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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商贩”年广久:靠卖瓜子,1976年就攒下1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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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商贩”年广久:靠卖瓜子,1976年就攒下100万

“人家都叫我傻子,但我一点都不傻,做生意,我最精。”年广久曾如此骄傲地评价自己。

文|华商韬略 高璇 伊然

坚果类食品在休闲零食市场中的地位与日俱增,一众年轻品牌博得了广泛关注。如此热闹的场面,让人不禁想起一个开山始祖式的“老字号”。

吴晓波在《激荡三十年》中有一段描述,“中国商业圈出没着这样一个族群:他们出身草莽,不无野蛮,性情漂移,坚韧而勇于博取。”

“傻子瓜子”的创始人年广久这是这一个族群的典型代表。

年广久1937年出生在安徽蚌埠的怀远县,9岁起就随着父亲在街头叫卖水果,不久后,父亲不幸病逝,他和母亲一起摆地摊养家。“利轻业重,事在人和”是父亲留给年广久的遗训。

年广久的水果摊,能让人“先尝后买”,不满意不要钱。不管客人说少了秤还是少找了钱,他都会二话不说地给补全……也是从那时起,年广久有了“傻子”的称号。说他傻,可他的回头客总比别家多,生意总比别家旺,赚的钱自然也比别家多。

“人家都叫我傻子,但我一点都不傻,做生意,我最精。”年广久曾如此骄傲地评价自己。

1963年,年广久因摆摊卖鱼被判“投机倒把罪”,在监狱里待了五个月。1966年,他又被冠上“牛鬼蛇神”的罪名,关了20多天后。三年两进监狱,换做别人,可能早就不敢再碰生意了,可年广久却似乎没受一点影响。

第二次出狱后没多久,年广久又做起了生意,这次,他改行炒起了瓜子。

带领年广久“出道”的,是一起摆摊的一位老师傅。手脚勤快,又爱学习,年广久很快出师,瓜子炒得又快又好,这也是他踏足炒货业的开始。

在计划经济时代,瓜子属于统购统销物资,人们凭票才能买上个一两斤。每天人们上下班的时候,给了年广久这样的小商贩提供了偷偷摸摸上场的机会。“那时不敢卖,只能偷偷卖,师傅讲,跟他们打游击战,他来我跑我躲,他走我摆。”

第一次卖瓜子,年广久很顺利,“1毛钱1包,一下子就卖完了。1块多的本钱,赚了3块5。”看到他比自己卖得还好,老师傅很是高兴。年广久的瓜子生意就这么在夹缝中越做越大,炒瓜子的锅也越换越大。那时,他每天晚上七八点钟开始炒瓜子,一直干到第二天早晨5点,日复一日,起早贪黑。

从1966年到1976年,年广久悄无声息地攒下了100万。“那时的100万抵得上现在的1个亿啊!”年广久曾不无自豪地说。

他不敢把钱存到银行,用牛皮纸把一打打的钱包好,埋在了自家院子里,连老婆都没告诉。当时有些看出端倪的人曾敲打年广久说,你胆子不小啊,他却不以为意。

1978年,个体经营受到鼓励,但谨慎观望是普遍态度。一向天不怕地不怕、性情粗犷的年广久却觉得:“养家糊口,横竖要做生意。”

改革开放之初,年广久盈利100万的事情自然引人侧目,而此时傻子瓜子的作坊闹出了一场波及全国的“雇工风波”。

那时,“七下八上”是一条铁律:只要雇工人数超过8个,经营者的身份便发生“根本改变”——由“小业主”变成“资本家”。

1979年,年广久的作坊里就有了12个雇工,这显然破了界。1980年,一份关于傻子瓜子问题的调查报告被交到了北京。动,还是不动,成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它决定着无数个私经营者的命运。“不要动,先放一放,看一看。”总设计师的表态,为个体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弥足珍贵的生存空间。

虽目不识丁,但年广久的嗅觉非常敏锐,当时他想,“国家这样的改革不容易,需要一批先锋,后面改革怎样搞,要看前面的先锋如何冲。我们是先锋队,只管往前冲就是了。”

1981年,年广久在芜湖市中心的十九道门巷口摆起了固定摊位。不久,他就幸运地遇到了他人生中另一位“贵人”,时任芜湖市副市长的赵文波。赵文波正在寻找个体经济的典型,“我来到了年广久的摊前,尝了尝他的瓜子,果然别具特色。……和我同去调研的《芜湖日报》的同志,就在报纸的显著位置发布了一条新闻,叫‘名不虚传的傻子瓜子’。”

