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杨楠

编辑|钟政昊

编者按：

你也许很难相信，近三十年来，意大利才是欧元区中最坚定且一贯致力于财政紧缩和“结构性改革”的经济体，甚至素有“紧缩迷恋”称号的德国也望尘莫及。在1995-2008年间，意大利持续保有基本预算盈余，平均每年达到GDP的3%。其次，通过对劳动力市场进行“结构性改革”，工会权力被大幅削弱，实际工资也被永久限制。

财政紧缩和劳动力市场改革的初心是为了应对债务累积以及当时的高通胀和失业率。手术进行地很成功，但病人已经死了。尸检报告显示，死因是结构性总需求不足。

永久性的财政整顿，持续的工资限制和高估的汇率扼杀了意大利的总需求，需求短缺则遏制了产出、生产力、就业和收入的增长。虽然德国也进行财政整固并压低工人工资，但最要命的一点在于，意大利制造缺乏高技术含量，因此被死死禁锢在结构性弱势地位，非常容易受到其他低工资国家的竞争。

意大利十年中的第三次衰退

当英国脱欧和特朗普成为新闻头条时，意大利经济（再次）陷入技术性衰退（technical recession）。经合组织（OECD）和欧洲央行（ECB）都将意大利的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负数，分析师认为这是一项预防性举措。欧洲央行正在重启主权债券购买计划，而就在5个月前，该宽松计划才刚刚开始退出。

“不要低估意大利经济衰退的影响”，法国经济部长布鲁诺·勒梅尔（Bruno Le Maire）对彭博新闻社表示，“我们谈论了很多关于脱欧的话题，但我们很少谈论意大利的经济衰退，这将对欧洲的经济增长产生重大影响，并可能影响法国，因为它是我们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

然而，勒梅尔没有提到，比贸易更重要的是，法国银行在其资产负债表上约有3850亿欧元的意大利债券、衍生品、信贷承诺和担保，而德国银行则持有1260亿欧元的意大利债券（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截至2018年第三季度）。

鉴于存在大量意大利债务风险敞口，难怪勒梅尔和欧洲委员会担心意大利十年来的第三次衰退，以及由五星运动党（M5S）和北方联盟党（Lega）组成的意大利联合政府不断升级的反欧元言论和态度。

对意大利大而不倒（too big to fail）的认知，正在为意大利联合政府的鲁莽行为推波助澜，他试图通过公然违反欧盟经济货币联盟（EMU）的预算规则，来收回财政政策空间。

结果令欧洲委员会左右为难。欧洲委员会越是想让意大利政府遵守规则，就越会助长意大利反建制和反欧元的势力。另一方面，欧洲委员会越是屈从于意大利政府的要求，他就越会逐步消耗其作为欧洲货币联盟《稳定与增长公约》守护者的可信度。只要意大利经济仍然瘫痪，这种僵局就不会消失。

后马约秩序下的意大利资本主义危机

因此，了解意大利经济危机的真正根源，从而找到摆脱意大利永久性停滞的出路，是至关重要的。在新的一篇文章中，我给出了意大利衰退的一个基于证据的病理——我认为，正如托马斯·法齐（Thomas Fazi）所称，这可被视为后马斯特里赫特条约（the post-Maastricht Treaty，后称马约）秩序下的意大利资本主义危机。

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意大利经历了几十年相对稳健的经济增长，在此期间，它成功地在人均收入上赶上了其他欧元区国家（图1）。1960年，意大利的人均GDP（按2010年的不变价格）占法国人均GDP的85%，占比利时、法国、德国和荷兰（欧元区四大经济体）人均GDP（加权平均）的74%。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意大利几乎赶上了法国（意大利人均GDP等于法国人均GDP的97%）和欧元四大经济体（意大利人均GDP占欧元区四大经济体人均GDP的94%）。

图1：30年的追赶，25年的落后：1960年至2018年，意大利人均实际GDP与法国/欧洲四大经济体的占比

来源：作者基于AMECO数据的计算

但随后就开始了一个非常稳定的下滑（见图1），抹去了之前数十年（收入）的趋同。现在（截止2018年）意大利和法国之间的收入差距为18个百分点，比1960年更大；意大利人均GDP占欧元区四大经济体人均GDP的76%。从上世纪90年代初到中期，意大利的经济开始跌宕，然后开始落后，所有主要指标：人均收入、劳动生产率、投资、出口的市场份额等都开始出现非常稳定的下降。

