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法治周末报 张亦嵘

责编 | 马蓉蓉

小叶出现在我的生活中，完全是个偶然。

1996年秋天，我去浙南的一个小城，采访一群和他毫不相干的年轻人。那群年轻人是小城青年报的编辑、记者，他们办了个热线栏目，为群众办了不少实事，也帮助解决了不少社会矛盾。

工作完成后，我打算收拾行装走人时，在招待所的商务中心见到了小叶。这不知是偶遇，还是当地陪我的那个记者使了个善良的小手段，故意让我遇见了他。因为这位记者后来和我说过，小叶也找过他们，但他们“庙太小”，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才想到了我这个远来的“和尚”。

陪我的地方记者向我介绍小叶时，他一脸茫然，问：“你是北京来的?”当时，他正在复印一大摞厚厚的上访材料，一脸疲惫，完全没有年轻人应有的精气神。

眼前的他，实在难以和一个曾经的行政公署最年轻的部门领导形象联系起来。交谈中，我很快知道了小叶的遭遇：因为举报了上司私分、挪用移民专款，他落了个住了六百多天看守所、之后还是被“挂起来”的下场。

就这样，小叶走进了我的生活。他向我讲述了自己悲摧而又耐人寻味的故事…… 

【一】 

从事情的发端到今天已经快4年了。准确地说，我的麻烦事应当从1992年年底地区移民办发年终奖时算起。当时，我的身份是地区移民办副主任，主管移民办的财务工作。

那天，我的顶头上司地区移民办主任找我商议给移民办职工发年终奖。他提出，从我们移民办下属的一个经济实体的利润中拿出一万元钱，给大家发奖金。

那时全民经商，不是有句话叫“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待开张”吗?不少政府机关都开门经商，好像不办个公司就落伍了似的。我们也办了个公司，在广西凭祥做边贸。

主任说，公司有了利润，给职工发点奖金有何不可?我说，移民办下属的公司挣了钱，也应当是移民专项经费，是不能给大家当奖金的。于是，我俩争了起来，谁也说服不了谁。

我是分管财务工作的，当然知道管理移民经费的原则：专款专用含糊不得。既然说服不了主任，我便把这事向分管我们工作的行署副专员说了。领导当即表态，公司的利润也是公款，分不得。但主任还是坚持用这笔钱发年终奖。我便又把这事向地区民政局党组书记汇报了(我们办和民政局是一个党组)。

书记的态度和分管专员的态度一致，只是他又针对我强调了一句：这种钱别个敢拿，你不敢拿，因为你主管财务工作，晓得财务纪律。于是我又多次和主任说，这种钱分不得。

过了一二十天，主任指示我们的出纳从下属公司提取了一万元现金，但领款单上没有标注这笔钱的用途。很快，在主任的主持下，每个职工分到了一千元。我知道这钱不能装进自己的口袋，便当即把分我的钱退还给出纳，他也给我制做了收下这笔钱的收据。

我想了想，觉得这么办还是不行，于是又向地委纪委举报了主任私分公款的问题。一万元当时也不是小数，那时大伙儿的月薪也就三百多元。后来，地委纪委有明确的调查结论：根据国家有关文件规定，地区移民办所分给职工的一万元属于公款私分，亦可认为是移民经费私分。

但主任没有打算改正错误，反而动起了挪用移民经费的心思。实话说，我们那个公司刚刚成立，执照是主任托关系办下的，当时并没有资金注入。可要做他经过实地考察、认定可以挣大钱的边贸生意，没钱是办不成事的。他又和我商量：能不能从我们管理的移民经费里先给公司划过去50万元?

我对他说，移民经费属于专款专用，肯定不能挪用，这是纪律，也是红线，碰不得。

见我堵了他的路，主任又以地区移民办的名义召集下属3个市县的移民办主任开会，要从他们那里集资。

主任说，这事是地区移民办领导集体研究的决定。我说，领导没有集体研究，集资只是他自己的意见。我的意见是，不能用移民经费办与恢复、发展移民生产无关的公司。市县的移民办主任听了我的意见后表态：用移民经费办公司，不符合移民经费专款专用的原则。他们也就没有集资。

