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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意见】纪录片《美国工厂》:普通人的困境与希望,与名人故事同样引人入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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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意见】纪录片《美国工厂》:普通人的困境与希望,与名人故事同样引人入胜

奥巴马制片公司的首部作品,讲的是一个关于中国资本与美国工人的故事。

《美国工厂》剧照

作者 | 肖龙

《美国工厂》(American Factory)这部纪录片,带着“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的制片公司的首部作品”的光环,在Netflix这个视频流媒体平台的加持下,拍摄的又是中国人在美国“铁锈地带”开办工厂的事情,几乎就是流量神器。

绝大部分媒体关于本片的讨论,都聚焦于奥巴马夫妇新成立的“高地制片公司”(Higher Ground Productions),甚至全球化、中国投资美国这样的话题。笔者通过该片两位联合导演之一的李米杰女士,从中国纪录片人的角度,向《美国工厂》的两位导演,以及两位中国联合制片人发出了采访问题,得到的答复是,目前媒体的采访请求,都需要等待Netflix批复。

《美国工厂》剧照

Netflix对于自己作品的传播,严谨到了苛刻的地步,这是业内常识,再加上奥巴马的标签,于是访谈就变得无法预期了。

然而《美国工厂》已经播出,也有大量的影评和访谈。通过这些公开材料,笔者从一个纪录片从业者的角度来谈一下《美国工厂》。

美国俄亥俄州代顿市,曾经有好几家美国大型汽车制造厂。20世纪初,当地汽车厂陆续被关闭,转移到成本更为低廉的国家和地区。2008年12月,通用汽车公司关闭了代顿市的最后一个工厂,大量当地人失业,城市陷入萧条,沦为“铁锈地带”。

导演斯蒂夫(Steve Bognar)和朱莉娅(Julia Reichert)夫妇两人,就生活在代顿市旁边。2009年,夫妇俩拍摄通用汽车厂关闭的短片《最后一辆卡车:通用工厂的关闭》,获得奥斯卡最佳短片奖提名,并在HBO上播放。

2014年,中国的福耀集团,买下代顿市的通用汽车旧厂房,改造成玻璃厂,并招聘当地人上班,此事在当地引起很大反响。

作为纪录片导演,斯蒂夫和朱莉娅的灵感被触动了。随着几百个中国工人和管理者来到代顿市,他们如何适应美国生活?中国与美国的管理者和蓝领工人之间,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是有趣的故事。

恰好福耀玻璃想找一个团队,记录他们在美国的开厂过程。于是两位导演就开始了跟踪拍摄。

获取被拍摄者的信任是第一位的。导演首先告诉所有的被拍摄者,他们做的是独立纪录片,跟资方、管理层、工会完全无关。两位导演的住址,距离拍摄地开车仅有25分钟,经过频繁的来往和持续的拍摄,摄制组和被拍摄者逐渐建立了互信,甚至可以进入被拍摄者的家庭空间。

对此,曹德旺先生非常大度,并没有反对。相反,他给了拍摄团队自由出入的门禁卡。

《美国工厂》剧照

从2015年2月开始,到2017年12月结束拍摄,五位摄影师去拍摄了几百次,跟踪特定的人与场景,积累了1200个小时的素材。在拍摄中,他们时刻在问:“哪里有悬念和冲突?谁碰到麻烦了?什么原因?结果如何?”

由于拍摄环境极其嘈杂,挑杆式录音完全不管用,人物对白全部用领夹式麦克。

由于大部分工人做单调性重复工作,很容易走神。摄制组白天拍摄他们的工作状态,晚上就跟随他们回家做访谈,让他们回忆当天的所思所想。影片将被访者的独白,和他们的工作状态剪辑在一起,仿佛被拍摄者在工作中自言自语,观众能听到被拍摄者内心独白。

最初,导演想围绕着核心问题“所有人的努力都能成功吗?”来展开故事,更详细的则是“在美国传统产业地区,一个中国投资的工厂,2000个美国蓝领工人,300个中国管理者和培训者,所有人的努力都能成功吗?”

