追求更贴近年轻人的生活也是出此考虑。不过,他也坦言,面对观众捉摸不定的观影趣味和今年内地电影市场发展放缓、暑期档遇冷的情况,《素人特工》仍面临不小的挑战。

当被问及对电影票房的期待,袁锦麟显得坦然:“电影带有较大的赌博性质,你永远猜不到它的最终结果,心理预期是有的,但最后出来的成绩可能令你惊讶。所以,我当导演首先学到的就是,千万不要有票房和口碑上的期待。好好拍电影就是最大的保障。”

以下是《三声》与袁锦麟的部分对话整理:

01 | 关于创作:做一部年轻有趣的特工片

《三声》:为什么会拍《素人特工》?想要传递的核心价值是什么?

袁锦麟:提到特工片,大家最先想到的可能都是好莱坞电影,我希望拍一部有中国特色的特工电影。在这部电影里,一个年轻人在一个成熟专业的特工组织里慢慢从素人成长为特工,这种模式和传统武侠片主人公拜师学艺、行走江湖的模式类似。这种叙事能给予观众代入感,敢于创造冒险的普通人也能干一番事业。

《三声》:编排这样一部有特色的特工片,在剧本写作上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袁锦麟:剧本的写作耗时不长,最难的是在人物设定与场景设计上做到区别于其他特工片。《素人特工》的主角是没有专业特工技能训练的年轻人,不同于聪明成熟的James Bond,他们爱玩爱冒险、不知天高地厚,这是我设计角色性格的起点。

动作场景上,《素人特工》也区别于我之前拍摄的警匪片。警匪片从现实衍生而来,动作戏也更接近实际生活,特工片可以拥有更大的想像空间,去适当地超越现实。这部电影中我尝试了动作场面的创新,比如电影中一段贴地飙边车的戏,我在好莱坞电影中也从未见过。此外我还在紧张的动作戏中加入了一些喜剧桥段,这是以前未有过的尝试。

《三声》:进行角色人设创作时,有着怎样的考虑?

袁锦麟:几个主角各有特色,互相平衡,性格中融入了当代年轻人的一些特质。王大陆饰演的赵风不是一个传统的英雄角色,他有勇无谋,渴望被人关注,享受在直播跑酷时受到的追捧。这个设定对照到现在很多年轻人,他们平时没有得到足够地重视,于是向网络世界寻求一时的聚焦,渴望做一秒钟的英雄。

张榕容的角色有狂躁忧郁症,情绪经常在极度乐观和极度悲观的两极中游移,所以原本我给这个角色起名为淼焱,三个水和三个火。洲洲(许魏洲)的角色是一个敢于尝试的科学家,刘美彤的角色则承担让所有其他角色成长的任务。米拉的角色是一个专业特工,是之前提到的拜师学艺中师傅的角色。我故意把角色设定为女性,区别于以往的特工影视形象。

《三声》:这是米拉·乔沃维奇第一次来中国拍电影,邀请到她的契机是什么?

袁锦麟:首先,我们已经设定好女性特工的形象,可选演员范围其实很小。之前大家认识到米拉,都是《生化危机》里那种很酷很正经的女王形象,《素人特工》里需要这样一个有魄力的角色,我们立刻就想到了她。

不过《素人特工》吸引米拉的其实是轻喜剧部分。电影里有一场针灸戏,需要在米拉的脸上扎满针,当时我们有点担心她是否会介意,但米拉直言她就是为这场戏来的。我在寻求剧本上的突破,米拉也在寻求形象上的突破。

还有一件很巧的事。米拉的老公保罗·安德森筹备《怪物猎人》电影时,参考的是同样讲Monster Hunt的《捉妖记》。我们把剧本传给米拉的时候,他一下就认出了我,促成了合作。

02 | 关于制作:做导演就要妥协

《三声》:项目从开启到最后上映花了多长时间?

袁锦麟:剧本从《捉妖记》完成之后就在筹备,确定王大陆演主角起码是两年前的事了。具体拍摄总共应该花了五个多月,布达佩斯两个半月,北京加上香港差不多两个月。电影本来定档去年圣诞节,但当时特效还没完成,总共有1500到1600个镜头需要处理,特效前后花了差不多九个月,比《风暴》多了一倍。

《三声》:片子成本大概是多少?

