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蓝海经济观察 李方

这个人不用介绍，他的知名度很高，号称第一代网红，对，他就是俞敏洪。

他之所以有名不仅是第一代网红，还因为他的新东方。

新东方有名也不是因为他给西方输送了十几万留学生，而更出名的是他成为了中国创投界的黄埔军校，为中国输出了不少投资家与企业家。

如果再挖掘他为什么有名，我们不得不提到新东方的“三驾马车”，不得不提到新东方“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合伙人制。

这三位随便拿出一位都是中国创投界响当当的人物：俞敏洪、徐小平、王强。

不能跟同学老师合作不代表就不能与其他人合作了，新东方合伙人散伙后俞敏洪又有了新合伙人，洪泰基金的成功打破了俞敏洪不能与人合作的魔咒。

俞敏洪是个苦逼出身没错，可谁也没说苦逼出身就做不了老大？刘邦朱元璋都是苦逼出身没有影响他们当上君王。

说到这，瓜众们显然被吊足了胃口。

大家一定很想知道俞敏洪是怎么把新东方做起来的？

已经成为标签的“中国合伙人”是如何辉煌又是怎么散伙的？

与徐王散伙却与泰哥合作成功又是为什么？

最后一个问题还是归结在：

这个怀有严重自卑感的农村孩纸怎么变成了自信十足的企业家？

俞敏洪是怎么把新东方做起来的？

俞敏洪是在“三年自然灾害”那个年代生下来的，在江苏江阴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农户里又添了个男娃儿。

都说男娃不好养，这不，小敏洪上边一姐一哥，那个小哥哥就是很小时得病夭折了。小敏洪打小身体也不好，一直病病恹恹的，身子一直长得像根豆芽儿。

家里就剩这一个独苗，更加疼惜，一心希望将来能读书，最好能当上教书先生，那就是给老俞家祖上添光了。

机会还真来了！

小敏洪高中毕业时正好赶上恢复高考，他们老师里最强的是英语老师，敏洪和很多同学都报了英语专业。

可惜从小营养不良的他好像脑子也没太发育好，两次高考均失利。主科英语第一次33分，第二次55分。

小敏洪已经要放弃再考，准备当一辈子农民了，突然县里开了个英语高考辅导班，敏洪死活挤进了那个班还被选为副班长，从此拼命学习，他知道这是背水一战了。

第三次高考开始了，小敏洪40分钟就出来了。

英语老师大怒，迎面抽了俞敏洪一耳光，说今年就你一个人有希望考上北大，结果你自己给毁了。

敏洪委屈地说确实40分钟就答完了，也查不出啥错了。

张榜公布成绩时，俞敏洪英语95分，总分387，那年北大录取分数线是380，有戏！可是他语文是58差2分，他不敢报北大。他老师帮他填的志愿。

8月底被录取的同学都拿到通知书了，敏洪啥都没收到。

突然一天县教育局长来电话说有通知书了，敏洪拿到一看是北大的！

顿时疯了，像范进中举一样和几个同学在大街上又蹦又跳。最支持他的母亲也留下了激动的泪水，把家里的猪、羊、鸡都杀了，全村人美餐了好几天。

考不上大学压力大，考上大学压力更大，特别是对于一个农村来的孩子，又特别是在北大——中国文科最高学府。

王强虽然也不是京城八旗子弟，可也是内蒙大城市来的城里人，那气场与风度自不必说。在他眼里从头到尾就没看得起乡巴佬俞敏洪，据他形容：开学报到那天，他们

这帮18岁孩子看到从宿舍楼尽头走进来一个“81岁老头”，这“老头”挑着担子，前面挂着锅，后面捆着棉被。

他操着纯正的普通话喊着：大爷，这是学生宿舍，不能卖东西的。

直到敏洪从皱皱巴巴的兜里掏出那张录取通知书，大家才知道这不是大爷，而是他们的俞同学。

俞敏洪非常不愿意回顾北大5年学习生活，因为那段经历除了压抑自卑，就是自卑压抑。学习成绩倒数不说，什么活动都不敢参加，别说学生会、艺术团了，那是多才多艺同学的殿堂，与他不沾边。

就是体育活动也没一样拿得起来。唯一一项游泳还行，别忘了敏洪就在滚滚长江边长大的，从小就跟着老爸在河沟里摸鱼摸虾的……

体育老师看着在清澈见底游泳池里奋力向前的敏洪时嘎嘎乐了，说从来没见过“狗刨式”能游这么快的！

这在小敏洪伤痕累累的心上又撒了一把盐……

那个年代，都说大学生是“天之骄子”，北大的大学生自然是骄子中的骄子。

可是在敏洪眼里，这种感受只是王强他们拥有的，而不是他的，他内心深处只有郁闷，和深深的自卑，他只希望大学5年快点过去，北大不是他的场子，这里气场太强大了，把他那一丝丝底气压到了近乎没有。