但随后他们发现,对于不同的人,“成功”的定义是不同的。

导演们认识到,没有所谓的“好人”和“坏人”之别。每个人都面临挑战和压力,为了各自不同的“成功”定义而努力。

两位导演说,优秀的纪录片导演,需要去理解并展现出被拍摄者的情感。在此片的创作过程中,他们最大的挑战,是去理解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思维。

创作团队加强了对中方人员的拍摄。由于不懂中文,导演邀请到了中国联合制片人张苡芊女士和李米杰女士加入团队。

在中方联合制片人的帮助下,创作团队还来到中国,拍摄福耀玻璃的年会。

《美国工厂》剧照

两位导演后来说,两位中方联合制片人,不仅在语言上、和中国人沟通上,而且在文化理解上,给与创作团队极大的帮助。

比如,美国人是在被肯定和被尊重的氛围中长大的,而中国来的师傅,很少夸奖他们,这让美国员工很不开心,认为没有受到尊重。然而中国师傅并非不尊重他们,而是不习惯夸奖。

比如,中国员工喜欢遵从师傅的命令,而美国员工喜欢师傅告知这么做的理由。

比如,中国员工为了更好的生活,愿意长时间加班。而美国员工则认为,工作不能过于影响生活。

不同的期望,对工作和生活的不同理解,导致了冲突。这些冲突,跟钱有关,也无关。

虽然影片的初衷,是两位导演对美国蓝领失业工人的同情,但导演最后决定,在《美国工厂》的剪辑中,他们不提供答案,而是抱着尊重的态度,尽可能把各方的观点,都放到影片中。

如果选择某一场景,他们要考虑,是否需要另一个场景来平衡?

导演说:这部影片就像《唐顿庄园》一样,观众既能看到贵族的观点,也能看到管家和佣人们的观点。

导演希望在这个越来越极端化的世界,让各方能相互理解对方的处境。

然而导演也说,一旦有了“我们”和“他们”的区别,有了“我们比他们更好”的优越感,达成共识的难度就加大了。

在影片的最后,工人的岗位逐渐被机器人所取代。在影片结尾处,镜头凝视着熙熙攘攘的美国工人的脸庞,以及同样熙熙攘攘的中国工人的脸庞。

项目开始时,两位导演只能自己辛苦筹集资金,坚持拍摄。后来获得了Participant Media关注和投资,才得以搭建专业团队。

这个Participant Media大有来头。它出品的电影《罗马》,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最佳导演和最佳摄影奖。最近几年的纪录片佳作《鲁斯·金斯伯格》《他们叫我马拉拉》《沉默之像》《不可忽视的真相》也都是它的作品。

《罗马》海报

在Participant Media的资助下,两位导演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第一次雇佣了剪辑师来建构故事。经过18个月的剪辑,《美国工厂》在2019年1月份获得了当年圣丹斯国际电影节最佳美国纪录片大奖提名,以及最佳导演奖。

在圣丹斯电影节上,Netflix的高管带着一位陌生人士和两位导演见面。这位陌生的人士自称是“高地制片公司”的高管。他说奥巴马先生看了此片,很有兴趣,希望能作为该片的出品方之一。

直到这个时候,两位导演还不知道,奥巴马和这个“高地制片公司”公司,以及Netflix是什么关系。实际上,“高地制片公司”是奥巴马夫妇和Netflix合作的制片公司,2018年5月份才刚刚成立。

2019年6月份,两位导演和奥巴马夫妇在华盛顿见了面。朱莉娅问奥巴马:“以您的身份和地位,为什么看上了这部片子呢”?

奥巴马回答说:“一个好的故事,能够让我们理解其他人的生活,能够帮助我们找到共识,这也是我和米歇尔创办的这家制片公司的初衷,也是让《美国工厂》成为这个公司首部影片的原因”。

米歇尔回答说:“我出自蓝领产业工人家庭,我能深刻地理解他们的处境”。

2019年8月21日,Netflix以28种语言播出《美国工厂》。

在中国,由于《舌尖上的中国》《22》,以及这次的《美国工厂》,让不少圈外人知道了纪录片。

如果没有巨大的网络点击量和创纪录的票房,或者像奥巴马夫妇这样的政治明星和Netflix这样的流媒体巨头的加持,纪录片进入不了大众视野。

当纸质媒体还盛行的时候,政治、经济新闻总是占据头版,体育放在最后,也能吸引眼球,而“文化”夹在中间偏后,寥寥几页,一副可有可无的神态,还经常和“娱乐”混在一起,让搞文化的人没脾气。