意大利经济命运的突然逆转发生在其采纳“法律和政策上层建筑”条款之后，这并不是一个巧合。该条款是由1992年的《马约》所规定，为1999年建立EMU和2002年引进共同货币扫清了道路。正如我在文中所示，意大利一直是欧元区这个班里的明星学生——他是最坚定且一贯地致力于财政紧缩和结构性改革的经济体，他的结构性改革是构成EMU宏观经济手册的精髓所在。

意大利比法国和德国更接近这些规则，但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永久性的财政整顿，持续的工资限制和高估的汇率扼杀了意大利的总需求，需求短缺遏制了产出、生产力、就业和收入的增长。意大利的停滞是所有欧元区经济体的一个经验教训，但借用萧伯纳的话来说，这是一次警告，而不是一个例证。

永久性财政紧缩

为了满足EMU的条件，意大利在自愿负担的紧缩和结构性改革方面做得比大多数欧元区成员国都要多。如果将1992年后意大利的财政政策与法国和德国的财政政策进行比较，这一点会非常清晰。

在1995-2008年期间，意大利各政府实施持续的基本预算盈余（定义为公共收入减去公共支出，其中公共支出不包括公共债务利息支出），平均每年占GDP的3%。相比之下，法国政府在同一时期平均每年的基本赤字占GDP的0.1%，而德国政府在同时期的14年里平均每年产生0.7%的基本盈余。

在1995-2008年期间，意大利的永久性基本预算盈余使其公共债务与GDP的比例降低约40个百分点，从1994年的117%降低到2008年的77%（同时其他所有因素保持不变）。但高（名义）利率和低（名义）增长又将债务比率提高了23个百分点，由财政紧缩实现的大半成果被抵消。

意大利的永久性紧缩政策，打算通过实施永久性基本预算盈余来降低债务比率，但结果却适得其反，因为它减缓了经济增长。这是真的吗？

在2008至2018年的危机期间，意大利政府（包括中左翼的伦齐联盟）继续实施大量的基本预算盈余（平均每年超过GDP的1.3%）。正如总理马里欧·蒙蒂（Mario Monti）在2012年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采访时承认的，公布永久性的财政纪律是当务之急，即使这意味着”破坏国内需求”和推动经济下滑。

意大利对财政纪律的近乎“施瓦本式（Swabian）”的承诺与法国“放纵自由（laissez aller）”的态度形成了对比：在2008至2018年期间，法国政府实施的基本赤字平均占GDP的2%，并允许其公共债务与GDP的比例在2018年上升到将近100%。因此，法国政府提供的财政刺激累计达到4610亿欧元（以2010年不变价格计算），而意大利国内需求的财政消耗累计为2270亿欧元。

意大利的预算削减体现在其公共支出的人均社会支出出现了大幅的下降，目前（截至2018年），意大利人均社会支出约占德国和法国人均公共社会支出的70%。不敢想象，如果法国在2008年之后实施的是意大利式的财政整顿，巴黎的“黄背心”（Gilets Jaunes）抗议又会是什么样子。

永久的实际工资限制

当意大利签署《马约》时，高通胀率和高失业率是其主要的问题。通货膨胀被归咎于工会的“过度”权力和“过度”集中的工资谈判制度，这造成了强势的工资推动型通货膨胀和利润的压榨，因为工资增长往往超过劳动生产率增长，减少了利润份额。

这样看来，意大利高失业率的罪责可能要转移到其“僵化”的劳动力市场和被过度保护的“工人贵族”上。降低通胀和恢复盈利能力要求工资节制，而这又只能通过彻底放松劳动力市场管制或者委婉地称为“结构性改革”的方式来实现。

意大利没有法定最低工资（与法国不同），也没有与欧盟平均水平相比慷慨的失业救济制度（在失业保险替代率、期限和福利条件方面）。意大利正式员工的就业保护与法国和德国的就业保护水平大致相同。

