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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硅谷梦碎20年

今日之香港,亟需打破的不仅有高昂的房价,还有陈旧的思维。

文|正解局

一切问题都是经济问题。

众所周知,香港经济的主要病症是被房地产绑架,脱实向虚,制造业日渐空心化。

其实,1998年,香港一度尝试发展科技产业,最终以失败告终。

这就是“数码港”计划。

1.缘起:金融风暴后的自我救赎

1997年,扛过亚洲金融风暴后,香港反思产业发展,最终形成“从以加工、贸易为主向以高科技提供高增值服务为主转变”的共识。

1998年,时任特首董建华在施政报告中率先提出——

香港“要成为在发展及应用资讯科技方面的全球首要城市,尤其是在电子商业和软件发展上处于领导地位”。

就在全港呼唤高科技之时,李嘉诚次子李泽楷站了出来。李泽楷毕业于斯坦福大学,对硅谷非常熟悉。参考斯坦福与硅谷的关系,李泽楷认为香港大学附近的薄扶林最有条件复制硅谷的成功经验,因此提出了打造“香港硅谷”的建议。

(香港大学与数码港)

这就是数码港计划。

香港特区政府与李泽楷一拍即合。1998年3月,数码港计划公布。随即,惠普、IBM、甲骨文、雅虎等8家国际著名公司签了意向书,有意入驻。一个月后,意向企业增加至34家。5月初,香港时任财政司司长曾荫权访问北欧4国,包括爱立信、诺基亚也对数码港表示了极大的兴趣。

数码港有意成为第二个硅谷,并非遥不可及。

从行业趋势看,信息科技产业革命刚刚兴起,纳斯达克成就了一批美国科技公司。不过,今天声名显赫的互联网巨头还都在初创期,这也意味着,香港还有机会。

香港的自身条件也有优势。作为全球金融中心之一,香港资金充沛。香港的开放,又能够吸引内地乃至全球顶尖的人才资源。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都是世界一流大学,能够为科技产业提供科研支撑。

(2019年QS世界大学排名)

更为难得的是,数码港规划设计颇为超前,第一期工程包括8座朝向各异的楼宇,以玻璃长龙贯通流动,可使数码港内人员快捷到达任何一个地方——

具有先进的光纤网络,以及与全球联络的高速宽频通讯设备,高水准的办公条件和住宅单位,以满足国际顶尖资讯服务公司的要求。

建立多媒体实验室、供电脑图形设计用的高速电脑、多媒体器材及影音工作室等设施,可让租用数码港的100多间中小型公司共同使用。

建立与资讯服务有关的文教、娱乐和零售设施,并使公众也可受惠。

仅互联网产业极为依赖的网络频宽,数码港的设计可以从容应付未来25年数码科技的发展。

(数码港网络设备)

数码港当时的硬件条件,绝非内地可比。

1980年代,香港制造业逐渐向珠三角地区转移。

如果香港以建设数码港为契机,成为世界科技中心,现在的香港又是另一个模样。

2.结局:默默无闻

时至今日,距数码港计划的倡议,已经过去了20年。

数码港发展得怎么样?

数码港2017/18年报显示,数码港社群的初创企业超过1000家。企业看起来不少,却没有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力。

这与香港高科技产业给人以“默默无闻”的印象是一致的。

香港的产业结构,也在佐证这一事实。

数据显示,金融服务、贸易及物流、旅游、专业服务及工商业支援服务占比超过95%,高科技产业微乎其微。

(香港四大主要行业增加价值占本地生产总值情况)

反观新加坡,人口、GDP与香港接近,高科技产业却非常发达,制造业实力强劲。仅半导体产业,相关的企业多达数百家,具有较为完整的上下游产业链。

另一个观察的维度是富豪榜。福布斯2019年中国香港富豪榜,前10强是清一色的地产商。

(福布斯2019年中国香港富豪榜)

唯一的例外是排名第8的蔡崇信,有意思的是,蔡崇信之所以能上榜,是因为加入了阿里巴巴。

再看中国内地富豪榜,虽然地产商也不少,但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科技富豪挤进榜单。

(福布斯2018年中国内地富豪榜)

从结果上看,香港的数码港以及高科技产业是失败的。

3.原因一:备受争议的地产化操作

香港数码港失败的原因,颇为复杂。

很多人认为,数码港之所以失败,是因为香港特区政府以划拨的方式将土地批给李泽楷的电讯盈科,后者拿到土地后,做起了房地产的生意,最终导致数码港沦为一个房地产项目。

真相是否如此?我们要先看原因,再看结果。

特区政府划拨土地,实为无可奈何。1997年,政府虽然扛住了金融风暴,却也元气大伤,财政预算出现赤字,掏钱建数码港已是捉襟见肘。

特区政府想借助市场力量,先后向50多家外国和本土科技公司伸出橄榄枝,却无一回应。

此时,电讯盈科提出了一个方案。政府提供土地和一般性的基础设施,楼宇及其他基础设施全部由电讯盈科负责。

电讯盈科当然不是“活雷锋”,而是通过出售住宅获取收益,与政府按比例分成。

这个方案与我们今天常见的商业体搭配住宅的形式极其类似。建数码港不赚钱,搭配住宅让企业回本,才能调动企业的积极性。

以历史的眼光看,特区政府与电讯盈科的合作确实是最为现实的选择。

遗憾的是,项目启动后,却让人大跌眼镜。

先是规划为之一变。发展比率、地积比、发展密度、楼宇高度上限都远远超过原有的规划上限,70%建成了住宅,高科技项目变成了房地产项目。

(数码港与豪宅贝加湾)