那时的敏洪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毕业后的广阔天地，或许是他翱翔的大场子，王强同学们到那时再看吧！

果真毕业了，不想呆在北大校园的敏洪还是被留校当老师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最后一两年敏洪发力了，他把所有的精力以及郁闷转化的动力都用在了学习上，虽然听、说能力可能是基因里的缺陷难以大幅提升了，唯一的用力点只有“词汇”了。

未名湖畔是其他同学风花雪月的场所，对于断了那个念想的敏洪来说，那里是他发奋图强的宝地。

在那一两年里，凌晨4-5点就能听到明显江阴腔的大声背单词声音。

功夫不负有心人，不长时间里敏洪居然背下了8万英语词汇！远远超过《朗文现代英汉双解词典》的容量！

那段时间是俞敏洪在北大唯一一段扬眉吐气的时光，开始是同学随口问一下冷僻单词，敏洪每每对词义做出精准释义，还能说出该词不同用法。久而久之，俞敏洪“活字典”的名声不胫而走，很多年轻老师都佩服不已。

谁又知道，正是凭着这个“独门绝技”，俞敏洪不仅留校了，也是他日后创业“新东方”的最大资本。

俞敏洪被分配到了北大公共英语系当英语教师。

“公共英语系”啥意思？就是给非英语专业的学生讲课。这在英语教师圈里是最普通的一种，肯定不如在“西语系”里讲课含金量高，人家是精锐部队，咱们是“土八路”。

每周只需要上八节课，大约八小时的课时，看来相当轻松。当然收入也有限。

所有加一起，一个月也就6张“大团结”（10元纸币）。这个收入标准离老家的期望值是有很大落差的。

怎么办？既然工作不饱满，就给自己加码呗。俞敏洪开始在校外兼职讲课。在“东方学校”讲课，使他的收入明显改善，至少在那几张大团结基础上翻了几倍。可是距离他攒够出国学费还差着行市呢！

他们班50人，49人都出去了，就剩下敏洪在老老实实当人民教师。

他玩命考托福考GRE，考试通过了，签证过不了，后来签证过了，能提供奖学金的学校又没了。再后来一个最接近成功的消息来了，对方能提供3/4奖学金。

那1/4奖学金仍然折合几万人民币，按他当时的挣钱速度还得挣十几年，俞敏洪绝望了！

屋漏偏逢连阴雨，就连他当时的“工作”也出问题了。

有一天北大在没有预先沟通的情况下，突然通过校广播站广播了俞敏洪违规兼职讲课的消息，提出对他记大过处分。这种处分当时仅次于宣布开除了。

大喇叭连续广播了三天，在北大有线电视台连播了半个多月，连北大食堂的老鼠都知道俞敏洪犯错误了。

原来在同学们那讲课至少能获得尊重，现在俞敏洪从他们眼睛读出来的是鄙视，我们的老师是一个唯利是图小人，这对于俞敏洪已然是无法接受了。

他只能选择辞职，达到了校方的本来目的。

辞职后俞敏洪只能从原来偷偷干变成“明火执仗”了，可是过一段敏洪发现这么干下去离出国目标仍然遥远。他开始萌发单干的想法。

可是单干没办校资质肯定不行，只能“挂靠”在东方学校下面另支一摊。可这么干得把收入的15%交给人家，还是不爽。最终俞敏洪下定决心豁出去单挑了！

在他“百折不挠”和“软磨硬泡”几个月下来，还真让他把办学执照“泡”下来了。

1991年“新东方”有执照了，可以开班了，可是学生在哪呢？以前他不用操心招生的事，现在“东方”变成“新东方”了，没人认这个牌子啊。

咋办？从来没下过海的俞敏洪只能用最原始的办法，在电杆上刷小广告。此时，俞敏洪已经没有退路，既然成个体户了，索性就把老家人都叫来，阵容颇大的“家族企业”就在俞妈妈指挥下开练了。

为什么俞妈妈可以指挥团队？开玩笑呢，她年轻时当过生产队妇女队长，指挥过一帮女兵呢。

在家里，她更是三军统帅，指挥着俞爸爸和几个孩子，大家都是绝对服从。现在俞妈妈拿出当年妇女队长劲头指挥着家族人员从刷广告做起。

就这样，从20-30人一个班，到100-200人几个班，后来95年最火时招到过15000学生。那时这种规模就是中国最大的民办英语培训学校了。此时的俞敏洪已经不考虑出国了，他考虑的事变为如何从国外招人才回来，尽快把公司做大，而且争取尽快在美国上市！

