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刘美琳

又到经济半年报盘点时间。

截至目前，除青岛外，在已公布数据的15座“万亿城市”中，中西部城市增速再度领跑，成都与长沙以8.2%的增速，并列第一；增速与南京并列第二的武汉也有8.1%。

成都和武汉两座明显城市暂且不提，略显“低调”的长沙，自2000年以来，GDP增速也是连年跑赢全国平均水平。2017年，长沙GDP更是首次冲进“万亿俱乐部”，迎来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

近期，长沙还有一条新闻也很受关注：7月23日，易居研究院发布《2019年上半年全国50城房价收入比报告》显示，长沙以6.4的房价收入比“垫底”，也是50城中唯一一个房价收入比低于7的城市。相比之下，排名最高的深圳，这一数字为36.1。

简单来说，房价收入比即一套商品房总价与一户普通家庭年收入的比值

近几年，长沙房价虽出现较大幅度上涨，但其前些年房价一直较低，相比众多新一线城市，“房价洼地”一直是长沙吸引人口流入的重要因素。过去三年间，长沙每年人口净增长均突破20万人，尤其在2017年，长沙常住人口增量更是排名全国第四，仅次于深广杭。

不过，早在2014年，《长沙市城市总体规划(2003-2020年)》就提出，到2020年，长沙将建成“千万级人口大都市”。反观现实，2018年末,长沙人口总量仅为815万人。时间迫近，这个目标对长沙而言几乎已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人口吸引力就是城市竞争力，这一点早已成为外界共识。万亿GDP、千万人口，也因此成为众多城市的发展目标。对于经济实力不俗、房价又有竞争力的长沙而言，该如何更进一步？

强邻环伺

经济首位度，一般指省会城市GDP总量占全省的比例。2018年，长沙GDP占全省30.21%，经济首位度在全国各省会城市中排名第11位。目前，关于强省会没有明确标准，若以30%计算，长沙无疑可视为经济强省会城市。

然而，从人口首位度看，长沙仅以11.82%排在第23位，勉强突破10%。湖南2018年常住人口为6898万人，作为排名全国第七的人口大省，其省会城市的人口吸引力存在明显不足。

在16个万亿城市中，长沙2018年GDP排在第13位，不算靠前；不过，以人均GDP计算，长沙排位进一步上移至第6位，甚至超过北京和上海。那是什么导致长沙人口首位度不及经济首位度？

这要从长沙尴尬的地理位置说起。

当前，长沙的定位是“一带一部”首位城市。所谓“一带”，即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过渡带；所谓“一部”，则指长江开放经济带和沿海开放经济带结合部。这样的区位既可以视为优势，也可能成为阻碍城市发展的障碍。

都说人往高处走，以长沙为中心放眼看去，东西两侧的江西、贵州虽然尚不构成“威胁”，但北有九省通衢的中部“扛把子”武汉，南有强大的广州和深圳，缺乏上述城市的先天优势，长沙可谓“腹背受敌”。

 

也是因此，位于湖南北部的省内第二大城市岳阳，与武汉联系更为紧密；南部的郴州、邵阳等城市，则纷纷抱上珠三角的“大腿”。

此前，有研究机构基于2017年9亿用户春运期间迁徙态势统计，在深圳，湖南人占比最多，为21.76%。同样，广州外来人口中，湖南人占比也达19.72%，仅次于广西。

湖南高校毕业生就业去向也验证了这一点。

以中南大学和湖南大学两所“985”大学为例，根据2018年就业质量报告，中南大学本科生在广东就业比例占比27.99%，在湖南就业比例排名第二，占比23.98%。同样，湖南大学本科毕业生在华南地区就业最多，占比33.51%，其中绝大部分在广东就业；其次是华中地区23.05%，其中湖南约占7成。

软肋明显

根据人口迁移规律, 一个地区对人口的吸引力，首先体现在就业机会上。

2015年从湖南大学计算机专业本科毕业的小朱告诉城叔，他们班大部分同学都去了广州、深圳等珠三角城市就业，仅剩的几个留在长沙的同学，也是因为没有其他更好选择，才留在本地。这其中，多少透出长沙的无奈。

