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宜信公司高级副总裁徐秀玲的办公室，小巧、朴素，茶具精致大方。
闲谈中了解到，徐秀玲做财经媒体出身，关注中国的经济发展。2011年进入宜信，当时公司恰好发力做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工作。
“我之前也没有这方面的经历和经验，其实并不会做，但是比较符合我的兴趣点；另一方面，由于之前做财经类的专题，我的专长可能就在跨界，相比之下比较能够去整合不同的资源，做一些创新类的项目。”徐秀玲说：“我进公司的时候，宜信刚好开始发布第一本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报告发布完成后，又负责了宜农贷的对外推广。这个项目成功后，我们感觉自己能够把公益做得创新并且扩大，所以组建了专业的团队。随着公司的壮大，我们能够投入的资源和能力，想做的事情越来越多，后面的产品线也就慢慢发展起来了。”
8月中旬，正值宜信发布第五本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界面记者就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一系列问题对徐秀玲进行了专访。
界面：作为企业社会责任领域的负责人，您认为这是怎样的一份工作，日常工作都会有哪些？
徐秀玲：宜信跟一般企业的社会责任部门不是特别一样，每次我们出去交流，他们会问你们有多少人，大家会比较惊讶。一般企业的社会责任部门也只有1-2个人，而且通常跟品牌相关的部门合并，称为可持续传播或CSR公关传播。
我们部门在高峰期有20多人，接近30人，这个人数别人一听就会震惊，不明白企业社会责任部门为什么需要这么多人。宜信的企业社会责任部门跟其他企业的最大不同就是我们是做执行项目。一般企业做的就是资助项目，或者跟公关团队一起做传播,1-2个人就足够了。我们需要这么多人，是因为我们很多项目是独立在做，和业务部门很像。
界面：就是宜信的企业社会责任领域的工作会当业务来做，是么？
徐秀玲：如果从企业社会责任工作内容来说，一般分为四个阶梯：
合法合规，符合基本商业道德、法律法规，不要成为一个不合法、不合规或者社会声誉特差的企业，这是底线原则，很多企业首先保证这个阶梯。
作为社会公民，参与公益，这种方式比较简单，更多是即兴的被动的捐赠，比如洪灾、地震，扶贫助学，这是第二阶梯资助型，顺势做一些公益传播。
第三，可能开始跟上下游打通，主动管理，得考虑行业整个价值链，我们一起给终端客户去做服务，不能只考虑把自己做好了，得把上下游供应商都做好。
宜信做很多生态圈的知识共享、行业自律，某种程度也是这样，如果我们的投资环境不好，行业不健康，对我们自己也是不利的，所以一般会考虑整个行业以及整个生态圈，做影响行业健康的事情，这是企业社会责任的第三个阶梯。
第四，最高一个阶梯是与战略结合，瞄准未来，与主航道主业务同步，叫战略CSR。不是做好了基本合法合规就行，不是只要拿钱资助就行，也不是目前自己所处行业的上下游安全就好，需要围绕使命初心开展，要为未来的战略目标提前做一些安排。比如，现在我们做的青少年金融启蒙这样的事情，他们显然不是我们当下的客户，但如果让这些小朋友成为一个更有财商或者对金钱有掌控力的人，这对我们未来的事业是很有帮助的。因为宜信的使命是“宜人宜己、美好生活”。
我们相信好的金融能够改变社会，所以我们愿意投入、对外分享我们对于金融、对于财富的理解，宜信的同事也愿意用他们的专业知识担任志愿讲师。这个项目已经和我们的使命初心，和我们的专长能力紧密耦合在一起，同时为公司战略、为未来目标，甚至客户未来的需求做一些铺垫，这就是我理解的、能够创造新的价值的战略CSR。
所以我认为CSR有这四个阶梯，可以一步一步去跨，但每个企业做到哪一级，考量不一样，追求不同，也并不是说后边的阶梯就一定比前边的高级。
界面：听您讲到CSR的四个阶梯，我想追问一个问题，您觉得宜信和其他企业之所以出现这种不同，可能我们做到了第三级或第四级，是为什么？
徐秀玲：两个方面，一是外在的动因，二是内在自己的追求。
外在动因：我们做了很多投资者教育或者是金融启蒙的工作，但理论上这些工作应该是全社会、整个行业一起去做。因为整体基础比较弱，作为这个行业的头部企业，我们自然要身先士卒。 我有一个理解，消费升级之后所有服务行业都天然带有教育属性，因为我们是在给更多人提供他们没有享受过的美好服务和美好生活，所以在他们开始消费之前肯定要先做意识的启蒙和教育。而且金融和财富本身很复杂，不是所见即所得。财富是一种合约、是一种信托，需要一段专业的、长期的接触，才能建立信任关系。所以我们这个行业注定了一定要先做启蒙教育，而且启蒙教育还需要一段时间，因为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不可逆。买错一个理财产品，信错一家机构，这对整个家庭的打击都是巨大的。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这个行业要给客户做很多的启蒙教育工作，这是行业属性决定的。同时相应的监管部门也很重视投资者教育或者金融消费者教育，这也是行业的特殊性决定的。