那么,纪录片是什么?它是否在电影艺术甚至在社会讨论中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美国工厂》或许能给我们一些启示。

纪录片导演赵琦说:纪录片是用时间来换取故事。

纪录片导演和他们拍摄的对象,面对的是开放的未来。在未知和未来面前,创作者放下身段,仔细聆听和体会,实事求是地观察和纪录,让故事在时间中自然生长,并通过创作者的慧眼和心灵,从日常生活中提炼出故事,这或许是纪录片最宝贵的特点。

电影导演张杨说,和剧情片不同,纪录片导演无法从一开始就给观众一个起承转合的逻辑。但有趣的是,生活本身的矛盾性和戏剧性,让导演在另一个层次上,找到某种起承转合的逻辑。纪录片的生命力就在于此,你是编不出来的。

《美国工厂》剧照

《美国工厂》两位导演说,在拍摄中,我们一直在学习,在摸索,来尝试理解眼前发生的事情。

有评论说《美国工厂》是“直接电影”或“观察式纪录片”,俗话讲摄影机是“墙壁上的苍蝇”。这种电影流派尽量不对现实进行干预,有一套理论体系和艺术标准。在《美国工厂》这部片子中,充分地展现出这个流派的优势。

然而不同导演的初心和人文关怀,境界还是非常不同的。纪录片说到底,拼的是导演的整体素养,是对社会的感知,而不光是理论素养和拍摄剪辑技巧。

同样是拍普通人,法国导演贝特朗(Yann Arthus-Bertrand)的纪录片就担得起《人类》这个名字,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的纪录片就担得起《中国》这个名字。

《美国工厂》这么好的选题是怎么找到的?纪录片导演陈为军说:“好的选题就在你身边50米内”。《美国工厂》两位导演拍摄自己身边发生的事情,长短两部片子分别获得圣丹斯大奖和奥斯卡提名。

纪录片导演李成才说:“我从事纪录片创作三十多年,目睹了国家的变迁,我用什么样的作品,来与中国的发展相匹配呢?”

《美国工厂》的两位导演,朱莉娅从业50年,拥有三个奥斯卡提名、两个圣丹斯大奖、一个艾美奖。她从来不拍名人,只拍普通人。她说:“普通劳动人民的故事、困境、和希望,与名人故事同样引人入胜”。由于她对当地平民的关心、对于世界的好奇、对于社会的贴近,让她完成了《美国工厂》这部作品。

《美国工厂》涉及到全球化、产业转移、文化冲突等众多宏大话题,在中外媒体和观众群中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导演对此的观点是什么?

如前文所述,导演不提供答案,而是抱着尊重的态度,尽可能把各方的观点,都放到影片中。

从福耀集团的角度来说,其初衷仅仅是想记录工厂的开业。但对于导演的独立创作诉求,曹德旺先生非常大度,给予最大限度的自由。影片播出后,代顿市的工会代表说,他们希望这个片子能让当地人看到。

科学哲学家卡尔·亨普尔说过,科学的功能是“解释”,人文的功能是“理解”。无论是《美国工厂》的两位导演,还是奥巴马总统,一直强调的关键词就是“理解”。生活并非黑白分明,而是连续的灰色。人也不是绝对地好坏分野,而是复杂多变的。纪录片导演感受这种细微的差别,通过影像,把现实的不同灰色呈现给观众。

奥巴马对导演们说:“尽管大家会有不同的意见,但如果能面对面地交谈,尽量去理解彼此的处境,就有可能找到共识。”米歇尔则说:“我喜欢本片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把不同的人群放在了一起,让他们讲述自己的故事。片子本身不提供观点,但却充满了力量。”

如果我们从《美国工厂》中看到了相互理解,并能运用到讨论和待人接物中,这个世界有可能会变得更好。

作者简介:肖龙,纪录片制片人。新鲜提案真实影像大会联合创始人,真实影像传媒顾问。

本文信息来源于Hollywood Reporter,Vox,New York Times,The Guardian,IndieWire、CBS News、奥巴马的个人推特、李米杰和张苡芊的个人微信号,以及Netflix、Sundance、Participant Media等官方网站综合。