后来，我又把这事反映给地委纪委，地委纪委也查实了。我怎么也不会想到几个月以后，我竟然被主任举报贪污受贿。

其实在那之前，就有了我出事的苗头。先是我多次接到恐吓电话，然后是家里的电话线多次被人割断，再后来，我上下班用的自行车不是让人轧了轮胎，就是干脆被砸坏。

我知道我挡了人家的道儿了，但我怎么想，也想不出我坚持原则有什么不对。我鼓励自己：要沉住气，挺住。

可到了那年10月，我先是被地区检察分院传唤到一家宾馆监视居住，之后被刑事拘留，进了看守所。前前后后600多天，直到1995年，我才被取保候审。

进了看守所，我才知道自己被同一个办公室的同事兼领导算计了。

我在看守所那600多天过的是啥日子?现在想起来，我还会浑身哆嗦。看守所阴暗、潮湿，我患上了风湿病，掉了几颗牙，这还不算什么，最难忍的是这种看不到边际的日子会消磨一个无辜人的意志，能打倒你!让你想到死!说真的，我也有过“不活了”的念头。我绝食7天，后来确实熬不下去了。

我想，自己没罪，不能死，死了就更没办法说清楚了。我后来明白，这就是信念。说成书上的话，就是世上一定会有公平和正义!在看守所的那些天，我从没停止过申诉、举报。

那种日子里，尊严是什么?我说，就是活下去，就是相信黑暗总要被光明掀开。 

【二】 

我走进了小叶的世界，理解了他的痛苦、抗争和走出困境的艰难。我想要尽一个记者的社会责任，报道这起并不复杂的举报事件。

为了稿件的真实和可靠，我走访了两位相关官员，一位是调查小叶举报上司的地委纪委一室主任;另一位是侦查小叶被举报案件的检察官。

之后的几天里，我先从小叶的嘴里了解了他所反映的情况和他当时的处境、诉求和精神状态。

小叶说，他从看守所里出来后，既没被开除党籍，也没被撤销行政职务，但因为没有司法结论，党费无处缴，工作无着落，行署大院里的人都躲着他，好像他是个瘟神：当官的怕被他缠上;一般干部怕与他来往会受到牵连。那些日子里，他不止一次地问自己，这辈子真就这么完了?自己他才三十出头啊!

小叶也不止一次地问我：“你说，我还能有洗白的那天吗?”

小叶到底有没有冤?从感情上说，我信他讲的冤屈。从理智上说，我得找到信他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

为此，我先去了地区纪委采访了调查他举报上司的室主任。主任说，小叶举报他的领导私分和挪用移民经费的问题，经他们调查属实。室主任给我看了纪委的调查报告，调查报告认为，查实小叶举报的内容基本属实，已经查实地区移民办私分公款一万元;共挤占和挪用移民开发资金247.23万元。

之后，我去地区检察分院采访了主办小叶案件的检察官。检察官告诉我，1993年的八九月，检察分院接到了大量举报小叶有经济问题的公函和信件，其中最有份量的是以地区移民办组织名义举报小叶有经济问题的公函，公函上加盖着地区移民办的公章。

举报公函和信件反映小叶有贪污、受贿问题，且数额大、问题严重。立案后，办案人员查清了事实，小叶在工作中确实有失误，但不构成犯罪，这是办案检察官的意见，也是分院检察委员会的意见。

因此，举报小叶的问题不能定罪。后来，省检察院把小叶的案卷调去复查，结论与地区检察分院一致。

地委纪委和检察分院对小叶问题的结论说明小叶向我反映的情况基本属实。我把手里掌握的素材分析了一下，认为可以写一篇比较有份量的调查报告，既可以讲述一位党员干部为保卫国家专项资金安全与违法行为斗争，并付出惨痛代价的经历;也可以揭露个人为牟取私利公器私用，以组织名义与其说是举报不如说是诬陷，给无辜的当事人和社会带来的危害;还能反映出社会弊病：问题查了，也查实了，但该处理的没处理，该纠正的没纠正，结果寒了正派人的心，也使做错事的人得不到惩处。

离开那座小城前，小叶又找到我，再一次问我：“你说，我还能有洗白的那天吗?”

我对他说，只要你不放弃，你的问题一定能解决。眼下，还有什么比你住看守所更难的事?看守所的日子你都挺过来了，还怕公平和正义体现不到你身上吗?

话是这么说，可他什么时候能洗冤，我心里也没个底。 

【三】 

回到北京，我便着手写这篇调查报告。我写得很顺手，完工后给稿子做了个标题——《沉重的举报》。随后，我将稿子发给当地纪委和检察分院。

很快，两家单位都回复了，纪委在稿件上批的是：情况属实;而检察分院的回复是稿件内容不属实，不同意发表，但又没有提出不属实的具体内容。

我把稿件连同两个办案单位的回复一并送给主管总编辑进行终审。主管总编辑对我说，依据我提供的材料，他相信我写的稿件是真实的，但鉴于目前的情况，他的意见是这篇稿子不公开发表，但可以把稿子的内容浓缩成一篇内参发出。他认为，这样做对解决小叶的问题也许更有帮助。