袁锦麟:成本当然不小,和其他出国拍摄的动作电影应该差不多。和上一部电影《风暴》比肯定是更大了,不过具体的数字我真的不关心。导演管成本可能会把创作限制住,所以交给专业的监制去做。

《三声》:电影制作的整个流程中,遇到最困难的部分是什么?

袁锦麟:我之前很多影片都是和安乐公司、和江志强先生合作,这次是我第一次尝试独立运作整个公司来制作电影,需要顾虑的东西更多。与国际团队合作也遇到不同的挑战。不过电影拍摄总是事前辛苦,事后回顾起都觉得很顺利。

《三声》:为什么会选择布达佩斯为主要的拍摄地点?

袁锦麟:这是一个有关特工的故事,特工就应当去世界各地冒险。留在内地拍会受到很多限制,在香港拍又平时看到的警匪片区别不大,所以故事需要发生在一个不一样的城市。

布达佩斯漂亮浪漫,保留有很多古老建筑,在街上摆一个镜头,就可以感受到历史的厚度跟艺术性。加上东欧城市有特工的背景,故事在布达佩斯发生具有合理性。而且布达佩斯与好莱坞的很多制作都有过合作,拥有具备非常专业的团队,包括动作戏的安全措施、器材准备等,他们都很有经验。

《三声》:近几年中国电影跨国题材愈发增多,如何看待这一题材受热捧的现象?

袁锦麟:现在很多中国电影都谈“走出去”,去世界各地拍摄,但有些只把国外城市当背景板,没有拍出当地的特色。我觉得电影到一个地方去拍,就一定要让人相信故事是「在」那边发生的,不能只是流于表面的合作。

《三声》:在导演之前,您更多做的是编剧的角色,也做过策划、监制的工作,之前这些工作经验,怎么复制到现在导演工作当中?不同角色带来了怎么样的挑战?

袁锦麟:之前很多人都只强调我的编剧身份,但其实我是电影专业出身的,毕业后从副导演做起,在片场积累了很多经验,后来才转做编剧。

做编剧和做导演很不一样,编剧是天马行空,但是当导演就要妥协。如何让电影最接近想象地完成,是导演最大的技巧,这需要实际经验的积累。之前做《捉妖记》编剧时,我也是监制,实际上就是在解决经验问题。做导演要比担任其他角色更负责任,因为所有的事情都会回到你手上,所以做的选择要对电影负责。

03 | 关于市场:电影是一个偏门

《三声》:将《素人特工》定于暑期档的考虑是怎样的?

袁锦麟:一个是出于影片后期进度的考虑。《素人特工》原本定档去年圣诞。但最后特效完成交片已经是二、三月份,当时尚未完成转3D的工作,往下顺其自然就安排在暑期档了。《素人特工》也是一部定位年轻观众群体的电影,放在暑期档也很合适。

不过以前暑期是国产电影保护月,特别是七月,院线没有好莱坞的电影参与竞争,现在的情况有所变化。《素人特工》选7月12日上映,直面一部来头非常好的电影《狮子王》。不过我们也要看到两部电影定位的差异,《狮子王》是一部比较适合家庭观影的影片,《素人特工》是一部刺激的真人动作片,定位主要还是瞄准年轻观众。

《三声》:你对《素人特工》这部片子的票房成绩和口碑评价有一个怎样的预期?

袁锦麟:我当导演首先学到的就是千万不要有这些期待,最终交出来的成绩怎么样,我心里会有想法,但我不会做出估计。我首先要保证对得起所有人,包括工作人员和投资者。现在内地电影市场的变化很大,内地观众的口味转变得也很快,而且这几年电影市场的发展好像也有一点放缓,《素人特工》多少还是有压力的。

《三声》:如何看待今年暑期档乃至整个中国电影市场发展放缓的情况?

袁锦麟:如果回顾电影市场的历史,每个潮流都会有高高低低的转变,所以说今年也是很正常的发展。在香港我们常说电影是一个偏门,类似于赌博那些行业,因为你永远猜不到它的结果是怎么样的。预备最好的可能最后票房与口碑不尽如人意,而有些小成本的电影也许刚好遇上某个话题就火了。

《三声》:你认为内地观众的口味近年来发生哪些变化?