标杆式的“中国合伙人”为什么会散伙的？

1995年，新东方已经发展到一万五千个学生，俞敏洪也成了最早一批的千万富翁。

当时新东方是彻底的家族企业，公司的核心骨干基本都是他家人，他妈妈、他老婆、他姐夫等等，老俞心里明白：他的新东方要想从几千万到一百亿，靠这个草台班子是不行的。新东方要想从家庭式作坊进阶为现代企业甚至国际企业，靠他老妈这位前生产队妇女队长为中坚力量一定是不可能了！

俞敏洪此时脑子里闪现着两个人：徐小平、王强。

这两个人当年敏洪在北大读书时是仰望级的人物。徐小平是北大艺术团指导老师，王强是艺术团团长、学生会主席、俞敏洪的班长。那时的俞敏洪不是一般的默默无闻，徐小平、王强的印象里他属于艺术团站票观众（免费），在艺术团数百人活动现场一般是站在最后排角落里的一位。

放下北大那暗无天日的悲惨经历不表，俞敏洪现在面临的问题是：怎样把一个“村办”企业升格为真正国际范的公司？他必须把视线放到海外，从他老师和同学里去寻找。

95年底，穿着廉价西装怀揣一万美刀的“俞老师”登上了跨越太平洋的飞机。

第一站先去加拿大温哥华，先找混的不好的徐小平聊聊。

老徐那时虽然获得了加拿大大学音乐硕士学位，可是并未找到像样的工作，只能在各种餐馆打工。

开着一辆二手车的徐小平接上敏洪进城吃饭，绕着吃饭那条街转了5圈还不停，敏洪奇怪地问他：那不是有很多车位吗？

小平郁闷地回答在那停要付10美金，他要找到一个免费车位。此时腰包装有1万美金的敏洪在“经济基础”上是有优越感的，虽然在“上层建筑”方面有强烈的自卑感。在马斯洛需求理论的最低层次面前，经济基础是绝对占上风的。

在饭桌上，当小平听到敏洪说他的新东方已经是千万级企业时，已经不用做思想工作了，啥别说了，我跟你走，什么特么贝多芬莫扎特，跟着农民英语老师挣大钱去！

另一个预定目标王强跟徐小平不同：

王强当时读完了计算机硕士，找到了美国贝尔实验室的研究员工作。拿着7万美金的年薪，定居在新泽西的公寓。这在那个年代已经是中国留学生的顶级状态了。

此时的王强在“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上都具有优越感，可是一件小事对王强的优越感打击不小——当他带着敏洪在美国校园里散步时，路上有学生认出俞敏洪：“您是新东方的俞老师吗？”

王强心想，当年在北大哪有人认识俞敏洪，现在在美国倒是没有人认出觉得很牛逼的自己了。

在随后的酒桌上，王强想跟老俞聊聊新东方，这次是敏洪心里犯嘀咕了。临出国时，老妈听说儿子要去美国找王强，直接挑明了说：“你千万别把王强叫回来，你能管得住吗？”

还别说，当年的妇女队长虽说把公司带上国际范不行，看人识人还真没得比！

敏洪妈李八妹看人看得很到位呢，她能一眼看出那个班长、学生会主席、艺术团团长不是一路人。将来不定闹出啥事呢。可当时王强是愿意跟老俞回国干的。只是敏洪有顾虑，也没有力邀他一起干。

一是他信老妈的话，二是他也拿不准北大的“王子”是否真的愿意跟他干，别忘了当年王强可是天天喊着老俞给他打开水的，使唤他就跟使唤店里小二一样。

现在位置倒过来了好使不？

王强见敏洪没有力邀他加盟，开始半开玩笑的刺激他：“你不同意我回来，我就在你对面开一所学校，名字就叫新西方，校长叫王强。”

俞敏洪沉默了一会儿弱弱地说：“那就在新东方这个名字下面做吧。”

就这样，标杆式的“中国合伙人”在极为曲折复杂的背景下搭伙了。

1996年王强回国，俞敏洪和徐小平拿着花去首都机场接他。

王强刚接到花坐进车里第一句话就说：“老俞，今天我和小平一无所有。如果有一天我们做的比你好，你能接受吗？”

据徐小平的回忆说，那时车里的氛围很尴尬。

俞敏洪沉默了片刻，说：

“当然，让你们回来就是让你们成为百万富翁、千万富翁。”

“好，老俞你记住今天这个话”王强说，“这样我就可以一辈子跟着你了，你有这个心态就行”。

看官们请注意：三个合伙人是看在“利益”的份上走到一起了，可是老俞与徐王在价值观层面是尿不到一个壶里的，这为“中国式合伙”的发展埋下了深深的伏笔。

徐王“入伙”后第一个面临的就是“去家族化”，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做的第一件具体事就是推行办公室禁烟。