未经正式授权严禁转载本文,侵权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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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意见】纪录片《美国工厂》:普通人的困境与希望,与名人故事同样引人入胜

奥巴马制片公司的首部作品,讲的是一个关于中国资本与美国工人的故事。

《美国工厂》剧照

作者 | 肖龙

《美国工厂》(American Factory)这部纪录片,带着“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的制片公司的首部作品”的光环,在Netflix这个视频流媒体平台的加持下,拍摄的又是中国人在美国“铁锈地带”开办工厂的事情,几乎就是流量神器。

绝大部分媒体关于本片的讨论,都聚焦于奥巴马夫妇新成立的“高地制片公司”(Higher Ground Productions),甚至全球化、中国投资美国这样的话题。笔者通过该片两位联合导演之一的李米杰女士,从中国纪录片人的角度,向《美国工厂》的两位导演,以及两位中国联合制片人发出了采访问题,得到的答复是,目前媒体的采访请求,都需要等待Netflix批复。

《美国工厂》剧照

Netflix对于自己作品的传播,严谨到了苛刻的地步,这是业内常识,再加上奥巴马的标签,于是访谈就变得无法预期了。

然而《美国工厂》已经播出,也有大量的影评和访谈。通过这些公开材料,笔者从一个纪录片从业者的角度来谈一下《美国工厂》。

美国俄亥俄州代顿市,曾经有好几家美国大型汽车制造厂。20世纪初,当地汽车厂陆续被关闭,转移到成本更为低廉的国家和地区。2008年12月,通用汽车公司关闭了代顿市的最后一个工厂,大量当地人失业,城市陷入萧条,沦为“铁锈地带”。

导演斯蒂夫(Steve Bognar)和朱莉娅(Julia Reichert)夫妇两人,就生活在代顿市旁边。2009年,夫妇俩拍摄通用汽车厂关闭的短片《最后一辆卡车:通用工厂的关闭》,获得奥斯卡最佳短片奖提名,并在HBO上播放。

2014年,中国的福耀集团,买下代顿市的通用汽车旧厂房,改造成玻璃厂,并招聘当地人上班,此事在当地引起很大反响。

作为纪录片导演,斯蒂夫和朱莉娅的灵感被触动了。随着几百个中国工人和管理者来到代顿市,他们如何适应美国生活?中国与美国的管理者和蓝领工人之间,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是有趣的故事。

恰好福耀玻璃想找一个团队,记录他们在美国的开厂过程。于是两位导演就开始了跟踪拍摄。

获取被拍摄者的信任是第一位的。导演首先告诉所有的被拍摄者,他们做的是独立纪录片,跟资方、管理层、工会完全无关。两位导演的住址,距离拍摄地开车仅有25分钟,经过频繁的来往和持续的拍摄,摄制组和被拍摄者逐渐建立了互信,甚至可以进入被拍摄者的家庭空间。

对此,曹德旺先生非常大度,并没有反对。相反,他给了拍摄团队自由出入的门禁卡。

《美国工厂》剧照

从2015年2月开始,到2017年12月结束拍摄,五位摄影师去拍摄了几百次,跟踪特定的人与场景,积累了1200个小时的素材。在拍摄中,他们时刻在问:“哪里有悬念和冲突?谁碰到麻烦了?什么原因?结果如何?”

由于拍摄环境极其嘈杂,挑杆式录音完全不管用,人物对白全部用领夹式麦克。

由于大部分工人做单调性重复工作,很容易走神。摄制组白天拍摄他们的工作状态,晚上就跟随他们回家做访谈,让他们回忆当天的所思所想。影片将被访者的独白,和他们的工作状态剪辑在一起,仿佛被拍摄者在工作中自言自语,观众能听到被拍摄者内心独白。

最初,导演想围绕着核心问题“所有人的努力都能成功吗?”来展开故事,更详细的则是“在美国传统产业地区,一个中国投资的工厂,2000个美国蓝领工人,300个中国管理者和培训者,所有人的努力都能成功吗?”