袁锦麟:这一两年内地观众会更倾向于贴近人们日常生活的题材,比方《我不是药神》这部医保话题的电影就非常卖座。我觉得目前在内地做剧本,贴近现实的故事选材是一个更合适的方向。另外,爱国的题材也很受欢迎,观众希望能在电影里看到国家力量的展现,比方《红海行动》、《战狼》,这与内地实力增强、民众自信提高有关,是一个重要的发展趋势。

《三声》:怎么看内地这几年电影工业化的发展情况?

袁锦麟:就制作上来说,内地电影的工业化进程跟内地工业发展一样,迅速且高速,制作水平已经接近香港和国际上的团队。但相对来说,现在内地的电影制作已经失去了价格优势,我在北京拍电影的成本,完全不会比在布达佩斯低。内地的基层工种的薪金可能比布达佩斯便宜30%,但人数配备上却要求多50%,一旦规模增大,成本也会相应加大。目前内地电影主创的薪金水平也非常高,这一方面证明内地的电影工业确实发达起来了,但另一方面也会影响投资。

如今电影市场突然冷却下来,但制作人员的薪资水平变化没有那么敏感,市场回报变小的同时,制作成本失去价格优势,这会对内地电影的投资造成影响,继而影响内地电影工业的发展。

但工业化发展是必然的,观众还是会想看到更多新鲜的东西,比如科幻电影《流浪地球》。但是内地电影工业能发展到哪一步,最终能不能与好莱坞抗衡,还是要看我们市场的发展是不是越来越好。

《三声》:如何看待香港影人北上后,在内地市场的适应状态?

袁锦麟:这是一个挺个人的看法。香港电影繁荣本身就是从商业电影起家,一直以来都在探索如何走出一个跟市场弥合甚至带领市场的道路。以前我们发展东南亚、中国台湾、韩国市场,现在转向内地,变化的只是地域,方法和态度还是一样,都是去寻找并解决市场需求,并带给观众新鲜的东西。现在香港电影在努力融入内地的电影市场,已经出现像林超贤导演这样成功的例子,我们主要遇到的困难来自文化差异,为此我们也会尽量多找一些内地的合作方听取意见。

《三声》:香港影人如何保持“港味”?

袁锦麟:我认为谈“港味”问题,其实就是在谈怎样表现香港地方特色的问题。如果这个题材本来就是发生在香港,那当然一定要有“港味”,内地观众也很了解香港和香港电影的特色,会很敏锐地察觉到这种细微的变化。如果这个题材本来就是发生在其他地方,问题的核心其实是解决故事发生在这个地点的合理性,而不是一味追求“港味”。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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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人特工》袁锦麟:电影是一个「偏门」,你永远猜不到结果

“就制作上来说,内地电影的工业化进程跟内地工业发展一样,迅速且高速,制作水平已经接近香港和国际上的团队。”

文|三声 江婧怡

编辑|查沁君

走进会议室时,袁锦麟刚结束上一场专访。今天他的行程排得很满,和我聊完之后,晚上还有几场点映要参加。他站起身,出门溜达了一会儿,很快又折回来,开始努力地用一口港普跟我描述他的新作《素人特工》。

“提到特工片,大家最先想到的可能都是好莱坞的特工电影。我希望拍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特工电影,讲一个更贴近年轻人的故事。”袁锦麟对《三声》说道。

在这个关于成长与冒险的故事里,一群年轻人意外卷入一场恐怖袭击事件,阴差阳错地承担起拯救世界的责任,从普通人逐步成长为特工,这种模式和传统武侠片里徒弟拜师学艺、行走江湖的叙事结构相类似。

这些人物形象的设定有别于传统特工“专业有素”的套路。“素人特工们没有足够的智谋,毫无执行秘密任务的经验,做事冲动不顾后果。”袁锦麟对电影人物性格设计的出发点,源于他对当代年轻人生活状态的长期观察,由王大陆饰演的赵风有勇无谋,渴望被人关注,甚至会用作弊收买的方式换得在网络直播中的热度;张榕容饰演的淼淼患有狂躁忧郁症,情绪常在极度乐观和极度悲观的两极中游移。

尽管如此,敢于冒险、敢于尝试却是当代年轻人在生活重压之下的另一层鲜明特征。“每个人都可以当一秒钟的英雄。”这样的人物设定自然而然形成一种代入感,即敢于创造、敢于冒险的普通人也能干一番事业,这也是《素人特工》区别于市面上其他特工电影的独特之处。袁锦麟希望创造出一批年轻、有活力、截然不同于詹姆斯·邦德式的素人特工。