那之前公司开会是烟雾缭绕，熏得人都睁不开眼。饱受西方文明的徐王实在受不了这个环境，效仿林则徐“虎门禁烟”，并坚持把这条写进公司制度。

虽说不是禁大烟，可几十年的习惯哪是说禁就禁的？这不，第一个抓住“违规”的就是俞妈妈李八妹。

俞妈妈何等人啊，要说新东方的合伙人，她是她儿子第一个合伙人。违规交罚款老妈哪里干呦，只能是儿子代缴完事。

后面“去家族化”的过程可想而知是万分痛苦的，老俞使了20万“银两”遣散了老家的七姑八姨，最后弄到老妈头上。

那天在大堂里，就听到俞妈妈在大厅里又哭又闹的。

王强说：“你能不能对你妈发一次火？以后她就不会这样了。”

俞敏洪站起来径直走到她面前，当着里里外外一大群人，在他妈妈面前跪下了……

在俞徐王“三驾马车”的强力推进下，“去家族化”取得了效果，江阴老家的人都退出去了。

2000年，新世纪新气象，新东方走上了发展快车道。

三位合伙人有了明确分工：老俞负责托福考试，老徐负责签证咨询，老王负责英语口语。

那年新东方的学生人数发展到了20万！从家族企业到现代企业使新东方发生了质的变化。

可是随着快速发展，新东方不断出现新问题。比如原来只有北京一所学校，发展到全国各地都有分校，上海和广州算谁的业绩？图书出版业务算谁的业绩？

俞敏洪不得不开始思考股份制改革。当时包括徐小平和王强在内，新东方共有10位小股东，每个人能分到多少股份，也是一个问题。

其实说白了，“合伙人制“只是个好听的噱头，股份才是每人话语权的体现。

那时新东方11位股东，老俞肯定是绝对控股，其他10位基本是个位数，徐王应该略高一点。

公司经常因为利益问题而争吵，大家都在争地盘、争利益。

开董事会的时候，徐王经常会不留情面地反驳老俞的方案。他们讨论不出结果的时候就吵，吵急眼了就拍桌子，徐王一拍桌子就叫老俞“农民”“土鳖”。

老俞一般情况下还是蛮大气的，其实他大可以说“新东方是我一个人干起来的，你们瞎争个屁呀”，但是他从来没有说过，他知道自己是最后一根稻草。那段时间他总是在忍受：“把朋友请回来，本来是一起干事业的，结果事业干不成了，还天天吵架。”

此时的俞敏洪我们不得不说已经开始展现出老大风范，完全不是当年那个在王强屁股后面端茶倒水的马仔了。基本上完成了从农民大学生到现代企业家的蜕变。

倒是昔日洋派的徐王显得小家子气了一点，天天为了利益跟老俞争来争去。动不动就写辞职信威胁，给老俞施加压力。

一次徐小平在信上写：“为了对得起北大，对得起朋友。建议俞敏洪离开新东方一段时间，出国进修留学，成为企业管理的新人。”

为了息事宁人老俞还真让出了董事长的位置。

在后来的一年里，以王强为首的小股东们轮流担任董事长。一年以后，小股东们都过足了董事长瘾，但是新东方在管理上的问题还是没解决。于是又把俞敏洪请了回来。老俞重新回到了董事长的位置。

2006年，新东方提交了在美国的上市申请。当时中国在美国上市的公司只有13家，都是中石油、中国移动等央企，新东方成为了第一家赴美上市的民营教育企业。

上市后的新东方并未解决俞与徐王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往往是从价值观层面衍生出来的，比如如何看待公司发展的问题，徐小平就与俞敏洪有截然不同看法。

徐小平主张快速扩张，而俞敏洪认为“资本求快，教育求稳”。

为此事矛盾升级，老徐一气之下手机关机，给学生上课都没去。老俞只好代他上了课。回来就开董事会讨论老徐的去留问题。会上老俞为表示公正投了弃权票，其他董事全票通过老徐走人，包括他的同盟军王强。

会后王强对老徐解释：

“我投了同意你离开董事会的票，不是你不符合董事要求，是我们的朋友情谊要降降温，不然三驾马车就真的散伙了。”

徐小平能理解王强的说法，他们之间没有隔阂。

最后徐小平笑着解嘲说：“俞敏洪终于学会了用制度来解决问题了。”

徐小平离开了新东方，他感觉那是一个他挥洒了青春的地方，但是已经与自己无关了。

后来徐小平受朋友启发成立了真格基金，正式开始了投资人生涯。几年后王强也退出了新东方，加入了真格基金。就此三驾马车的“中国合伙人”正式分手。

新东方的制度经历了家族制、合伙制、股份制。

俞徐王的分手标志合伙制结束，股份制开始……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