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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委秘书局局长陶玲:资管行业转型已见成效,但依然存在“三大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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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委秘书局局长陶玲:资管行业转型已见成效,但依然存在“三大难”

陶玲表示,过去两年我们对资管行业的规范和整顿,虽然困难不少,但走在了一条正确的道路上,如不果断推进新规,任由风险积累,今天面临的问题可能更难解,付出的代价可能更大。

图片来源:主办方提供

7月20日,国务院金融委办公室秘书局局长陶玲在出席由21世纪经济报道主办的“2019中国资产管理年会”上表示,过去一年间,资管行业经历了深刻变化,整个行业正在艰苦努力中回归本源,转型已见成效,但是挑战依然严峻,整改过程中存在“三大难”。

“虽然问题仍然很多,但成效也十分显著,在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服务高质量发展中,率先画出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陶玲表示,2019年,是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的关键之年,在国际国内经济金融形势更加复杂的背景下,一些金融风险在现实场景中水落石出。

陶玲表示,在齐心协力,积极化解、稳妥应对的过程中,我们进一步加深了对市场的理解,加深了对风险的认识,这就是:过去两年我们对资管行业的规范和整顿,虽然困难不少,但走在了一条正确的道路上,如不果断推进新规,任由风险积累,今天面临的问题可能更难解,付出的代价可能更大。下一步,资产管理行业要坚守初心和使命,深化改革,才能行稳致远。

对此,陶玲提出了三点看法。

一是各方形成最大共识,转型已现成效。

2019年以来,行业转型升级取得了成效,表现为:监管制度体系正在全面形成。在2018年颁布的资管新规框架下,理财新规、证券私募资管新规等陆续出台,资金信托管理办法等正在研究制定,规则标准的基本统一正在实现。资管业务综合统计体系也已建立,行业整体数据不再底数不清,截至2019年一季度末,我国金融机构资管产品余额近80万亿元。通道类产品大幅收缩,杠杆率保持稳定。多层通道业务明显下降,以钱炒钱、资金空转的情况得到一定遏制。产品净值化程度提升,期限错配有所降低。机构既有竞争又有合作。竞争主要体现为银行理财子公司设立,成为资管行业中的一支独立的专业化力量,未来行业竞争必将加剧。竞争的同时也有合作,各类机构探索资金募集、投资能力优势互补型的合作将成为主流。    

陶玲认为更大的收获是,资管新规发布实施以来,经过一轮又一轮的交流、甚至交锋,各方面已形成最大共识。首先,资管新规的基本要求不能变。补起资管行业制度短板,是治理影子银行的重要举措资管新规:要打破刚性兑付,回归代客理财本源;要规范非标和资金池,切实防范流动性风险;要限制多层嵌套,降低产品复杂程度;要加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提高投资者、产品和所投项目的适配度。通过上述措施,做到风险可隔离、风险可计量、风险可承受。这些都是资管行业回归本源的基本要求,是行业长期健康发展的核心原则。

“我们注意到,曾经一度呼吁政策松绑的声音,已经平静下来,各类机构都在集中精力,研究如何在新的监管环境下,推进机构和业务转型。”陶玲称,“同时,各方也充分认识到,落实整改难以一蹴而就,需要积极稳妥推进。此外,各方也都希望,推动监管合作,形成监管合力,继续统一规制,公平竞争,消除制度性洼地,促进不同资管机构发挥各自专长,分工合作,进行差异化竞争,而不谋求制度性优势,不重回监管套利。”

二是挑战依然严峻,整改仍在路上。

陶玲认为行业转型的决心很大,信心也足,但也不可否认,挑战依然严峻,概况起来,存在以下几“难”:

第一是存量资产处置难。对于2020年底过渡期结束时未到期资产,如何整改,大家想了很多办法,包括协商提前收回,表外回表,非标转标等。但表外回表需要计提风险资本,部分非标资产是股权投资,还有一些投向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期限长、收益低,难以通过新产品承接,也难以回表。  