于是，按照主管总编辑的意见，我把所了解的小叶举报和被举报的问题写成了内参。内参出版后，通过相关的渠道送达到国家有关部门。

几个月以后，小叶给我打来电话，说中央有关部门见到我们的内参后，派出了一个调查组到了他们地区。电话里听得出来，小叶的情绪不错。他说，地区检察分院已经撤销了他的案子。

案子虽然撤销了，但小叶的麻烦还没有结束。

1997年1月，小叶受到留党察看处分，并被撤销行政职务。小叶认为，处分过重，难以接受。他告诉我，自己正在向省纪委申诉。

过了两年，我接到小叶的电话。电话里，他说问题已经解决了。省纪委将地区纪委给他的处分变更成党内警告处分，行署也恢复了他移民办副主任的职务，目前正常上班。

小叶说，事情过去了很多年，他已经不愿意再纠缠于“细节”了，因为还有许多事情要做，不能总陷在案子里。尽管他依然认为，自己不该受到任何处分。

经过这些年和这些事，小叶豁达了，也成熟了。他还坦言，自己如今可以放开手脚为国家、老百姓工作，还有什么委屈放不下?学会放下，是他经历了这些年的痛楚悟出的道理。

到此，我以为和小叶之间的故事彻底落下了帷幕。但我怎么也没有想到，离第一次见到他有小十年的光景时，我再一次见到了小叶。这次他不再疲惫、茫然，竟然开导了情绪低落的我。 

【四】 

2005年秋天，单位体检，查出我疑似患上了癌症。

随后，我住进了肿瘤医院等待确诊。那几天，我情绪很不好，总是躺在病床上胡思乱想，小叶就是在这时风风火火地闯进了我的病房。

他放下一个花篮，对我说：他这次来北京出差，想顺便看看我，到了我的工作单位，才知道我住院了。

小叶还在移民办做移民工作，但他已经是主任了。聊天中，他提起当初我俩见面时的事儿。我说，过去这么多年了，不提也罢。他说，那可不行，上次我俩见面时，是他情绪最糟糕的时候，可他记下了我说的话——不要放弃。

“是你说的这几个字，让我挺过了最困难的日子。”小叶说。

我听了他的话，真有点儿感动。当初，我只是做了一个记者该做的事儿，他却记了这么多年。

我勉强笑了笑，对他说：“这回我要是真得了癌症，怕是嘴上不放弃，心里也得放弃了。”

他摇摇头，说：“那可不一定。”去年体检，医生也说他有可能得了癌症，他当时也挺悲观，觉得这辈子怕是完了。可很快，他就打消了这个念头——他想，自己命硬，哪能说完就完?还有很多想做的事呢!结果，换了家医院，再查，只是炎症。

“我现在不是活得好好的?”我被他眼里的真诚和自信打动了，说;“咱们吃饭去，我可有好几天没正经吃饭了!”

那天，我俩在医院旁的那个小馆子热热闹闹地吃了顿饭。小叶说：“你不是还没有确诊吗?就算是确诊了，真摊上事儿了，不是还可以治疗吗?北京的医院条件这么好，还怕治不了个病?那会儿你劝我不要放弃，今天这几个字也该用在你的身上!”

小叶走后，我想了很多，又想到了我写的那篇没能公开发表的稿子。那稿子投入了我的劳动和情感，没能公开见报是有点儿遗憾，可这和最终解决了小叶的问题比起来又算得了什么?小叶为他的正义和担当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最终放下了自己的纠结，我不也应当学会“放下”吗?小叶接受了他认为不该有的处分，这不完美的结局不正说明我们的社会还很复杂，要做成一件事，有时是需要磨掉些人身上的棱角的。

当然，小叶可以学会“放下”，但社会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放下”。这个“不放下”是说，正义、公平、人性这些最能体现一个好社会的语境，都要融入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心中，成为他们辨别善恶、是非的标准。

小叶的故事也教育了我，也使我悟出了早该明白的道理：作为一个合格的记者，发现、披露和解决社会问题是本事，是能耐，但承受出了力、却没能有结果的劳作也是记者该必备的素养和品质。社会很广阔，也很复杂，个人的努力其实很有限。但只要在劳作的过程中尽力了，对得住道德和良知，结果就不一定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劳作过程中经历的痛苦和欣慰、付出的情感和真心，一定能把你塑造成一个够格的人。

后来，经医院诊断，我并未患癌症。但没过多久，因为身体原因，我还是遵医嘱告别了记者岗位。从那以后，我和小叶再也没见过面。但小叶的故事，成为了我记者职业生涯中难忘的记忆。

作者简介：张亦嵘，1968年山西祁县插队知青，后做过村小教员，县中教员，煤矿井下掘进、回采工，国家公务员，在政法记者任上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