电影的动作场面设计保持了袁锦麟之前导演警匪片《风暴》的水准,从王大陆和肖战双人攀爬避雷针,到张榕容贴地飙边车,再到米拉·乔沃维奇与反派在街头双车漂移,节奏紧张的动作戏撑起了电影的主体。惊险刺激之外,还辅以轻喜剧的幽默表达,作为动作场面的调和剂。

《素人特工》是袁锦麟第二次独立执导电影。在此之前,2013年的《风暴》是其处女作。然而更多人熟知袁锦麟是因为其港产警匪片的编剧身份,他曾经编写出多部经典电影的剧本,诸如《双雄》《新警察故事》《宝贝计划》等。进入内地发展以后,袁锦麟又创作出了票房24亿的《捉妖记》的剧本。

经历从编剧、监制到导演的身份转换,袁锦麟学会了妥协。“某种程度上,编剧在创作层面可以天马行空,但是导演需要承担更多责任。如何让电影最接近想象地完成,是导演最大的技巧。”

作为香港导演北上拍片的一员,袁锦麟经历了香港电影又盛到衰的沉浮历史。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香港电影抓住商业化机遇,迅速完善工业化体系,得到高速发展。但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受经济危机、盗版猖獗、跟风滥拍、影视人才断层等因素影响,港产电影发展大不如前,香港影人纷纷北上,往内地寻找市场。

在袁锦麟看来,香港影人开拓内地市场的逻辑从来没有变过,和此前香港影人进入东南亚、中国台湾、韩国市场一样,都是力图走出一条配合市场甚至带领市场的道路。他认为现在香港电影渐渐在融入内地的电影市场,已经出现像林超贤导演这样成功的例子。

为了更好地适应内地市场,袁锦麟一直在密切关注内地的电影市场风向。他发现,近两年内地观众更爱看贴近现实的故事题材,《素人特工》追求更贴近年轻人的生活也是出此考虑。不过,他也坦言,面对观众捉摸不定的观影趣味和今年内地电影市场发展放缓、暑期档遇冷的情况,《素人特工》仍面临不小的挑战。

当被问及对电影票房的期待,袁锦麟显得坦然:“电影带有较大的赌博性质,你永远猜不到它的最终结果,心理预期是有的,但最后出来的成绩可能令你惊讶。所以,我当导演首先学到的就是,千万不要有票房和口碑上的期待。好好拍电影就是最大的保障。”

以下是《三声》与袁锦麟的部分对话整理:

01 | 关于创作:做一部年轻有趣的特工片

《三声》:为什么会拍《素人特工》?想要传递的核心价值是什么?

袁锦麟:提到特工片,大家最先想到的可能都是好莱坞电影,我希望拍一部有中国特色的特工电影。在这部电影里,一个年轻人在一个成熟专业的特工组织里慢慢从素人成长为特工,这种模式和传统武侠片主人公拜师学艺、行走江湖的模式类似。这种叙事能给予观众代入感,敢于创造冒险的普通人也能干一番事业。

《三声》:编排这样一部有特色的特工片,在剧本写作上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袁锦麟:剧本的写作耗时不长,最难的是在人物设定与场景设计上做到区别于其他特工片。《素人特工》的主角是没有专业特工技能训练的年轻人,不同于聪明成熟的James Bond,他们爱玩爱冒险、不知天高地厚,这是我设计角色性格的起点。

动作场景上,《素人特工》也区别于我之前拍摄的警匪片。警匪片从现实衍生而来,动作戏也更接近实际生活,特工片可以拥有更大的想像空间,去适当地超越现实。这部电影中我尝试了动作场面的创新,比如电影中一段贴地飙边车的戏,我在好莱坞电影中也从未见过。此外我还在紧张的动作戏中加入了一些喜剧桥段,这是以前未有过的尝试。

《三声》:进行角色人设创作时,有着怎样的考虑?