一个月后,傻子瓜子的产量和营业额都翻了番。

瓜子经营者也开始不断涌现,年广久的瓜子销量受到了一定冲击。

怎么办?年广久想到了降价促销的办法,从2.4元/斤降到了1.76元/斤。

“那时候,生瓜子成本是1.5元左右,若一般小贩加上配料炒后1.76元卖,量少就亏本,对我就不一样。……你要是天天炒,质量好,卖得多,赚得就多,炒得少,赚得就少,我就是赚量的钱,一般人卖不到我这个量,他就竞争不过我。”规模优势和成本优势,年广久在彼时已经运用地炉火纯青。

傻子瓜子很快发展成了上百人的工厂,年广久建立了芜湖第一家私营企业,《光明日报》从1982年开始屡次对傻子瓜子进行报道,整个芜湖的炒货业也在它的带动下蓬勃前进。有报道称,“芜湖市瓜子的年产量由1981年左右的不到100万斤,短期内猛增到了3000万斤,占领了全国大部分市场。”

经历多次讨论和争议后,年广久选择了公私联营,但这反而为他日后的急剧转折埋下了引子。联营中最大的矛盾来自资金使用权,“公司的钱都是我赚来的,我却没有使用权。”

1985年,由于压了太多货,年广久学起了当时风靡大街小巷的有奖销售。活动刚开始没多久,一纸禁令就令沸腾的市场变成了一块坚冰——“全国有奖销售活动,因有人趁机提价、推销残次商品、欺骗顾客、扰乱市场,因此一律废止。”年广久懵了,傻子瓜子也元气大伤。资金无法回笼,最终亏损达63万元。由于公司的财务问题频现,年广久被举报贪污。

1989年8月,检察院以挪用公款、贪污罪将年广久逮捕,而后矛头指向了年广久的个人作风有问题。1991年5月,年广久被以流氓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30个月后无罪释放。

而在年广久和傻子瓜子错过的那些年里,全国和外来的瓜子品牌纷纷崛起,它们引入新技术、布局现代企业经营管理,遍布大小超市。

大背头、金戒指,耄耋之年的年广久依旧保持着这个数十年如一日的造型。他常说“我觉得,我还没老,傻子永远没过去,我要是大干,谁也干不过我”。

2018年,81岁高龄的年广久入选改革开放40年百名杰出民营企业家名单。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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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商贩”年广久:靠卖瓜子,1976年就攒下100万

“人家都叫我傻子,但我一点都不傻,做生意,我最精。”年广久曾如此骄傲地评价自己。

文|华商韬略 高璇 伊然

坚果类食品在休闲零食市场中的地位与日俱增,一众年轻品牌博得了广泛关注。如此热闹的场面,让人不禁想起一个开山始祖式的“老字号”。

吴晓波在《激荡三十年》中有一段描述,“中国商业圈出没着这样一个族群:他们出身草莽,不无野蛮,性情漂移,坚韧而勇于博取。”

“傻子瓜子”的创始人年广久这是这一个族群的典型代表。

年广久1937年出生在安徽蚌埠的怀远县,9岁起就随着父亲在街头叫卖水果,不久后,父亲不幸病逝,他和母亲一起摆地摊养家。“利轻业重,事在人和”是父亲留给年广久的遗训。

年广久的水果摊,能让人“先尝后买”,不满意不要钱。不管客人说少了秤还是少找了钱,他都会二话不说地给补全……也是从那时起,年广久有了“傻子”的称号。说他傻,可他的回头客总比别家多,生意总比别家旺,赚的钱自然也比别家多。

“人家都叫我傻子,但我一点都不傻,做生意,我最精。”年广久曾如此骄傲地评价自己。

1963年,年广久因摆摊卖鱼被判“投机倒把罪”,在监狱里待了五个月。1966年,他又被冠上“牛鬼蛇神”的罪名,关了20多天后。三年两进监狱,换做别人,可能早就不敢再碰生意了,可年广久却似乎没受一点影响。

第二次出狱后没多久,年广久又做起了生意,这次,他改行炒起了瓜子。

带领年广久“出道”的,是一起摆摊的一位老师傅。手脚勤快,又爱学习,年广久很快出师,瓜子炒得又快又好,这也是他踏足炒货业的开始。

在计划经济时代,瓜子属于统购统销物资,人们凭票才能买上个一两斤。每天人们上下班的时候,给了年广久这样的小商贩提供了偷偷摸摸上场的机会。“那时不敢卖,只能偷偷卖,师傅讲,跟他们打游击战,他来我跑我躲,他走我摆。”