但随后他们发现,对于不同的人,“成功”的定义是不同的。

导演们认识到,没有所谓的“好人”和“坏人”之别。每个人都面临挑战和压力,为了各自不同的“成功”定义而努力。

两位导演说,优秀的纪录片导演,需要去理解并展现出被拍摄者的情感。在此片的创作过程中,他们最大的挑战,是去理解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思维。

创作团队加强了对中方人员的拍摄。由于不懂中文,导演邀请到了中国联合制片人张苡芊女士和李米杰女士加入团队。

在中方联合制片人的帮助下,创作团队还来到中国,拍摄福耀玻璃的年会。

《美国工厂》剧照

两位导演后来说,两位中方联合制片人,不仅在语言上、和中国人沟通上,而且在文化理解上,给与创作团队极大的帮助。

比如,美国人是在被肯定和被尊重的氛围中长大的,而中国来的师傅,很少夸奖他们,这让美国员工很不开心,认为没有受到尊重。然而中国师傅并非不尊重他们,而是不习惯夸奖。

比如,中国员工喜欢遵从师傅的命令,而美国员工喜欢师傅告知这么做的理由。

比如,中国员工为了更好的生活,愿意长时间加班。而美国员工则认为,工作不能过于影响生活。

不同的期望,对工作和生活的不同理解,导致了冲突。这些冲突,跟钱有关,也无关。

虽然影片的初衷,是两位导演对美国蓝领失业工人的同情,但导演最后决定,在《美国工厂》的剪辑中,他们不提供答案,而是抱着尊重的态度,尽可能把各方的观点,都放到影片中。

如果选择某一场景,他们要考虑,是否需要另一个场景来平衡?

导演说:这部影片就像《唐顿庄园》一样,观众既能看到贵族的观点,也能看到管家和佣人们的观点。

导演希望在这个越来越极端化的世界,让各方能相互理解对方的处境。

然而导演也说,一旦有了“我们”和“他们”的区别,有了“我们比他们更好”的优越感,达成共识的难度就加大了。

在影片的最后,工人的岗位逐渐被机器人所取代。在影片结尾处,镜头凝视着熙熙攘攘的美国工人的脸庞,以及同样熙熙攘攘的中国工人的脸庞。

项目开始时,两位导演只能自己辛苦筹集资金,坚持拍摄。后来获得了Participant Media关注和投资,才得以搭建专业团队。

这个Participant Media大有来头。它出品的电影《罗马》,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最佳导演和最佳摄影奖。最近几年的纪录片佳作《鲁斯·金斯伯格》《他们叫我马拉拉》《沉默之像》《不可忽视的真相》也都是它的作品。

《罗马》海报

在Participant Media的资助下,两位导演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第一次雇佣了剪辑师来建构故事。经过18个月的剪辑,《美国工厂》在2019年1月份获得了当年圣丹斯国际电影节最佳美国纪录片大奖提名,以及最佳导演奖。

在圣丹斯电影节上,Netflix的高管带着一位陌生人士和两位导演见面。这位陌生的人士自称是“高地制片公司”的高管。他说奥巴马先生看了此片,很有兴趣,希望能作为该片的出品方之一。

直到这个时候,两位导演还不知道,奥巴马和这个“高地制片公司”公司,以及Netflix是什么关系。实际上,“高地制片公司”是奥巴马夫妇和Netflix合作的制片公司,2018年5月份才刚刚成立。

2019年6月份,两位导演和奥巴马夫妇在华盛顿见了面。朱莉娅问奥巴马:“以您的身份和地位,为什么看上了这部片子呢”?

奥巴马回答说:“一个好的故事,能够让我们理解其他人的生活,能够帮助我们找到共识,这也是我和米歇尔创办的这家制片公司的初衷,也是让《美国工厂》成为这个公司首部影片的原因”。

米歇尔回答说:“我出自蓝领产业工人家庭,我能深刻地理解他们的处境”。

2019年8月21日,Netflix以28种语言播出《美国工厂》。

在中国,由于《舌尖上的中国》《22》,以及这次的《美国工厂》,让不少圈外人知道了纪录片。

如果没有巨大的网络点击量和创纪录的票房,或者像奥巴马夫妇这样的政治明星和Netflix这样的流媒体巨头的加持,纪录片进入不了大众视野。

当纸质媒体还盛行的时候,政治、经济新闻总是占据头版,体育放在最后,也能吸引眼球,而“文化”夹在中间偏后,寥寥几页,一副可有可无的神态,还经常和“娱乐”混在一起,让搞文化的人没脾气。