袁锦麟:几个主角各有特色,互相平衡,性格中融入了当代年轻人的一些特质。王大陆饰演的赵风不是一个传统的英雄角色,他有勇无谋,渴望被人关注,享受在直播跑酷时受到的追捧。这个设定对照到现在很多年轻人,他们平时没有得到足够地重视,于是向网络世界寻求一时的聚焦,渴望做一秒钟的英雄。

张榕容的角色有狂躁忧郁症,情绪经常在极度乐观和极度悲观的两极中游移,所以原本我给这个角色起名为淼焱,三个水和三个火。洲洲(许魏洲)的角色是一个敢于尝试的科学家,刘美彤的角色则承担让所有其他角色成长的任务。米拉的角色是一个专业特工,是之前提到的拜师学艺中师傅的角色。我故意把角色设定为女性,区别于以往的特工影视形象。

《三声》:这是米拉·乔沃维奇第一次来中国拍电影,邀请到她的契机是什么?

袁锦麟:首先,我们已经设定好女性特工的形象,可选演员范围其实很小。之前大家认识到米拉,都是《生化危机》里那种很酷很正经的女王形象,《素人特工》里需要这样一个有魄力的角色,我们立刻就想到了她。

不过《素人特工》吸引米拉的其实是轻喜剧部分。电影里有一场针灸戏,需要在米拉的脸上扎满针,当时我们有点担心她是否会介意,但米拉直言她就是为这场戏来的。我在寻求剧本上的突破,米拉也在寻求形象上的突破。

还有一件很巧的事。米拉的老公保罗·安德森筹备《怪物猎人》电影时,参考的是同样讲Monster Hunt的《捉妖记》。我们把剧本传给米拉的时候,他一下就认出了我,促成了合作。

02 | 关于制作:做导演就要妥协

《三声》:项目从开启到最后上映花了多长时间?

袁锦麟:剧本从《捉妖记》完成之后就在筹备,确定王大陆演主角起码是两年前的事了。具体拍摄总共应该花了五个多月,布达佩斯两个半月,北京加上香港差不多两个月。电影本来定档去年圣诞节,但当时特效还没完成,总共有1500到1600个镜头需要处理,特效前后花了差不多九个月,比《风暴》多了一倍。

《三声》:片子成本大概是多少?

袁锦麟:成本当然不小,和其他出国拍摄的动作电影应该差不多。和上一部电影《风暴》比肯定是更大了,不过具体的数字我真的不关心。导演管成本可能会把创作限制住,所以交给专业的监制去做。

《三声》:电影制作的整个流程中,遇到最困难的部分是什么?

袁锦麟:我之前很多影片都是和安乐公司、和江志强先生合作,这次是我第一次尝试独立运作整个公司来制作电影,需要顾虑的东西更多。与国际团队合作也遇到不同的挑战。不过电影拍摄总是事前辛苦,事后回顾起都觉得很顺利。

《三声》:为什么会选择布达佩斯为主要的拍摄地点?

袁锦麟:这是一个有关特工的故事,特工就应当去世界各地冒险。留在内地拍会受到很多限制,在香港拍又平时看到的警匪片区别不大,所以故事需要发生在一个不一样的城市。

布达佩斯漂亮浪漫,保留有很多古老建筑,在街上摆一个镜头,就可以感受到历史的厚度跟艺术性。加上东欧城市有特工的背景,故事在布达佩斯发生具有合理性。而且布达佩斯与好莱坞的很多制作都有过合作,拥有具备非常专业的团队,包括动作戏的安全措施、器材准备等,他们都很有经验。

《三声》:近几年中国电影跨国题材愈发增多,如何看待这一题材受热捧的现象?

袁锦麟:现在很多中国电影都谈“走出去”,去世界各地拍摄,但有些只把国外城市当背景板,没有拍出当地的特色。我觉得电影到一个地方去拍,就一定要让人相信故事是「在」那边发生的,不能只是流于表面的合作。

《三声》:在导演之前,您更多做的是编剧的角色,也做过策划、监制的工作,之前这些工作经验,怎么复制到现在导演工作当中?不同角色带来了怎么样的挑战?

袁锦麟:之前很多人都只强调我的编剧身份,但其实我是电影专业出身的,毕业后从副导演做起,在片场积累了很多经验,后来才转做编剧。

做编剧和做导演很不一样,编剧是天马行空,但是当导演就要妥协。如何让电影最接近想象地完成,是导演最大的技巧,这需要实际经验的积累。之前做《捉妖记》编剧时,我也是监制,实际上就是在解决经验问题。做导演要比担任其他角色更负责任,因为所有的事情都会回到你手上,所以做的选择要对电影负责。

03 | 关于市场:电影是一个偏门

《三声》:将《素人特工》定于暑期档的考虑是怎样的?

