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必须要承认的是：波兰斯基（Roman Polanski）是可怕的。如果不考虑他本人在现实生活中受到的指控，《我控诉》（J’accuse）一片完全可以被当做一部客观的历史片来看待。影片重现了19世纪末法国著名的冤假错案德赖弗斯事件——一位军官被指控通敌叛国，由于他的犹太人身份，案件审判充满陷害。作家左拉为此发表了《我控诉》一文，公开指责军队在这个案件中的丑恶。

在这部历史影片里，波兰斯基表现出极大的冷静和克制，以至于让人觉得可怕。毕竟，他也是一个受到指控的犹太人。但却从未在影片里感受到创作者一丝一毫的愤慨。情感上对于人物的偏向与同情，全部都无声地写进了军人们稍显刻板的对话里，但却能一步一步地让观众站在被告者一边，相信未被伸张的正义。

从历史本身的角度来看，波兰斯基就像是一个颇有担当的创作者。电影本身并不能被要求具有教育作用，但一部具有历史意义的作品总是有价值的。《我控诉》把历史的背景、环境、人物和细节都一一展现出来，不使用过多的修辞，却能营造激昂的情绪。这是一种非常巧妙的书写方式，让不了解法国历史的观众，让遗忘了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历史的年轻人能够重新了解过往。波兰斯基用看似相当冷静和客观的视角无声无息地给历史创造了视角——虽然这部影片一点也不煽情，但观众愤慨的情绪却完全被煽动了起来。不得不说，这是一种狡黠。

当然，波兰斯基本来就很狡黠。但这些年的作品，那些作为非竞赛影片出现在戛纳和威尼斯的作品，都不曾表现出如此庄重的狡黠。它们更像是小聪明，是波兰斯基对人性带有偏颇的理解。有时诙谐，有时悬疑，但没什么力量。而《我控诉》则完全不同，它甚至表现出某种神圣的责任感。

但回过头来想，波兰斯基自己的指控还没有一个定论。如果他企图用《我控诉》来跟现实进行互文，为自己开脱，那便是利用社会资本进行的一场控诉。这会让《我控诉》本身的庄重显得邪恶。艺术家和作品是否可以剥离？历史关怀能否带有私心？

这样的问题很难得到明确的回答。不过在《我控诉》一片上，大可将它们剥离，因为创作者的情感很不突出，他的意图即使被忽略了，影片本身的观点也能自成一派。波兰斯基在其中表达了对司法制度的质疑，这种质疑可以适用于更广泛的范围，而不针对他个人，于是他就拥有了隐身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