那么,纪录片是什么?它是否在电影艺术甚至在社会讨论中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美国工厂》或许能给我们一些启示。

纪录片导演赵琦说:纪录片是用时间来换取故事。

纪录片导演和他们拍摄的对象,面对的是开放的未来。在未知和未来面前,创作者放下身段,仔细聆听和体会,实事求是地观察和纪录,让故事在时间中自然生长,并通过创作者的慧眼和心灵,从日常生活中提炼出故事,这或许是纪录片最宝贵的特点。

电影导演张杨说,和剧情片不同,纪录片导演无法从一开始就给观众一个起承转合的逻辑。但有趣的是,生活本身的矛盾性和戏剧性,让导演在另一个层次上,找到某种起承转合的逻辑。纪录片的生命力就在于此,你是编不出来的。

《美国工厂》剧照

《美国工厂》两位导演说,在拍摄中,我们一直在学习,在摸索,来尝试理解眼前发生的事情。

有评论说《美国工厂》是“直接电影”或“观察式纪录片”,俗话讲摄影机是“墙壁上的苍蝇”。这种电影流派尽量不对现实进行干预,有一套理论体系和艺术标准。在《美国工厂》这部片子中,充分地展现出这个流派的优势。

然而不同导演的初心和人文关怀,境界还是非常不同的。纪录片说到底,拼的是导演的整体素养,是对社会的感知,而不光是理论素养和拍摄剪辑技巧。

同样是拍普通人,法国导演贝特朗(Yann Arthus-Bertrand)的纪录片就担得起《人类》这个名字,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的纪录片就担得起《中国》这个名字。

《美国工厂》这么好的选题是怎么找到的?纪录片导演陈为军说:“好的选题就在你身边50米内”。《美国工厂》两位导演拍摄自己身边发生的事情,长短两部片子分别获得圣丹斯大奖和奥斯卡提名。

纪录片导演李成才说:“我从事纪录片创作三十多年,目睹了国家的变迁,我用什么样的作品,来与中国的发展相匹配呢?”

《美国工厂》的两位导演,朱莉娅从业50年,拥有三个奥斯卡提名、两个圣丹斯大奖、一个艾美奖。她从来不拍名人,只拍普通人。她说:“普通劳动人民的故事、困境、和希望,与名人故事同样引人入胜”。由于她对当地平民的关心、对于世界的好奇、对于社会的贴近,让她完成了《美国工厂》这部作品。

《美国工厂》涉及到全球化、产业转移、文化冲突等众多宏大话题,在中外媒体和观众群中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导演对此的观点是什么?

如前文所述,导演不提供答案,而是抱着尊重的态度,尽可能把各方的观点,都放到影片中。

从福耀集团的角度来说,其初衷仅仅是想记录工厂的开业。但对于导演的独立创作诉求,曹德旺先生非常大度,给予最大限度的自由。影片播出后,代顿市的工会代表说,他们希望这个片子能让当地人看到。

科学哲学家卡尔·亨普尔说过,科学的功能是“解释”,人文的功能是“理解”。无论是《美国工厂》的两位导演,还是奥巴马总统,一直强调的关键词就是“理解”。生活并非黑白分明,而是连续的灰色。人也不是绝对地好坏分野,而是复杂多变的。纪录片导演感受这种细微的差别,通过影像,把现实的不同灰色呈现给观众。

奥巴马对导演们说:“尽管大家会有不同的意见,但如果能面对面地交谈,尽量去理解彼此的处境,就有可能找到共识。”米歇尔则说:“我喜欢本片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把不同的人群放在了一起,让他们讲述自己的故事。片子本身不提供观点,但却充满了力量。”

如果我们从《美国工厂》中看到了相互理解,并能运用到讨论和待人接物中,这个世界有可能会变得更好。

作者简介:肖龙,纪录片制片人。新鲜提案真实影像大会联合创始人,真实影像传媒顾问。

本文信息来源于Hollywood Reporter,Vox,New York Times,The Guardian,IndieWire、CBS News、奥巴马的个人推特、李米杰和张苡芊的个人微信号,以及Netflix、Sundance、Participant Media等官方网站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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