意大利的结构性劳动力市场改革包括大幅减少临时工人的就业保护，结果在意大利总就业中，临时工人的份额从1991至1993年间的10%上升到2017年的18.5%。在1992年至2008年期间，意大利的总（净）就业市场新增240万个新岗位，其中近四分之三（73%）是固定期限岗位。相比之下，在法国，1992至2008年期间，（净）就业市场增加了360万个工作岗位，其中84%是固定期限（永久）岗位，只有16%是临时岗位。

此外，由于放弃充分就业的目标、转而支持减少公共债务，同时执行更严格的（反通胀）央行政策和固定汇率，工会的议价能力降低了。结果，在1960至1992年期间，每位员工的实际工资增长率为平均每年3.2%，而在1992至1999年期间降至每年仅0.1%，在1999至2008年期间降至每年0.6%。

在欧盟内部，意大利的转变是显而易见的：从1992年到2008年，意大利每名工人的实际工资增长率（0.35%每年）仅为欧元四大经济体实际工资增长率的一半（0.7%每年），甚至低于法国的实际工资增长率（0.9%每年）。有趣的是，从1992年到2008年，意大利每位员工的实际工资增长略低于（已经很小的）德国实际工资增长（每年0.4%）。

从长远来看，图2描绘了从1960年至2018年，意大利工人的实际工资与法国、德国和欧洲四大经济体工人平均实际工资的比率。20世纪60年代初，意大利工人的平均工资约为法国工资的85%，并且这一比例在1990年至1991年上升到92%。从1992年开始，意大利的实际工资相较于法国的平均工资开始逐渐下降，并且到2018年，意大利工人的平均工资仅为其法国伙伴工资的75%。如今意大利和法国之间的工资差距比上世纪60年代还要大。同样的模式也适用于将意大利的工资与德国和/或欧元四大经济体的工资进行比较。

图2：30年的追赶，25年的落后：1960年至2018年，意大利人均实际工资与法国/德国/欧元四大经济体占比

来源：作者基于AMECO数据的计算

意大利的工资节制被证明是一种有效的策略，可以一石三鸟（而不仅仅是二鸟）。

首先，限制工资有助于降低通胀——1992年至1999年降至平均每年3.4%（从1960年到1992期间平均每年9.6%），到1999年至2008年进一步降至每年2.5%，再到2008年至2018年降至1.1%。从结构上讲，意大利不再倾向于高通胀和加速通胀。

其次，工资限制增加了意大利GDP增长中的劳动密集度，因此减少了失业率。意大利的失业率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达到峰值，超过11%，但劳动力市场管制放松和工资限制成功将失业率降至2007年的6.1%和2008年的6.7%，低于法国（2007年为8%，2008年为7.4%）和德国（2007年为8.5%，2008年为7.4%）的失业率。

最后，正如预期的那样，工资节制导致意大利GDP的利润份额大幅增加：利润份额增幅超过5.5个百分点，从1991年的36%到2000年至2002年的41.5%，此后直到2008年一直稳定在40%左右。在20世纪90年代，意大利的利润份额的恢复比法国要强劲得多，与德国的情况相当，尽管事实是意大利的利润份额已经比一开始高很多了。

换言之，上世纪90年代意大利的结构性改革以更高的利润份额获得了丰厚的回报，且意大利的利润份额依旧远高于法国和德国。随着通胀的降低、有效的工资限制、失业率的下降、公共债务的减少以及利润份额的大幅提高，意大利似乎将迎来长期的强劲增长。但这没有发生。手术进行地很成功，但病人死了。根据验尸官的验尸报告，死因是结构性的总需求不足。

1992年以后意大利总需求的停滞

为了向欧洲货币联盟规则手册靠拢，意大利的经济政策带来（国内）需求的长期短缺。

从1992年到2018年，每个意大利人的国内需求平均每年增长0.25%——与1960年到1992年间的国内需求增长（每年3.3%）相比，这是一次急剧的下降，而且也远低于欧元区四大国的国内需求增长（人均每年1.1%）。意大利的实际出口增长（人均）也有所下降，从1960年至1992年的平均每年6.6%，降至1992年至2018年间的3%。从1992年到2018年，欧洲四大国的年均出口增长率（人均）为4.4%。