内在驱动：第一个内因是创始人唐宁对做这样一件事情，给社会带来的变化和对一代中国人在财富观念、财富管理上的影响有更高的追求和期望，所以他很领先地在做很多布局，包括产品、业务以及意识启蒙方面。过往社会上较少金融教育的普及，刚好在过去几十年我们又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加上并不太知道怎么很好地处理，中国人又没有经历过一个完整的金融周期，所以我们作为这个行业的头部企业，有责任把正确、科学的财富观念以及金融服务带给中国，这是第一个内因。
第二个内因是唐宁创业的初心，他在1997年曾到孟加拉国跟尤努斯教授亲密接触，当时就觉得金融本身可以给社会带来更大的贡献。金融作为一个工具，完全可以通过商业的运作和创新给社会带来变化，可以改变人们的生活，所以他一直说宜信公司带有很强的社会属性，这不是一个只追逐利润、只追求规模的企业，是要用商业工具来解决社会问题的。所以唐宁经常强调，我们的公益方式、社会责任方式跟别人不一样，是要用我们的专业能力帮助大家解决最焦虑的问题，在中国什么是大的问题？财富传承，企业的持续发展，家庭财富的增值保值，包括大众富裕人群的养老需求。
这些问题现在还没有很系统、可持续的方式去解决，如果宜信是要做较大社会问题的解决者，本身就是在承担社会责任。这些因素就导致我们做的很多项目不是以营销为目的，不是以品牌为驱动，是以问题的解决方案来驱动。
因为我们的理念不一样，执行的方式跟路径就会不一样，最后的结果就会看到我们有一群做项目的人，在公司里我们有点像小小的非营利组织，只是属于公司的CSR部门。
界面：从成立这个部门以来，共做了多少个项目，您印象比较深有哪几个？
徐秀玲：大约分三大类：第一类，公益扶贫；第二类，公益教育；第三类，公益金融的创新。这十年我们主要围绕这三个主题，回归到企业使命和我们自己的专业，跟我们目标密切相关，没有做跟我们能力范围不太匹配的事情。
第一类，公益扶贫。
宜农贷是宜信从2009年开始设立的第一个公益项目，到今年是我们的公益第十年。宜农贷作为最早、最长久的一直在线的项目，也是我们客户和伙伴最了解、最信任、投入最多的项目，过往参与的人有几十万。
这个项目受欢迎是因为它有几个特点：很简洁，互联网操作；门槛低，100元；可持续，不是捐赠型，用完就没了，我们借出去以后可循环。所以我们也跟大家讲这种创新的公益方式与传统方式不一样，刚开始客户不是特别理解，会觉得很麻烦，认为把钱捐了就行，100元我们也不要。我们会苦口婆心地跟他讲，不是你要不要的问题，而是如果你给了100元，明年你就没有这100元了，但如果你借出去这100元，这个可以循环。100元经过时间循环，可以触及到很多农户，效果被放大了，金融工具很重要的作用就是放大效果。通过这个项目很多家庭开始懂得金融为什么可以在扶贫当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因为资源被放大，所以这是一个很受欢迎的项目，我们到现在已经做了十年，累计出借金额3亿3千万。
第二，公益教育。
一是围绕我们项目服务的客户，比如客户要做财富管理，大家不太了解资产配置，所以我们要对现有的客户或成熟的合格投资人做大量的投资者教育。
二是考虑到未来，要让他们的孩子，甚至是整个社会的孩子在金融知识方面有所提升，因为我们是有国际对标的，在美国、日本、中国台湾小学课程里已经涉及到相关金融，一些课程是我们发动志愿者自己开发的。2017-2018年度，宜信“贝壳”青少年财商教育项目在全国累计开展641场活动， 22,092人次受益。
三是我们还服务很多小微企业主，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也一直难以解决，我们一直在做创业者服务，企业家、小微企业主的能力建设，这部分超越了我们本身要做的事情，但如果我们客户“活”得不好，客户的子女传承问题没有很好地解决，我们的未来也不会好，所以跟公益教育相关的这条线我们会一直做下去。
第三，公益金融。
做公益金融是因为最近几年金融创新工具很多，我们有很多客户，尤其高净值客户开始考虑一些创新的家族信托、慈善信托、家族基金会，我们有很专业的团队、专家做金融结构的设计，所以我们会给一些高净值客户去做这种创新的金融工具的安排。
我们十年来所做的公益项目主要是以上三大类。
印象最深、也最受欢迎的项目还是宜农贷，这个项目已经有十年了。截止到2018年，累计爱心出借人178,204人，合作机构25家，累计出借额3个多亿，已经比我们的第一个目标300万翻了几番，平台平均每分钟的出借金额已经达78.4元。
界面：您做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工作这么多年，遇到最大的挑战和困难是什么？