第二是新产品发行难。过渡期内新老产品共存,公众投资者普遍偏好期限短、收益稳定的老产品,对长期限、净值型的新产品接受度不高。这使得目前,商业银行推出的大量新产品以现金管理类产品为主,与货币市场基金相似,其稳定性和监管都面临新的考验和要求。

第三是股权投资难。我国融资体系以间接融资为主,过去银行理财资金也主要投资债权类资产,一些股权投资实际上是“名股实债”,股权融资供需缺口仍然很大。从实体经济的需求看,如何将沉淀在银行体系的资金,从短期化转变为长期稳定资金,引向直接投资领域,需要做到投资者与投资风险相适配,需要提高对股权投资的风险管理水平。

此外,陶玲认为,还需要居安思危。“我们不能忽视的是,一些资管产品不做具体的风险分析和管理,而是基于同业信仰、牌照信仰,盲目投向高风险资产,成为风险链条的一环。强化资管产品监管,需要准确识别和防控风险,不仅要关注单个机构单个行业,也要有维护金融市场稳定的整体眼光。”

三是坚守初心和使命,推动资管行业改革。

金融业的初心和使命是防范金融风险,服务实体经济,这也应当作为引领资管行业的根本宗旨。陶玲认为,应该做到以下5点。

第一是是坚持服务实体经济。资管行业的发展定位,从融资端讲,要为人民服务,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财富保值增值需求;从投资端讲,要满足实体经济的融资需求,助力民营、小微企业发展,助力经济转型升级。要根据企业生命成长周期,提供债权、股权相互配合的融资方式,满足企业创立、成长、成熟、并购等不同发展阶段的需求。要改变过去大量的类信贷、刚性兑付的业务模式,大力发展直接融资,特别是股权投资,降低杠杆水平和债务风险。

第二是坚持稳健的经营观。资管行业过去存在的乱象,与监管标准不统一有关,与行业经营理念和模式扭曲也十分密切。从实践看,不论是机构本身,还是业务和产品,如果过于激进,快速扩张,违背发展规律,都不会有好的结果。未来,如果行业仍然以规避监管、投机套利为动力,以追求超高速发展、超高收益为目标,那又会衍生出新的乱象和变形做法。为此,必须坚守业务本源,强化稳健经营,以追求质量代替追求速度,保有匠心和耐心,做应该做、能做好的事。

第三是坚持真实的风险管理。部分资管产品管理人不履职尽责去了解客户和资产,而是以收益高低决定是否投资,一旦出现风险又非理性地停止所有业务,增加了自身和市场的脆弱性。对此,要吸取教训,要重视金融市场是一个有机的生态系统,防控风险,不能用明股实债、抽屉协议、风险外包的“懒”办法,而要求真务实,加强对风险的分析判断,按照风险实质进行风险定价。资管行业不做风险的传递者和放大器,要成为金融市场的“正能量”。

第四是坚持审慎包容监管。与全社会丰富的投融资需求相比,资管行业仍是一个供给不多元充分的行业,理财子公司等新型理财机构的出现,机遇前所未有,挑战也前所未有。金融管理部门将坚持审慎性,坚守风险底线,坚决纠正各种违法违规行为。同时,也将保持必要的包容性,尊重行业发展的客观规律,持续优化监管规则和监管方式,加强监管协调,稳定市场预期。

第五是坚持以扩大开放促进繁荣。一个成熟的资本市场,需要有丰富的投资者结构。从实践看,外资资管机构往往管理规范,资产持有平均周期长,客户服务理念也比较先进。引入外资资管机构,既可以为不同需求提供更多的产品供给,也可以增加资本市场的机构投资者,提升资本市场投资行为的理性。国内各类资管机构,也能够对标国际水平,取长补短,提升管理能力,促进业务升级。为此,要推进资管行业的对外开放,更好地服务于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于资本市场改革。金融管理部门将不断完善政策措施,增强开放条件下的经济金融管理和防风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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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委秘书局局长陶玲:资管行业转型已见成效,但依然存在“三大难”