意大利长期的需求短缺降低了产能利用率（尤其是制造业），这反过来又降低了利润率。

根据我的估算，与1992年至2015年期间，意大利制造业的产能利用率与法国制造业的产能利用率之比下降了惊人的30个百分点。意大利制造业的产能利用率相比于德国制造业，从1995年的110%下降到2008年的76%，到2015年进一步下降到63%，降幅达到惊人的47个百分点。

与法国和德国的利润率相比，较低的产能利用率将意大利制造业的利润率降低了3至4个百分点。这必然大大抑制了意大利制造业的投资和增长。需要强调的一个事实是，虽然利润在收入中的份额增加了，但意大利的利润率下降了。这意味着意大利的财政紧缩和限制工资的策略被证明是适得其反的，因为它不能提高利润率：需求下降和产能利用对公司盈利能力的（负面）影响大于利润份额的增加。

正如我在论文中所述，这种长期需求短缺的状况尤其是由以下因素造成的：（a）持续的财政紧缩；（b）永久性的实际工资限制；（c）缺乏技术竞争力再加上不利的（欧元）汇率，使得在面对低工资国家（尤其是中国）日益激烈的竞争时，意大利公司维持其出口市场份额的能力有所降低。

这三个因素都在抑制需求；减少产能利用率，降低企业盈利能力；同时损害投资、创新和生产力的增长。因此，它们将意大利禁锢在一个永久性衰退的状态中，其特点是意大利经济生产基础以及其贸易往来的质量成分的匮乏。

意大利的制造业不是“技术密集型”的，而且其生产力停滞不前。如图3和图4所示，相对于欧元区四大国，意大利制造商的成本竞争力依赖于低工资，而不是优越的生产力表现。2015年，法国和德国的工业工人每小时挣35欧元（以2010年的不变价格计算），比利时和荷兰的工人挣的更多，而意大利制造业的工人每小时只挣23欧元（以2010年的不变价格计算），或者说少挣三分之一（见图3）。

但与此同时，法国和德国每小时的工业劳动生产率（以2010年不变价格计算，每小时53欧元）比意大利（约为每小时33欧元）高出很多（图4）。因此，意大利制造商走的是低端路线，而欧洲四大国的公司则走上了高端路线。或者换句话说，与德国和法国的制造商相比，意大利公司缺乏技术力量，而德国的技术力量是建立在高生产率、努力创新和高产品质量的基础之上的。

诚然，在更传统、技术含量较低的出口产品（如鞋类、纺织品和其他非金属矿产产品）中意大利公司确实以其相对较高的质量脱颖而出。但在化工、制药和通讯设备等更具活力的产品出口市场上，他们正逐渐丢失阵地，而这些产品的特点是研发水平和技术密集度更高。

图3：制造业每小时工作的实际工资：1970年至2015年意大利与欧元4国的比较

来源：作者根据EU-KLEMS进行计算

注：以欧元为单位，以2010年的不变价格计算

图4：制造业每小时工作的劳动生产率：1970年至2015年期间意大利与欧元区四大国的比较

来源：作者根据EU-KLEMS进行计算

注：以欧元为单位，以2010年的不变价格计算

陷入结构性弱势的境地

由于两种原因，这种对中低技术活动的专精将这个国家禁锢在一个准永久性的结构性弱势位置。

第一，传统出口品的出口需求汇率弹性比中高技术出口品的更大。结果，欧元升值对意大利传统产品出口商造成的伤害比德国和法国那些出口更具“活力的”商品和服务的公司更大。因此，被高估的欧元对意大利出口增长的损害，要比对欧元四大经济体出口增长的损害更大。

第二个因素是，意大利企业在全球市场上的经营，使其更容易受到低工资国家（尤其是中国）日益激烈竞争的影响。1999年，意大利67%的出口产品由（传统）产品组成，这些产品面临来自中国企业从适当到激烈的竞争，相比之下，面临中国类似竞争的出口产品，法国有45%，德国有50%。意大利出口品在世界进口品中的份额从1999年的4.5%下降到2016年的2.9%，市场份额的损失更多集中在更传统的细分市场，这些细分市场的特点是受中国竞争的影响较大。随着中国和其他发展中经济体的公司继续扩大其生产能力，并且向高端发展，中高技术领域的竞争压力也将增加。