袁锦麟:一个是出于影片后期进度的考虑。《素人特工》原本定档去年圣诞。但最后特效完成交片已经是二、三月份,当时尚未完成转3D的工作,往下顺其自然就安排在暑期档了。《素人特工》也是一部定位年轻观众群体的电影,放在暑期档也很合适。

不过以前暑期是国产电影保护月,特别是七月,院线没有好莱坞的电影参与竞争,现在的情况有所变化。《素人特工》选7月12日上映,直面一部来头非常好的电影《狮子王》。不过我们也要看到两部电影定位的差异,《狮子王》是一部比较适合家庭观影的影片,《素人特工》是一部刺激的真人动作片,定位主要还是瞄准年轻观众。

《三声》:你对《素人特工》这部片子的票房成绩和口碑评价有一个怎样的预期?

袁锦麟:我当导演首先学到的就是千万不要有这些期待,最终交出来的成绩怎么样,我心里会有想法,但我不会做出估计。我首先要保证对得起所有人,包括工作人员和投资者。现在内地电影市场的变化很大,内地观众的口味转变得也很快,而且这几年电影市场的发展好像也有一点放缓,《素人特工》多少还是有压力的。

《三声》:如何看待今年暑期档乃至整个中国电影市场发展放缓的情况?

袁锦麟:如果回顾电影市场的历史,每个潮流都会有高高低低的转变,所以说今年也是很正常的发展。在香港我们常说电影是一个偏门,类似于赌博那些行业,因为你永远猜不到它的结果是怎么样的。预备最好的可能最后票房与口碑不尽如人意,而有些小成本的电影也许刚好遇上某个话题就火了。

《三声》:你认为内地观众的口味近年来发生哪些变化?

袁锦麟:这一两年内地观众会更倾向于贴近人们日常生活的题材,比方《我不是药神》这部医保话题的电影就非常卖座。我觉得目前在内地做剧本,贴近现实的故事选材是一个更合适的方向。另外,爱国的题材也很受欢迎,观众希望能在电影里看到国家力量的展现,比方《红海行动》、《战狼》,这与内地实力增强、民众自信提高有关,是一个重要的发展趋势。

《三声》:怎么看内地这几年电影工业化的发展情况?

袁锦麟:就制作上来说,内地电影的工业化进程跟内地工业发展一样,迅速且高速,制作水平已经接近香港和国际上的团队。但相对来说,现在内地的电影制作已经失去了价格优势,我在北京拍电影的成本,完全不会比在布达佩斯低。内地的基层工种的薪金可能比布达佩斯便宜30%,但人数配备上却要求多50%,一旦规模增大,成本也会相应加大。目前内地电影主创的薪金水平也非常高,这一方面证明内地的电影工业确实发达起来了,但另一方面也会影响投资。

如今电影市场突然冷却下来,但制作人员的薪资水平变化没有那么敏感,市场回报变小的同时,制作成本失去价格优势,这会对内地电影的投资造成影响,继而影响内地电影工业的发展。

但工业化发展是必然的,观众还是会想看到更多新鲜的东西,比如科幻电影《流浪地球》。但是内地电影工业能发展到哪一步,最终能不能与好莱坞抗衡,还是要看我们市场的发展是不是越来越好。

《三声》:如何看待香港影人北上后,在内地市场的适应状态?

袁锦麟:这是一个挺个人的看法。香港电影繁荣本身就是从商业电影起家,一直以来都在探索如何走出一个跟市场弥合甚至带领市场的道路。以前我们发展东南亚、中国台湾、韩国市场,现在转向内地,变化的只是地域,方法和态度还是一样,都是去寻找并解决市场需求,并带给观众新鲜的东西。现在香港电影在努力融入内地的电影市场,已经出现像林超贤导演这样成功的例子,我们主要遇到的困难来自文化差异,为此我们也会尽量多找一些内地的合作方听取意见。

《三声》:香港影人如何保持“港味”?

袁锦麟:我认为谈“港味”问题,其实就是在谈怎样表现香港地方特色的问题。如果这个题材本来就是发生在香港,那当然一定要有“港味”,内地观众也很了解香港和香港电影的特色,会很敏锐地察觉到这种细微的变化。如果这个题材本来就是发生在其他地方,问题的核心其实是解决故事发生在这个地点的合理性,而不是一味追求“港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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