陶玲表示,过去两年我们对资管行业的规范和整顿,虽然困难不少,但走在了一条正确的道路上,如不果断推进新规,任由风险积累,今天面临的问题可能更难解,付出的代价可能更大。

图片来源:主办方提供

7月20日,国务院金融委办公室秘书局局长陶玲在出席由21世纪经济报道主办的“2019中国资产管理年会”上表示,过去一年间,资管行业经历了深刻变化,整个行业正在艰苦努力中回归本源,转型已见成效,但是挑战依然严峻,整改过程中存在“三大难”。

“虽然问题仍然很多,但成效也十分显著,在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服务高质量发展中,率先画出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陶玲表示,2019年,是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的关键之年,在国际国内经济金融形势更加复杂的背景下,一些金融风险在现实场景中水落石出。

陶玲表示,在齐心协力,积极化解、稳妥应对的过程中,我们进一步加深了对市场的理解,加深了对风险的认识,这就是:过去两年我们对资管行业的规范和整顿,虽然困难不少,但走在了一条正确的道路上,如不果断推进新规,任由风险积累,今天面临的问题可能更难解,付出的代价可能更大。下一步,资产管理行业要坚守初心和使命,深化改革,才能行稳致远。

对此,陶玲提出了三点看法。

一是各方形成最大共识,转型已现成效。

2019年以来,行业转型升级取得了成效,表现为:监管制度体系正在全面形成。在2018年颁布的资管新规框架下,理财新规、证券私募资管新规等陆续出台,资金信托管理办法等正在研究制定,规则标准的基本统一正在实现。资管业务综合统计体系也已建立,行业整体数据不再底数不清,截至2019年一季度末,我国金融机构资管产品余额近80万亿元。通道类产品大幅收缩,杠杆率保持稳定。多层通道业务明显下降,以钱炒钱、资金空转的情况得到一定遏制。产品净值化程度提升,期限错配有所降低。机构既有竞争又有合作。竞争主要体现为银行理财子公司设立,成为资管行业中的一支独立的专业化力量,未来行业竞争必将加剧。竞争的同时也有合作,各类机构探索资金募集、投资能力优势互补型的合作将成为主流。    

陶玲认为更大的收获是,资管新规发布实施以来,经过一轮又一轮的交流、甚至交锋,各方面已形成最大共识。首先,资管新规的基本要求不能变。补起资管行业制度短板,是治理影子银行的重要举措资管新规:要打破刚性兑付,回归代客理财本源;要规范非标和资金池,切实防范流动性风险;要限制多层嵌套,降低产品复杂程度;要加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提高投资者、产品和所投项目的适配度。通过上述措施,做到风险可隔离、风险可计量、风险可承受。这些都是资管行业回归本源的基本要求,是行业长期健康发展的核心原则。

“我们注意到,曾经一度呼吁政策松绑的声音,已经平静下来,各类机构都在集中精力,研究如何在新的监管环境下,推进机构和业务转型。”陶玲称,“同时,各方也充分认识到,落实整改难以一蹴而就,需要积极稳妥推进。此外,各方也都希望,推动监管合作,形成监管合力,继续统一规制,公平竞争,消除制度性洼地,促进不同资管机构发挥各自专长,分工合作,进行差异化竞争,而不谋求制度性优势,不重回监管套利。”

二是挑战依然严峻,整改仍在路上。

陶玲认为行业转型的决心很大,信心也足,但也不可否认,挑战依然严峻,概况起来,存在以下几“难”:

第一是存量资产处置难。对于2020年底过渡期结束时未到期资产,如何整改,大家想了很多办法,包括协商提前收回,表外回表,非标转标等。但表外回表需要计提风险资本,部分非标资产是股权投资,还有一些投向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期限长、收益低,难以通过新产品承接,也难以回表。  