后是李泽楷展现了高超的财技。在数码港的概念炒作下,盈科借壳得信佳公司上市,股价暴涨,市值由原来的3.14亿元猛增至1040亿元,创下了香港股市个股市值单日升幅和现价比净资产倍数的两项记录,写下了香港“科技股”的神话。

这里的“科技股”之所以要打双引号,是因为彼时的盈科,还没有实质盈利,空有科技股之名。

股市上攫取的暴利,让李泽楷尝到赚快钱的甜头。实际上,李泽楷正是把香港数码港的长期规划变成了对科技公司的短期投资行为。

互联网泡沫破灭后,香港财团对互联网失去信心,无论是私有化退市还是科技业务转型,资本不再围着互联网创业者转。

一个生动的案例是投资腾讯。1999年,李泽楷投资110万美元占腾讯20%的股份。2年后,就因遭遇互联网泡沫破灭,提前撤出。当时虽然拿回了11倍的投资,但如果以今天腾讯的市值估算,价值800亿美元。

(腾讯最新市值)

短期投资既让李泽楷赚了大钱,也让其丧失了赚更大钱的机会。

4.原因二:缺失的创新生态

尽管数码港变成了一个房地产项目,但终归是建起来了。为什么还是没有发展起来呢?

(数码港地图)

深层次原因是,香港有资金、人才、科技等创新资源,却没有创新生态。

2017年,马化腾在香港出席某活动时就直言——

在科技创新方面,总是觉得(香港)差那么一点。为什么会这样?我想可能有几个原因。第一,希望政府在政策方面的扶持力度还是要加大……坦白说,香港政府过去扶持科技的力度太弱了,仍然不够。

不妨先看一下科研投入。

2015年,香港特区政府在科研方面分配的财政预算为180亿港元(23亿美元),占GDP的0.76%,深圳在科研方面的财政预算达730亿元(100亿美元),占GDP的3.4%。同期,中国台北与韩国的科研支出分别占GDP的3%和4.2%。

香港风险融资市场同样令人沮丧。

2015年,香港科技领域融资额为2.66亿美元,仅为新加坡的1/3。据研究公司PitchBook报告。2016年上半年,香港科技产业公司仅完成10笔交易,而同期新加坡完成37笔交易,内地完成503笔交易。

(数码港加速器支援计划)

数码港推出的“加速器支援计划”,成立的投资创业基金只有区区2亿港元,对创业者来说实在是“杯水车薪”。

此外,香港的科技创新脱离产业发展核心。

香港顶尖大学颇多,每年在智能控制、新材料、生物科技等领域都有大量的研究成果,却很难进行市场转化。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郭海城在十余年前发明了微型显示器。由于在香港融资失败,他不得不将该技术卖给台湾半导体开发商奇景光电。这家公司后来将该项发明成功应用于谷歌眼镜的生产。

另一个案例是大疆创新。大疆的创始人汪滔在香港科技大学学习期间就开始了遥控直升机课题的研究。

但由于缺少香港特区政府及风险资金的支持,汪滔最终于2006年选择在深圳创办公司,最终成就了全球最大的民用无人机企业。

5.启示:贵在人和

数码港之后,香港又提出了“矽港”计划。

与数码港不同,这个计划获得台湾企业家张汝京的明确支持。张汝京被誉为“半导体教父”,当时刚从台积电出来,有意在香港建设芯片厂。

以张汝京的号召力,一旦建成,必将带动上下游产业链,香港有可能成为重要的芯片制造基地。

香港人却以“来炒楼、炒地皮”为由,赶走了张汝京。结果,这位台湾企业家到上海创办了中芯国际,如今是中国最大、世界第五的芯片制造商。

再后来,香港特区政府又双叒提出了“中药港”、”生物谷“计划,又双叒叕无疾而终。

正如上文分析,香港有天时,有地利,为何接连错过了互联网、半导体、生物医药等风口?

高房价是香港经济的主要病症,却不是病根。1997年,特区政府力推“八万五”政策,计划每年增加“八万五千套住房”争取10年内能够让香港7成人士拥有住房,增加供给抑制房价,却因为民意反对而取消。

一城之兴盛,一事之功毕,在天时,在地利,更在人和。

今日之香港,亟需打破的不仅有高昂的房价,还有陈旧的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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