意大利企业在面临来自低工资国家的竞争时遇到了困难：它们通常太小，无法行使任何定价权，单一产品生产商往往无法分散市场风险，而且过于依赖国外市场，因为它们的国内市场处于低迷状态。

意大利的永久性危机是对欧元区的警告

要使意大利经济摆脱目前的瘫痪状态，不是没有办法，但这些方法都不容易，它们都建立在“两条腿走路”的长期战略基础上：

（a）恢复国内（和出口）需求；

（b）多样化和升级生产结构和创新能力，加强意大利出口产品的技术竞争力（以摆脱与中国直接的工资—成本竞争）。

这意味着紧缩和对实际工资增长的抑制都必须停止。取而代之的是，意大利政府应该加快步伐，通过提高公共投资（在公共基础设施、“绿化”、脱碳能源和交通系统方面）和新的产业政策，以促进创新、创业，加强技术竞争力，从而为经济提供明确的方向性推动力。

意大利经济学家并不缺帮助经济摆脱当前困境的建设性意见。但这些建议都集中在创造一个投资导向和创新驱动增长的自我强化过程，这种增长是由“创新型政府”协调，并且建立在相对规范和协调的企业员工关系之上，而不是建立在放松管制的劳动力市场和过度灵活的就业关系之上。这些提议可能会奏效。

然而，M5S和Lega联合政府提出的“单腿跳的”财政刺激方案却并非如此，他们的目的是通过增加公共（消费）支出来短期恢复国内需求。这些建议中的开支都无益于解决意大利的结构性问题。真正缺少的是所有长期有指向的推力，或者一个可行战略的“第二条腿”，而新自由主义的Lega不愿意提供，“仅名义上进取的“M5S没有能力去制定。结果越变越相似。

更重要的是，任何合理的“两条腿走路的”发展战略都不能在坚持货币联盟宏观经济规则手册的同时，保持金融市场的平静，而后者本应作为欧元区主权的纪律。从M5S和Lega联合政府提出2019年扩张性预算草案（DBP）时所发生的情况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2019年的DBP最初提出的“单腿跳的”财政刺激计划的总影响，在2019年预计占GDP的1.2%，在2020年占1.4%，2021年占1.3%，即使是这一微小的预算扩张也引发了欧洲委员会强烈的负面反应，意大利国债收益率也出现了上升。

布兰查德（Blanchard）等人用机械债务动力学模型将这种现状形式化，并得出结论：2019年DBP会引发“无法控制的利差和严重危机，包括非自愿退出欧元区”。布兰查德等人主张财政中立性的预算，他们认为这将导致更低的利率和“可能”（用他们的话说）带来更高的增长和就业。公式、图表和科技专家治国的经济术语可以合适地用于，把实际上构成EMU规则手册的适度违规的行为变成了低概率的灾难性事件，即每个人都希望避免的事件。可悲的是，2019年的DBP并没有达到理性战略所需的水平。所有的声音和愤怒都是徒劳。

更糟糕的是，维持意大利的现状，这意味着财政中立性的预算，带来了一个真实的、未被识别的低概率但影响严重的风险：国家政权和社会稳定的崩溃。持续的停滞将在意大利滋生不满情绪和反建制、反欧元势力。这不仅会破坏意大利的稳定，还会破坏整个欧元区的稳定。因此，意大利的危机是对整个欧元区的一个警告：持续的紧缩和实际工资的限制，再加上宏观经济政策制定的非民主化，构成了一场“危险游戏”——这场游戏还可能进一步增强欧元区其它国家的反建制力量。

这就像打开潘多拉的盒子。没人知道这会在哪里结束。经济学家（包括意大利人）在这一切中承担着巨大的责任，既因为他们对混乱负有责任，也因为他们未能继续团结起来，支持理性的战略解决方案以解决意大利危机。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写道，“或许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社会秩序的覆灭只有一种途径：自取灭亡”。理性的经济学家必须证明凯恩斯的判断是错误的，从意大利开始——哪怕只是因为英国退欧的混乱局面似乎无法挽回。

来源：Servaas Storm, “How to ruin a country in three decades”, New Economic Thinking, April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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