第二是新产品发行难。过渡期内新老产品共存,公众投资者普遍偏好期限短、收益稳定的老产品,对长期限、净值型的新产品接受度不高。这使得目前,商业银行推出的大量新产品以现金管理类产品为主,与货币市场基金相似,其稳定性和监管都面临新的考验和要求。

第三是股权投资难。我国融资体系以间接融资为主,过去银行理财资金也主要投资债权类资产,一些股权投资实际上是“名股实债”,股权融资供需缺口仍然很大。从实体经济的需求看,如何将沉淀在银行体系的资金,从短期化转变为长期稳定资金,引向直接投资领域,需要做到投资者与投资风险相适配,需要提高对股权投资的风险管理水平。

此外,陶玲认为,还需要居安思危。“我们不能忽视的是,一些资管产品不做具体的风险分析和管理,而是基于同业信仰、牌照信仰,盲目投向高风险资产,成为风险链条的一环。强化资管产品监管,需要准确识别和防控风险,不仅要关注单个机构单个行业,也要有维护金融市场稳定的整体眼光。”

三是坚守初心和使命,推动资管行业改革。

金融业的初心和使命是防范金融风险,服务实体经济,这也应当作为引领资管行业的根本宗旨。陶玲认为,应该做到以下5点。

第一是是坚持服务实体经济。资管行业的发展定位,从融资端讲,要为人民服务,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财富保值增值需求;从投资端讲,要满足实体经济的融资需求,助力民营、小微企业发展,助力经济转型升级。要根据企业生命成长周期,提供债权、股权相互配合的融资方式,满足企业创立、成长、成熟、并购等不同发展阶段的需求。要改变过去大量的类信贷、刚性兑付的业务模式,大力发展直接融资,特别是股权投资,降低杠杆水平和债务风险。

第二是坚持稳健的经营观。资管行业过去存在的乱象,与监管标准不统一有关,与行业经营理念和模式扭曲也十分密切。从实践看,不论是机构本身,还是业务和产品,如果过于激进,快速扩张,违背发展规律,都不会有好的结果。未来,如果行业仍然以规避监管、投机套利为动力,以追求超高速发展、超高收益为目标,那又会衍生出新的乱象和变形做法。为此,必须坚守业务本源,强化稳健经营,以追求质量代替追求速度,保有匠心和耐心,做应该做、能做好的事。

第三是坚持真实的风险管理。部分资管产品管理人不履职尽责去了解客户和资产,而是以收益高低决定是否投资,一旦出现风险又非理性地停止所有业务,增加了自身和市场的脆弱性。对此,要吸取教训,要重视金融市场是一个有机的生态系统,防控风险,不能用明股实债、抽屉协议、风险外包的“懒”办法,而要求真务实,加强对风险的分析判断,按照风险实质进行风险定价。资管行业不做风险的传递者和放大器,要成为金融市场的“正能量”。

第四是坚持审慎包容监管。与全社会丰富的投融资需求相比,资管行业仍是一个供给不多元充分的行业,理财子公司等新型理财机构的出现,机遇前所未有,挑战也前所未有。金融管理部门将坚持审慎性,坚守风险底线,坚决纠正各种违法违规行为。同时,也将保持必要的包容性,尊重行业发展的客观规律,持续优化监管规则和监管方式,加强监管协调,稳定市场预期。

第五是坚持以扩大开放促进繁荣。一个成熟的资本市场,需要有丰富的投资者结构。从实践看,外资资管机构往往管理规范,资产持有平均周期长,客户服务理念也比较先进。引入外资资管机构,既可以为不同需求提供更多的产品供给,也可以增加资本市场的机构投资者,提升资本市场投资行为的理性。国内各类资管机构,也能够对标国际水平,取长补短,提升管理能力,促进业务升级。为此,要推进资管行业的对外开放,更好地服务于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于资本市场改革。金融管理部门将不断完善政策措施,增强开放条件下的经济金融管理和防风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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