第一次卖瓜子,年广久很顺利,“1毛钱1包,一下子就卖完了。1块多的本钱,赚了3块5。”看到他比自己卖得还好,老师傅很是高兴。年广久的瓜子生意就这么在夹缝中越做越大,炒瓜子的锅也越换越大。那时,他每天晚上七八点钟开始炒瓜子,一直干到第二天早晨5点,日复一日,起早贪黑。

从1966年到1976年,年广久悄无声息地攒下了100万。“那时的100万抵得上现在的1个亿啊!”年广久曾不无自豪地说。

他不敢把钱存到银行,用牛皮纸把一打打的钱包好,埋在了自家院子里,连老婆都没告诉。当时有些看出端倪的人曾敲打年广久说,你胆子不小啊,他却不以为意。

1978年,个体经营受到鼓励,但谨慎观望是普遍态度。一向天不怕地不怕、性情粗犷的年广久却觉得:“养家糊口,横竖要做生意。”

改革开放之初,年广久盈利100万的事情自然引人侧目,而此时傻子瓜子的作坊闹出了一场波及全国的“雇工风波”。

那时,“七下八上”是一条铁律:只要雇工人数超过8个,经营者的身份便发生“根本改变”——由“小业主”变成“资本家”。

1979年,年广久的作坊里就有了12个雇工,这显然破了界。1980年,一份关于傻子瓜子问题的调查报告被交到了北京。动,还是不动,成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它决定着无数个私经营者的命运。“不要动,先放一放,看一看。”总设计师的表态,为个体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弥足珍贵的生存空间。

虽目不识丁,但年广久的嗅觉非常敏锐,当时他想,“国家这样的改革不容易,需要一批先锋,后面改革怎样搞,要看前面的先锋如何冲。我们是先锋队,只管往前冲就是了。”

1981年,年广久在芜湖市中心的十九道门巷口摆起了固定摊位。不久,他就幸运地遇到了他人生中另一位“贵人”,时任芜湖市副市长的赵文波。赵文波正在寻找个体经济的典型,“我来到了年广久的摊前,尝了尝他的瓜子,果然别具特色。……和我同去调研的《芜湖日报》的同志,就在报纸的显著位置发布了一条新闻,叫‘名不虚传的傻子瓜子’。”

一个月后,傻子瓜子的产量和营业额都翻了番。

瓜子经营者也开始不断涌现,年广久的瓜子销量受到了一定冲击。

怎么办?年广久想到了降价促销的办法,从2.4元/斤降到了1.76元/斤。

“那时候,生瓜子成本是1.5元左右,若一般小贩加上配料炒后1.76元卖,量少就亏本,对我就不一样。……你要是天天炒,质量好,卖得多,赚得就多,炒得少,赚得就少,我就是赚量的钱,一般人卖不到我这个量,他就竞争不过我。”规模优势和成本优势,年广久在彼时已经运用地炉火纯青。

傻子瓜子很快发展成了上百人的工厂,年广久建立了芜湖第一家私营企业,《光明日报》从1982年开始屡次对傻子瓜子进行报道,整个芜湖的炒货业也在它的带动下蓬勃前进。有报道称,“芜湖市瓜子的年产量由1981年左右的不到100万斤,短期内猛增到了3000万斤,占领了全国大部分市场。”

经历多次讨论和争议后,年广久选择了公私联营,但这反而为他日后的急剧转折埋下了引子。联营中最大的矛盾来自资金使用权,“公司的钱都是我赚来的,我却没有使用权。”

1985年,由于压了太多货,年广久学起了当时风靡大街小巷的有奖销售。活动刚开始没多久,一纸禁令就令沸腾的市场变成了一块坚冰——“全国有奖销售活动,因有人趁机提价、推销残次商品、欺骗顾客、扰乱市场,因此一律废止。”年广久懵了,傻子瓜子也元气大伤。资金无法回笼,最终亏损达63万元。由于公司的财务问题频现,年广久被举报贪污。

1989年8月,检察院以挪用公款、贪污罪将年广久逮捕,而后矛头指向了年广久的个人作风有问题。1991年5月,年广久被以流氓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30个月后无罪释放。

而在年广久和傻子瓜子错过的那些年里,全国和外来的瓜子品牌纷纷崛起,它们引入新技术、布局现代企业经营管理,遍布大小超市。

大背头、金戒指,耄耋之年的年广久依旧保持着这个数十年如一日的造型。他常说“我觉得,我还没老,傻子永远没过去,我要是大干,谁也干不过我”。

2018年,81岁高龄的年广久入选改革开放40年百名杰出民营企业家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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