不仅工作机会相对较少，工资水平也缺乏竞争力。智联招聘发布的《2019年夏季中国雇主需求与白领人才供给报告》显示，在全国37个主要城市中，长沙2019年夏季求职期平均薪酬仅排在第18位，远低于四大一线城市不说，与杭州、武汉、重庆、成都等新一线城市也有差距。

这背后，与长沙偏重的产业结构不无关系。

目前，工程机械、材料制造、食品烟草等是长沙支柱产业。以三一重工和中联重科为典型代表，长沙工信局数据显示，2018年，长沙工程机械产业实现产值约1660亿元，同比增长8%左右。产品品种占全国工程机械品种总类的70%，产值约占全国总量23%，占全球总量7.2%，产品覆盖全球160个国家和地区。总理点赞的“挖掘机指数”，也是在这里诞生。

相比之下，长沙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等相对薄弱。一个显著例子是，恒大研究院发布的《中国独角兽报告:2019》显示，长沙成绩为零。

从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关系来看，相比第一、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就业弹性系数更大,对就业拉动作用也更大。从今年上半年数据来看，在15个万亿城市中，长沙第三产业GDP绝对额明显偏低，与武汉、成都等新一线城市差距在2000亿元左右。

另一方面，企业作为吸纳就业的主力军，长沙目前存在企业规模偏小、缺少龙头带动企业等问题，也因此降低了长沙就业吸纳能力。

比如，近年来，郑州引进知名企业富士康，吸纳就业近30万人。世界500强、总部位于武汉的东风汽车，员工数量也超19万人。而据长沙统计局2017年相关报告分析，长沙最大的企业员工也仅7万人左右。

校准定位

在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广州看来，“合理的房价的确降低了生活成本，无形中抬升了收入相对水平。但在考虑城市时，人们通常会综合考虑距离、收入、就业机会等多个方面”。简而言之，促使人作出选择的，是城市的未来潜力。

改革开放40年，长沙GDP由1978年的16.85亿元攀升至2018年的11003.41亿元，不仅成功迈入“万亿俱乐部”，城市排名也稳步节节攀升，发展势头不容小觑。

 

为此，有人说，长沙是近20年中国“逆袭”最为成功的城市，某种程度上甚至可媲美深圳。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长沙从来不是被“偏爱”的城市——

计划经济时代，相比武汉、沈阳、哈尔滨、长春等国家重点扶持的工业城市，长沙很长时间里几乎没有国家投资的重大项目，传统工业和国有企业乏善可陈。

进入市场经济时期，在国家中心城市、自贸试验区等“国家头衔”竞争中屡屡落败不说，行政级别至今也仅是一个地级市。

2006年，中部崛起战略正式开启，长沙与武汉、郑州、合肥等中部省会一道，迎来前所未有的机遇。

第二年，长沙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到发展面临的困难和问题，突出指向工业：“长沙经济总量偏小、结构不优，特别是工业经济在中部省会城市中尚未形成比较优势。”后来的结果，我们都知道了，长沙逐渐成长为中国“工程机械之都”。

时至今日，在城市纷纷谋求转型升级背景下，长沙有了新的“成长的烦恼”：传统制造业智能化改造亟待加快、新兴产业仍处于成长期、外向型经济和现代服务业短板明显……

今年初，长沙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突出省会担当”。与前两年不同的是，报告没有关于创建国家中心城市的表述，而是着重强调“三个中心”建设，即国家智能制造中心、国家创新创意中心以及国家交通物流中心。

去年4月，在一年一度的互联网岳麓峰会上，湖南省委书记杜家毫向现场众多互联网大咖发出 " 春天的邀约”：“我们期盼腾讯、京东、阿里巴巴等国内外知名互联网企业将‘第二总部’落户长沙，推动形成北有北京、南有深圳、东有杭州、中有长沙的中国互联网产业发展新格局。”

从国家智能制造中心到中国移动互联网产业“第五城”，从“东亚文化之都”到“世界媒体艺术之都”……当长沙试图校准自己的定位，能否真正突出重围，可能才是何时突破千万人口大关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