徐秀玲：我觉得创新的事儿总是需要一些时间让别人去了解和认可，因为公众的意识里面都会认为公益跟商业是分开的，也就是一家企业做公益肯定别有用心，一定不是纯粹的。如果你做商业，他就会觉得一家企业肯定是想赚钱的。打造一个创新的公益项目，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得到公众的认可。比如宜农贷刚开始做第一年、第二年，别人会觉得我们做这个事情就是为了名声，做两年就不做了，但等我们做到第五年、第六年，大家知道我们是真的要做，而且真的投入这么多，做到第十年就再也没有人去质疑。
贝壳也是一样，我们这个项目做了大概五年，刚开始做的时候别人会觉得我们做这个东西肯定是想卖什么，等做到第五年大家发现真的没有。所以做这类工作最大的挑战是我们需要时间来证明自己，也需要一些时间跟大家进行交流。
不过很明显，目前的环境越来越好，我们大概五年前提出公益金融这个概念，大家觉得很奇怪，公益和金融怎么能结合呢。现在这个领域的论坛、协会多起来了，包括投资界也开始讨论这个事情，大家开始觉得这个事情很正常，多年前人们会认为慈善跟增值保值、慈善跟资产、慈善跟财富不能相提并论，泾渭分明。但现在公益界也有两派，也有左派右派的争论，但起码这个话题已经越来越得到公众的认可。我觉得所有的创新都需要决心和耐心。
界面：您觉得做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工作，不管是一个企业还是一个人，如果想做好的话，需要什么特质？
徐秀玲：第一，要想清楚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这个出发点、这个驱动力决定你能走多远。为了短期内塑造一个形象，或者看见别人这么做，我也跟风去做，还是内心知道我要成为一家什么样的企业，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这其中的驱动力不一样。是真的目标使命驱动，还是短暂的利益、公共声誉、品牌的驱动，所做的决定也是不一样的。
专业，这个事情真正要做好是需要专业的，唐宁讲过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说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商业都不做了，要做自己的基金会，把所有的钱拿去干这个事，个人有使命、有抱负，这应该是他最快乐的事儿，比搞一个微软还快乐。为什么公益是专业的？巴菲特有很多钱，他自己也想做公益，但他把钱给了比尔盖茨，他觉得自己更擅长赚钱，但公益可能比尔盖茨做得更好。同事们经常说我们是一个很有公益追求的，但也是很商业化和职业化的团队。
所以，做企业社会责任的工作一是使命驱动，二是要有专业的执行能力，才能真正把事情做对、做好。
界面：那您自己是具有哪些特质，所以将这块儿的工作做得还不错呢？
徐秀玲：我觉得自己是跨界能力比较强，过往的经历让我对金融财经有很深的了解，同时在传播、策划、创意方面也具备一些能力，自己对这个领域又很喜欢。公司一直持续地让我们去做创新，各个方面给予支持，所以这个部门就从2011年做到现在。
界面：从行业来讲，现在对各个企业社会责任有没有一个评判体系？
徐秀玲：不能叫做评判，但可以分为两类评价体系，一类叫制度准则，比如联合国全球契约十项基本原则， ISO26000社会责任指导原则，GRI《可持续发展报告标准》，国内来说，国资委有一些政策，比如《关于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等。
另一类，会有很多专业的媒体、协会做一些评选，政府也有相应的奖项。2017-2018年，宜信荣获国内外的社会责任类奖项15个，其中重点奖项有亚洲银行家＂中国最佳财富社会推动力＂大奖。
界面：您感觉国内和国外评价标准现在有什么大的不同吗？
徐秀玲：从性质来说，国际通行的准则通常是推动可持续发展和良好企业公民意识的自愿举措，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而国内的政策自上而下的意味更浓一些。
而从金融市场的要求来看，国外的情况通常是投资人用资本来投票，而国内的深交所和上交所相继发布社会责任的指导性文件，港交所发布《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指引》，上升到“不遵守就解释”这样的半强制要求。
宜信财富的投资合作伙伴都是比较国际化的，所以我们很能感受到来自国外的伙伴在这个方面的一些先进的理念。很多资产管理机构有专设的一个ESG部门来看我的投资标的是否符合可持续的价值观，因为我还要对我的投资人负责，我的投资人不是只看财务回报是多少，还要看怎么赚来的钱，如果投资的方向和领域不符合他们个人价值观的，就不会投资。在中国目前公众的意识正朝这个方向前进，我们必须走在前面，做负责任的投资，做充满爱的管理，这是我们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